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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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我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

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我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

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我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

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中国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方法等问题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综合性研究。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研究是指对中国整个历史时期的蝗灾与治蝗问题进行纵向研究的工作，其内容丰富，角度多样。昆虫学学者、生物学学者的综合性研究有：周尧《中国昆虫学史》(天则出版社，1988年第2版)一书从古代文献中整理出古人对蝗虫问题的认识，并附表统计了历代蝗灾的史实。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也有相关的论述，其中关于一些古籍的考证和辨伪，自成一家之言。

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主要有：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以《二十五史》中的蝗灾记录为研究主体，统计出各朝的蝗灾发生次数，论述了蝗灾为祸的特征与危害。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对文献材料进行细致的归类分析，并绘有多种图表来论证蝗蝻、蝗灾的高峰期在农历六月至八月之间，旱灾与蝗灾的发生密切相关，总结出蝗虫的迁飞是由山东、河南、淮北等地北上或南下。作者以史为本，在研究中结合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方法等，这正是80年代以来学者在灾害学研究上进入一个综合、全面研究阶段的反映。倪根金《历代蝗灾及治蝗述要》(《历史教学》1998年第6期)，利用正史、农书、笔记等资料，论述了中国古代蝗灾危害、治蝗思想及其措施，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宋正海主编的系列丛书之《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十八章“蝗灾”，主要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出历史上蝗灾的4个高峰期。同时，根据蝗灾发生地域、持续时间、破坏程度、规模、死伤人数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划分出强弱不同的五个蝗灾等级。游修龄《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寻根》2002年第4期)根据周尧的研究成果，对历代蝗灾记录重新统计。文章还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上先进的治蝗法。施和金《论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其社会影响》(《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绘制了元明清三代中国蝗灾地域分布表，认为这三代主要的蝗灾集中在河北、山东、河南，其次是江苏、安徽、湖北，再次是山西、陕西。

同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论述农业自然灾害的书籍或文章，这些成果多站在较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水、旱、蝗、虫、地震、雹等灾害的发生规律、特征及成灾的自然环境因素，有些则是对备荒救灾措施的介绍。如袁林著有《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并发表过系列文章探讨西北五省的主要自然灾害问题。此外，周致元、张波、陈关龙、高帆、施由民、宋湛庆、闵宗殿、陈业新等人对农业自然灾害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断代与区域研究。对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进行断代和区域研究是近年的研究趋势，学者们尝试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某一地区内蝗灾发生情况、影响蝗灾发生的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先秦时期的蝗灾问题由于相关材料比较缺乏，因此研究成果不多见。范毓周《殷代的蝗灾》(《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一文，通过卜辞的研究，认为我国最早的蝗灾记录较之《春秋》所记要早五、六个世纪，并涉及先秦时期人民对蝗虫、蝗灾的认识与防治的情况。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通过对甲骨卜辞上文字的推敲和对其内容的考证，对“蝗”字、类似“蝗”的字及这些文字字形的演变作了阐述，认为我国古代防治病害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甲骨文时代。

讨论两汉时期蝗灾问题的文章有：官德祥《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和张文华《汉代蝗灾论略》(《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官文体现了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总结出两汉蝗灾发生范围，并提出在分析汉代蝗灾史料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文中特别强调了水灾与蝗灾的相关性，并评述了汉人在蝗灾发生原因认识上的两种对立思想：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灾异谴告说与王充为代表的反对说。另有陈业新《两汉时期蝗灾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学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等文章。

唐宋元时期蝗灾问题的研究有：张剑光、邹国慰《唐代的蝗害及其防治》(《南都学坛》1997年第1期)对唐代的蝗灾发生与治蝗措施作了介绍。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光明日报》2000年7月14日)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改变了物种之间的平衡，蝗虫的天敌受到损害，因而致使蝗虫成灾，颇有新意。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重点探讨了唐代蝗灾的社会影响，认为蝗灾救治的好坏成败与国家政权的强弱兴衰有密切联系，进而指出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去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会更确切、全面。台湾地区叶鸿洒《北宋的虫灾与处理政策演变之探索》(《淡江史学》第13期，1991年10月)认为，北宋是一个蝗灾分布范围广且蝗虫出现频率高的时期，北宋政府治蝗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以务实的态度积极治蝗，颁布了许多除蝗诏令，因此取得了不斐成绩。关于元代的蝗灾研究，有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规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和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两者都选择元代1238—1368年华北地区的蝗灾作为研究点，前者分析其时空分布及群发性，认为元代蝗灾发生具有周期性，大蝗灾表现出11年左右周期，特大蝗灾期表现出60年左右周期，这种周期性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后者进而探讨了蝗灾的时聚性，即蝗灾在一定时段内集中发生的特点。再次重申蝗灾发生具有周期性，并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联的观点。与此持相近观点的是宋正海主编的系列丛书之《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十二章“宋元时期蝗灾多发期和太阳黑子活动”，大量运用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宋史·五行志》和《元史·五行志》的相关材料，计算出宋元时期的蝗灾大发生年与太阳黑子磁周期的相关性。书中对宋元时山东地区的蝗灾进行统计，认为该省蝗灾发生有着明显的多发性，与太阳黑子11年活动周期有关。李迪《元代防治蝗灾的措施》(《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1998年第3期)指出元代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指导思想是历代王朝中表现最突出的，并认为元代所建立的由下而上、层层负责的除蝗机构是管理上一个的创举。周峰《金代的蝗灾》(《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对金代蝗灾的特点及其防治作了简要介绍，根据作者的统计，金代120年间大蝗灾发生20次，平均每六年一次。

明清时期的蝗灾问题，由于材料保存较全，因此备受关注。王均《明代蝗灾的研究与制图》(宋正海等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研究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4年)，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探讨了明代蝗灾发生的生态背景、时空分布和防蝗救灾措施，并绘出不同等级的蝗灾分布图表，探讨编制宏观性的明代全国蝗灾图、单次特大蝗灾分布图、分时段或分地区的蝗灾统计地图等三类蝗灾地图的方法与作用。满志敏《明崇祯后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探讨》(《历史地理》第6辑)是典型的个案研究，作者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现代地理空间技术、自然科学的方法再现明崇祯大蝗灾的原貌，同时运用“耗散结构”、“侵变”、“负熵”等概念，探讨由于气候、环境的原因而形成的蝗虫的迁飞特点与蝗灾的扩散模式。台湾地区蒋武雄《明代之蝗灾与治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9年第22卷第3期)对有明一代的蝗灾及捕蝗之法多有论述。马万明《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也谈及明清蝗灾的空间分布情况，重点是对明清治蝗措施进行全面详细论述。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探讨了在面临蝗灾时，清代政府的控制体系，国家与乡村在灭蝗过程中的关系以及治蝗政策的变迁。指出清代的捕蝗体制是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负责制。文中的诸多论断都将推动学者对国家在除蝗问题上所实行的管理机制的深入研究。李文海等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有“飞蝗七载”一节，对清朝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有全面介绍与分析。

相形之下，专门就某一地区的蝗灾状况作研究的成果较少。杨定《古代广西的蝗虫》(《广西植保》1993年第1期)列表显示古代广西蝗灾史实及相对应的气象情况，以此说明天气状况与蝗灾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史料反映的广西蝗灾平均23年一次的结论有疑问，认为广西的螟灾记录不多见，其原因之一是史书所载出现了螟蝗误写的情况，为此作者还列有“古代广西螟虫发生统计”、“古代广西害虫及有害生物记载及比较”等表来论证。尹钧科、于德源、吴文涛《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对北京历代的自然灾害进行综述，关于蝗灾部分多根据正史、实录、自然灾害资料汇编及有关方志的记载，对北京的蝗灾史有比较清晰的介绍，并对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及各朝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探讨。由于蝗虫的生态习性，尤其对温度和湿度的适应性，因而蝗灾资料具有气候上的指示意义。张德二、陈永林《由我国历史飞蝗北界记录得到的古气候推断》(《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据此利用我国古代有关飞蝗的文献记录，整理出近1000年来飞蝗北界变动的资料，推断出飞蝗发生在我国北纬41°以北地区时的气温条件，并进而推断出古气候。该文有助于了解我国蝗灾发生的北界。另外，陈永林、张德二的《西藏飞蝗发生动态的历史例证及其猖獗的预测》(EntomologiaSinica，1999年第2期)利用西藏历史档案材料，对西藏蝗灾发生的时间、地域分布、海拔高度、发生的间歇性规律进行探索，得出蝗灾发生时段、频率的一些认识。作者对西藏蝗灾的介绍是对我国蝗灾发生范围认识上的一个补充。此外还有倪根金《广东历史上的蝗灾》(《广州农村》1997年第5期)等文章。

治蝗技术与禳蝗研究。古人在处理蝗虫灾害的问题上存在着积极除蝗与“以德去蝗”的两种相异的做法，现代学者们一直都努力全面整理和研究古人的成功经验，以求对现代治蝗工作有所帮助。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少相关的专题论文。梁家勉、彭世奖《我国古代防治农业害虫的知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将古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治虫方法分为五大类：人工防除、农业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除、物理防治，并对这些方法的技术操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彭世奖《中国历史上的治蝗斗争》(《农史研究》1983年第3辑)，肯定了历代政府为治蝗而颁布的政令和采取的措施。文末所附的“历代治蝗纪要”一表对史籍上所载的古代官民在蝗虫认识与治蝗问题上的重要活动作了记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胡淼<(赣榆县志)记载的蝗虫天敌》(《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介绍了几种蝗虫的天敌。另有陈永林《我国是怎样控制蝗害的》(《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章。

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古代的蝗灾巫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深刻论证了观念上的错误认识是导致我国古代治蝗不力的一个因素。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民俗学角度，对各地驱蝗神的来历与演变进行研究，并从中分析中国古代蝗灾的分布情况。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一书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之五“八蜡庙之例”专门就祭祀蝗虫的庙——八蜡庙作了介绍，作者通过查阅3000多种方志及亲身对各地八蜡庙的走访，绘制了“蝗神庙之分布”图，从中得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与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数量成正比的结论。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一书中“八蜡庙及刘猛将军庙之例”一节对刘猛神的来历及其在民间杂神的地位作了介绍。作者对陈正祥关于中国福建等四省没有驱蝗神庙的论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南方有蝗灾的发生，并且也有一些具有驱蝗性质的神庙如广西省的三皇庙、刘猛庙、梁祝庙等。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一文利用方志材料，对江西省主要是赣北地区的刘猛将军庙的分布、功能、建置时间及同一时期的蝗灾发生情况进行了介绍。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论述了清代山东重要的驱蝗神刘猛将军、八蜡神、金姑娘娘、沂山庙、东平王神等几种驱蝗神的来历及演变，对清代山东各地不同的信仰转变多有论述。另有，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流变初探》(《民俗论丛》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的来历和流变》(《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第5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吴滔、周中建《刘猛将军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等也探讨了各地驱蝗神信仰，并谈及蝗神庙与蝗灾的关系。

古代治蝗书的研究。治蝗类古农书积累了古人治蝗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历史遗产。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故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面世。如前文提及的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一书，详尽介绍了古代多种治蝗类农书。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的评介》(《广东图书学刊》1982年第3期)，对宋以后的捕蝗专书或古农书中的治蝗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重点对清代的治蝗专书进行分类介绍与评介。作者在文末绘制的“治蝗类农书一览表”介绍了29本治蝗著作，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曹建强《漫谈治蝗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及肖克之《治蝗古籍版本说》(《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治蝗古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各种版本作了介绍与评介。另外在除害救荒类的著作中大都有对治蝗类古农书的简略介绍。

具体深入考证或研究某一治蝗书的论文有：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一文特别介绍了养鸭治蝗的经验和实际运用情况。明代徐光启的《除蝗疏》是极著名的治蝗历史文献，邹树文《论徐光启〈除蝗疏〉》(《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6期)一文，对它的来历与内容、独创之处、卓越贡献及缺陷，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并对由此疏派生出的清代各种捕蝗手册作了系统介绍。王永厚《徐光启的〈除蝗疏〉》(《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也谈及《除蝗疏》的实用价值。彭世奖《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及《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续补》(《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通过史料分析并对比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献，得出蒲氏一书系后人以钱炘和《捕蝗要诀》为主体改撰而成的伪书，并考证出该书的原型是清代道光十六年杨米人的《捕蝗要诀》。刘如仲《我国现存最早的李源〈捕蝗图册〉》(《中国农史》1986年第3期)介绍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捕蝗图册，并将李源的与清代杨米人、钱炘和、陈崇砥所著的三种捕蝗图册作对比论述。

蝗灾史料的收集与整理。20世纪80年代后，史料收集工作取得新的进展。闵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一文，作者通检了100册《明实录》，对《明史·五行志》中的蝗灾记录作了补充与校正，从中统计出137次之多，较之《明史》中的记录多了一倍。西藏历史档案馆、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译的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灾异志——一雹霜虫灾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三部分“虫灾”收录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西藏地区有关蝗灾及治蝗档案资料40件，从中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西藏地区的蝗灾发生频率、治蝗思想和治蝗技术。

1980年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十几种自然灾害资料汇编，都或多或少包含有蝗史资料。其中全国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写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它采用汉至元代的正史材料、明清实录等资料，统计出385个年份发生过蝗灾。该书与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相比，各有特点，可相互补充，对比使用。但两者对实录中的材料整理的不够全面，而且对有些材料的利用还需要核实。宋正海等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有自己的特色，主要从地方志和正史等文献中搜集，统计出334个年份的蝗灾记录，但记录的材料也不甚详细与全面。类似的还有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7年)、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孟昭华编著《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一书，论述各朝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罗列了具体的灾害史料，该书的重点是阐述各朝具体的救荒措施，史料丰富且集中。这也是了解中国蝗灾发生状况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地方性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资料室编《广西壮族自治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9年)、赵传集主编《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1980年)、贵州图书馆编《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湖南省气象局气候资料室编写发行的《湖南省气候灾害史料(公元前611年—公元1949年)》(1982年)、河南省水文总站编写的《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包括旱、涝、蝗、风、雹、霜、大雪、寒、暑)》(1982年)、山西文史研究馆编印的《山西省近四百年自然灾害分县统计》(1983年油印本)、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写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年)、河北省沧州地区植物保护站编《河北历代蝗灾志》(1985年)、张杰主编《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对广东省主要的方志材料进行整理，统计出100多个年份的蝗灾记录，是论证华南地区蝗灾发生的有力材料，同时附录一“广西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史料·虫灾纪录”和附录二“福建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史料·虫灾纪录”，分别收录桂闽两地的蝗灾史料。此修订本比20世纪60年代内部出版本增补了几十万字史料。这些载有蝗灾的史料集也存在遗漏，有些可能还存在错误，引用时须加注意。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蝗灾的成因及发生特征、治蝗措施的总结等方面作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为把中国灾害科学推向新阶段准备了条件。但是，中国蝗史与治蝗史作为一个专门性的研究工作来说，却没有出现一本全面、深入、系统的专著，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因此，把蝗灾和治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完成一部中国蝗灾与治蝗通史，应该是蝗史研究者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在以后的研究中尤应关注如下几个方面：1．加强对历代蝗灾史料的整理、统计，充分利用方志、实录、档案等各种历史文献，对一省一朝的蝗灾进行统计并分析其规律。而且应该对蝗灾灾情进行等级量化的研究，形成一个普遍能接受的度量标准，以便对蝗灾进行归类研究或对比研究；2．加强多角度分析，尤其是从生态破坏的角度去考察蝗灾发生与加剧的综合因素，对历代治蝗思想、政策及组织演变进行系统、深刻的研究，形成中国蝗灾与治蝗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3．加强对古代治蝗著作的校释、整理，对其中的精华内容进行资料汇编；4．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是加强对古代各项治蝗技术的技术源流，技术操作，技术使用的合理性、科学性的阐述，便于继承与发扬古代行之有效的治蝗法。如能对以上所做资料汇编利用信息技术制成光盘或是实现网络检索，也是学者们非常期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