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税征课问题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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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税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正确认识汉代的田税，这对我们研究封建剥削和整个封建生产关系的源流变化，至为重要。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汉代，其田税大别之可分为"田租"、田租"附加税"和假税三项。本文不拟对汉代的田税制度做全面论述，仅就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做一历史考察。不妥之处，请同仁们指正!

一、轻田租和文帝十余年不收民租问题

"田租"，这是土地所有者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地税。汉代的田租之轻，古人早有评论。东汉的苟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说："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荀悦和周密的话，并非虚言。史实证明，自汉政权建立后，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其田税政策确实比前有所减轻。

(汉书。食货志)载：高祖完成统一之后，就曾下过"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诏令。惠帝在位期间，又重申"减田租，复什五税一"。①又据(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期，汉政权仍然继续实行了惠帝以来的"什五税一"之制，并于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下过"其除田之租税"的诏令。景帝即位后，对田租率又进行了调整或减轻。(汉书)本纪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令民半租"，行"三十而税一"。②从此，"三十税一"便成为两汉田租的定制。

(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这说明东汉之初，田租虽然一度超过了三十税一，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改变。

两汉的田租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然其租率，则均在"什五税一"、"什一之税"和"三十税一"的变异范围之内，而且在长时期内是稳定在"三十税一"的数字之上的。

"三十税一"的田租是轻还是重?我们可以同李悝之说作比较，可以从前、后期的农产量及物价等方面予以测度。

战国时期，据李悝说：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亩产一石半，行什一之税，交租十五石。粮价三十钱一石。折钱四百五十文。③这样，田租占自耕农总产量的比重是10％。

①(汉书)卷二<惠帝纪)师古注引邓展载："汉家初行什五税一，因俭于周行什一税也，中间废。今复行之。"这说明汉高祖轻田租的诏令．实行不彻底。

②实行．令民半租"之制的时间。<汉书．食货志)系于景帝二年，今从(汉书。景帝纪)。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汉代则不然，以文、景之时为例。亩产量，按晁错的说法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①若以一夫耕田七十亩计，②"三十税一"。则岁纳租谷二石三斗，而谷价据桓谭<新论)说是"石数十钱"，如果以三十钱一石计算，折钱便只有六十九文。结果田租只占自耕农田亩总产量的3．3％。比战国时期轻得多。再以元、成之时为例。由于代田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改进，假设亩产以收二石算，谷价百钱一石，③行"三十税一"，一夫仍以耕田七十亩计，则岁纳租谷四石七斗，折钱四百七十文。④结果，田租占自耕农户的总产量也只有3。4％。同样比战国为轻。这就不难看出，汉代的田租征课量和当时封建政权在"口算"、"更赋"等方面的赋敛搜刮相比，其比重是较小的。汉代的田租较之前代为轻，实属确论。

历代田租，"汉租最轻"。⑤那么，汉文帝刘恒时期，是否有过"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事实?查考中外影响较大的几部近著，大凡对此都是肯定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说法：

①两汉历史四百年。亩产量不可能固定不变。汉初。据晁错说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西汉中期后，随着水利、耕作技术的发展，平均约在亩收二石左右；到了东汉后期，按仲长统的说法，则是"亩收三斛"。此乃就通例而言。至于个另9地区的亩产量．则有例外。如(汉书．沟洫志)说："若有灌溉，则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又"郑国渠灌田收皆亩一锺。"一锺为六斛四斗。这种特例，一般是由于水利条件较好及精耕细作的关系。

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平均一夫(户)应有土地六十七点六亩，每口应有十三点八亩。但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竹简)材料，在文景之际，江陵郑里农民占有土地的实况是．一夫仅有土地二十四点七亩，每口只五点三亩。这里说"一夫耕田七十亩"．则是按西汉全国户口和耕地面积计算的。其实。若除去国营土地和地主兼并的土地，一户或许只有五六十亩土地。

③汉代的谷价，文献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最贵者石至数万，最贱者石数钱。这与兵乱、灾害、币制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谷价"石百钱"，是就其时一般情况而言的。

④这四百七十文的用途。当时只能买一只羊或一匹布。文景时代的田租折钱六十九文．若拿来买物资。在内地大约只能买上一只鸡或一石煤。有关物价，可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⑤周密：(齐东野语)。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籍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①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亦说："文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与此同时，汉高祖规定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②

①(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日本)龙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在景帝元年"除田租半"条下注曰："汉书云：五月，令田半租。盖孝文十三年，除田租税，后十一年不复取租，至此乃令出半租也。"

在这些著作中，对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一事，似乎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至于其他一些论著，虽然有的没有明确说是"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但也往往提到了"他长期减免田租"的字样。由此可见，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问题，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

大家熟知，最先正式提出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者，是元代的马端临。马氏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说："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若将马端临这个说法和<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两相比较，就可发现，不仅在"后十三年"与"景帝二年"之间，加了个"至"字，接着又强调了"始令"，而且直书"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这大概就是后世史家，确认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几年的材料根据。

现在看来，马端临这样着笔的理由，是因为有"先公曰"。这个"先公"是谁?是不是指他的父亲马廷鸾?经查阅马廷鸾的《碧梧玩芳集》，并无此论。其中的《读史旬篇》只讲到："景帝天资固深刻，而有文帝之遗风焉。保护梁王则文帝、淮南王之余意也。擢用田叔则文帝用长者之微旨也。减笞数、定箠令，何以异于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异于酒醪靡谷之禁乎。凡两朝诏书为民下者，皆当时仁心仁闻，不容有所优劣，吕氏尊迁抑固其素论也。"①从马廷鸾这一席话中，我们诚然可以窥见文帝的一些"功德"。但是，这位"先公"，在此并未言及田租问题，则很明显。

①马廷鸾：(碧梧玩芳集)．见(豫章丛书)。

马氏在(文献通考)中说，文帝"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是否另有所"本"?因史缺无文，目前难于定夺。假设另有所本，我们认为这个"本"，也当与汉代的史传记载相合，若违背史实，若伤害了历史尊严的"本"，自然不足为据。

目前，我们从<史记)、(汉书)等现有的史籍中，似乎看不出汉文帝有过长期不收民租的迹象。相反，大量史实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以后，是征收过田租的。其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汉书．食货志)对汉文帝免除田租一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接而珍贵的材料。(汉志)说：

上(文帝)复从其(晁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这段文字，表面看来，在叙述上似乎有些含糊。如"除民田之租税"，究竟是长期免除，还是只免除当年?"后十三岁"四个字，究竟是"累计数"，还是"次第数"?不易明了。但从整个汉代的历史进行考察，从其前后文的文义来看，其意思则不含糊。所谓"遂除民田之租税"，应是指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免除田租。"遂"字的意义，是从前元十二年已减了田租之半至十三年更进一步实行全免而言，并不是对以后各年有免征的含义，断句甚明。所谓"后十三岁"，当即"景帝二年"。它应是"次第数"，而不是"累计数"。

对此，只要我们在读(史记)、(汉书)时，稍加研究一下汉代关于减免赋税徭役的诏令，就会清楚发现，汉人在复免年限的叙述方面，往往是有区别的。例如，若属永久性复免者，一般皆用"世世"或"终身"等特定的时间概念，这是一；若属于限期免征者，皆有免征的具体年限，一般载明"多少年"或"尽几年"，这是二；若未载明复免时间者，通常只指当年一年，这是三；此外，由于<史)、<汉)记载简略，往往多少年空缺无文。故在写法上，有时只载"后多少年"，有时则写"后多少年"再加具体年号，这是四。这几种记事的方法，在<史记)、(汉书)中似为通例，或者说是汉人行文的习惯。

很明显，上引(食货志)中，关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租一事，不记免征年限，但意思仍很清楚，当属第三种类型，即指当年一年的免征。如果将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税"。理解为连续性免征，那么，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甘露三年等，也有全国性的免征，这时在诏令中讲到的所谓"民毋出租税"、"毋收田租"等。是否也皆属永久性的连续免征?又<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三年六月诏，在"其除田之租税"后，紧接着又说："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如照此类推，岂不成了永赐吗?至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不是指文帝共计免征了十三年的田租以后，到孝景二年实行"半租"，而应当视作"后十三岁"即"孝景二年"。这是次第数。在<汉书)中，这样的记载不少。如(汉书．食货志)说："后五岁，元风元年，复申金银龟贝之，颇增减其贾直。"这里的"后五岁"即"元风元年"。又(汉书．西南夷传>："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此处的"后二十三岁"即"昭帝始元元年"，同样十分清楚。有人将"后十三岁"与"孝景二年"之间，加上一个"至"字，是很不严肃的。因为"至"字一加，性质大为不同。

还要指出的是，所谓"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是针对文帝前元十三年之后，存在"什五税一"的租率来讲的。因为只有"什五税一"的一半，才是"三十税一"。道理甚明。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令，不是免除当年的田租，而是此后长期免征的话，那么，在景帝二年，便应是只令重新征收"三十税一"的田租问题。根本用不上讲"令民半出田租"。否则，根据什么来说"半"!

据此，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那段话，依我们的理解，其完整意思应该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免除当年的田租，其后实行的是"什五税一"。过了十三年，即孝景二年(公元前156年)，便由"什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如果这样领会<汉书。食货志)的原意不错的话，那么，这是直接证明汉文帝没有连续十三年长期不收田租的有力证据。

其次，除以上<食货志)材料外，在汉代的其他史传，乃至唐代以前的一些史籍中，对文帝免除田租一事的记载，大体上也是清楚的：

《史记·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税"。

《史记．景帝纪》：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除田半租"。

(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

(汉书．景帝纪)：景帝元年"令民半租"。

(通典)也云：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税一"。①

①在这里．杜佑未写"后十三岁"．四字．此进一步说明"后十三岁"即是"孝景二年"。(史记)、(汉书)景帝本纪的"景帝元年"．(汉书．食货志)作"景帝二年"。

从这些援引的材料来看，泾渭分明，毫不含混。这里，不仅看不出文中有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迹象，而且有个共同之点，即都强调了"除田半租"或"令民半租"的问题。这是关键所在。它从侧面进一步告诉我们：景帝元年(或二年)以前，是行"什五税一"的。因为"令民半出田租"的前提，是说明原来有田租。只不过此时才减半为"三十税一"而已。也就是说，正因为文帝前元十四年至景帝即位时，一直是什五税一，景帝才可能来个"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果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已经"永除"了十几年的田租，怎么突然会来个"半租"?同时，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以来，凡新的皇帝就位，往往都采取一些减免田租的措施，以示"德政"。如高帝、惠帝、文帝就是如此。汉景帝即位后，在原来什五税一的基础上，将田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大概也是照例奉行"德政"的一个内容吧!假如文帝最后的十三年"永除"了全国的田租，而景帝一即位就急于征收田租，这就不是新帝就位照例施行"德政"了。所有这些均可说明，田租尽除不收，只是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一年，并非长期性免征。

再次。汉文帝未曾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不仅从汉志等材料中得到了清楚反映，而且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的诏令中。也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实证。据(汉书。文帝纪)"后元元年"条载：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这道诏令很值得我们重视。它表明文帝前元十三年后，曾经进行过"度田"和"计民"。所谓"度田"，即丈量田地。"计民"，就是清查登记户口。汉文帝在这时为什么要进行度田和计民?显然是为征课田租、口算和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因为有田便有税，有身则有赋，进行"度田"、"计民"，这是国家实行田租征课及按丁口征赋的前提。大概当时因自然灾害，比年不登，百官奉养，无用之事"或多"，加之商人"兼并农人"，民食寡乏，出现了"田"、"户"不实的情况，田租征课发生了困难，所以要对田亩和户口进行整顿和核实。诚如是，这恰好说明田租征课的加强，而不是免征田租时所可出现的事情。①后元元年，正是上述文帝前元十三年后的第四年。这个史实同样说明，那种认为自文帝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一直在免收田租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①见彭雨新：(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可以和文帝后元元年诏相印证的，还有一条材料。这就是(汉书．晁错传)中所说到的：

今陛下神明德厚，资财(资质)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知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所谓"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说明当时剥削仍然不轻，阶级矛盾比较紧张。"边境未安"，则国家费用需多，不可能长期不收赋税。有的同志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至景帝元年间，在(史记)、(汉书)中，没有出现过有关减免田租一类的记载，这确是事实。但究其原因，大概当如上面所述。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它对我们研究汉文帝是否长期不收田租的问题，同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根据。众所周知，十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反映文、景时期的材料，这些木牍，尽管有些残缺，但仍然可以从中略知一斑。现据考古学界对这部分简文的整理，节录如下：

84号简：市阳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半

其六石一斗当导物

…………

其七斗半当*[上卒下口]

其一石一斗二升当耗

其四石五斗二升当黄白□

凡□□□□□□□(缺)

3号简：平里户刍廿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卅一石三斗七升

藳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上引84号简，是在市阳征收的一笔田租账。虽然具体折算的办法不同，但简文告诉我们，田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折成导物、耗、*[上卒下口]等缴纳的。所谓"导物"，是作祭祀用的谷物。(说文)："导，米也。"段注："导，择也。(广雅)郑康成曰，’一茎六穗，谓择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大昭’。""耗"，据(说文>也是一种稻属。至于"*[上卒下口]"，是一种酒。<说文)段注："(礼仪)今文以为啐，酒字。"可见，田租一般交纳实物，而且有的折纳成产品。3号简，是在平里、葉上二地征收的刍、藁税账单。简文说明，刍是按户、按田亩征收的。汉代农民负担的田租，不仅要交纳租谷，还要交纳稻草、禾秆。史称：农民"已奉租谷，又出藁税"。①"田租葉税。以给经用，②在此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③84号、3号简文，反映了当时征收田、刍藁的事实，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凤凰山汉简的具体年代，即时间界限问题，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考证，上限为文帝十六年，下限应是文帝后元四年，最晚不过景帝四年。④即使是墓主人就死在景帝四年，则死者生前征收田租、刍藁的活动，当然应在景帝四年以前就存在，而不可能是只在景帝元年、二年，更不可能是只在其临死之年才征收田租、刍藁。至于墓主人张偃的身份，我们从其掌管市阳租谷和市阳、郑里二地的算赋征收情况来看，他当是乡佐啬夫或里正之类的地方小吏。这就有力地证明，文帝确实没有实行过全国十余年不收田租。至少可以说，文帝前元十三年后。在江陵这个地区是征收了田租的。地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

马克思说："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⑤又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

①<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②<汉官仪)。

③参考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

④参见(文物)1974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页。

的生活源泉。"①一个封建地主政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吏禄"、"官用"的开支是大量的。说汉文帝长达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恐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汉代的财政收入虽田租不如赋役大，但并不等于说田租无关紧要，可以轻到长期不收。汉文帝时的田租岁收量通常是多少?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作些测算。据(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的垦地面积为8270536顷。假设文帝时的垦地面积比平帝少，除去公田后，就以六万万亩计算吧，农产量"百亩之田，不过百石"，行什五税一，则文帝时期的田租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全国岁收田租额：600000000亩×1石×1/15=40000000石

全国十三年共收田租额：

40000000石×13=520000000石

尽管这是一个粗略的测算，然而也可从中看出一个大概。当时的封建政权，在"屯戍者多，边粟不足"②的情况下，对这笔五亿二千万石的巨大收入，能放弃不收吗?至于支出方面，军费是第一笔大数，姑且不论。就以官俸来说，据记载，汉宣之时一年通常要付出"二十万万钱"。③这笔钱，若按三十钱一石折成俸谷，数字也就不少了。此外，作为国家来说，还有农田水利、移民垦殖、文化教育、宗庙祭祀等方面的支出。这些费用从何处而来?有人说，文帝在十多年免除田租期间，政府的开销，主要是用"入粟拜爵"的办法来解决，看来这是不现实的一种臆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页。

②(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桓谭：(新论)。

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通过"入粟拜爵"等途径来扩大财源，但这只是其不必提高田租率的一个原因，它不可能就此而对田租长期不收。"入粟拜爵"的措施，只能作为赋税收入的一个补充．不可能用它来代替正常的赋税收入。因为买爵的人，主要是为了取得免除徭役的权利，官僚、贵族之家，徭役可以优复，用不着以纳粟来免役。而一般的农户，则因爵价太贵，买不起爵位。据<汉书．食货志)：文帝时，"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石为大庶长"。纳粟四千石才能取得"五大夫"爵位，享受免役权，这不是普通农户所能办到的。凡具有这个财力的人，大多数是地主阶级，但他们是否一定都会去买爵?所以很难设想，一个封建政权，长期放弃田租不收；而靠收入不稳的"入粟拜爵"以解决经常性的财政开支；"入粟拜爵"实行了多久时间，效果究竟有多大。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尊重一个事实，这就是尽管汉代歌颂文帝的人很多，但从未发现何人说过十余年不收田租的言论。查考史册，当时的政府要员如张苍、冯敬、申屠嘉、陶青等人，固然没有言及此事。就是从官方文告中，也是找不到根据的。如文帝死后，景帝在为文帝立庙乐的诏令中，对文帝是这样称颂的：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惮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①

①(汉书)卷五<景帝纪)。

景帝这个"诏令"，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文告。它比一般的"对策"言论，无疑较为准确和可靠。在这里，它对文帝的"功绩"，事无巨细，均作了全面的总结。大到"除诽谤，去肉刑"；小到"减耆欲"，"出美人"。但"十余年不收田租"这样一条重要"德政"。却未言及。这不是什么疏忽。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汉景帝"出自政治需要有意回避"。其根本原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是不存在这个事实的缘故。

在以往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晁错不是说过"农民不租"吗?不错。据<汉书．晁错传)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晁错在对策中是说过："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诽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卹少孤。辠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约，亲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这里，晁错确实说到了"农民不租"问题。但是必须说明：一年不收田租，也算"农民不租"。在文帝前元十三年这一年，确实未收田租，这是事实。然而，晁错并没有在此说过文帝"十余年不租"。再者，既然晁错的对策，是在文帝前元十五年以前，这距"除田租"诏只一年左右，何能以此作为文帝实行了"十三年长期不收田租"的根据?实在令人费解。更重要的是，在景帝即位时的前引官方文告中，就连文帝前元十三年这一年的"农民不租"，都被删掉了。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大概晁错对文帝的颂词，有"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之嫌!①无论如何，那种以"农民不租"四个字为根据，说文帝实行了十三年不收田租，则属不能成立的推测。

①(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就以上六个方面，我们从不同角度，对汉文帝未曾连续十余年不收田租问题作了些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景之治"的否定。应该承认，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建树的。然而他的"功绩"，并非仅仅体现在免除某一年田租问题上。所以，后世的昭、宣二帝，虽然也免除过全国性的田租，但史家对昭、宣二帝的称誉，则往往不及文、景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