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农业经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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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是我党对敌作战的总后方。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为了摆脱边区农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解决军民生活需要，边区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施了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放农业贷款、改善农业经济结构等一系列农业政策，使得边区农村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成为全国的模范根据地，保证了群众自给生活的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来源。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农业政策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农业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总后方的存在对于战争的前途命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边区的经济发展不得不重视起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农业的发展水平就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边区农业面貌焕然一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当前中国建设发展的关键环节，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政策给予我们重要启示。

一、陕甘宁边区基本概况

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发展落后，属于原始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类型，所以自然地理条件就显得格外重要。加之连年的战争已经将农业生产设施破坏殆尽，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农民负担极其沉重。

（一）陕甘宁边区自然地理环境概况

陕甘宁边区地域广至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处于三省交界地带，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地广人稀。边区总体上水资源贫乏，河流少且流量小，仅可供农业灌溉使用。气候干旱，降水少，俗称“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边区地势平坦，尤其是在山与山之间由河流冲击而形成的“川地”非常适宜农业种植。边区矿产资料相对较为丰富，主要类型是煤炭，煤炭储量还较大。边区畜牧业发展主要靠饲养牛、羊、马、骡等为主，纺织业是边区主要工业部门。

（二）战前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以及战争的影响，边区农村经济已是萧条衰败。边区所占土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边区的地区，约占边区人口的50%，另一类是未经边区的地区，约占剩下的50%。无论是经过边区还是未经边区的地方，土地集中都很严重，人均耕地较少。如“淳耀县东塬四个区1943年统计……大概有70%的土地集中在占全农村人口不满12.1%的地主手中，而占全农村人口75%以上的农民，平均每户得不到十亩的土地。”[1]农民拥有的土地很少，严重束缚农村生产的发展。此外，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必须以高额地租作为交换。特别是在边区较为落后的农村，贫农人数众多，所占耕地较少，为维持生计则需向地主租田耕种，“陕西田租甚高……大多数的农民，在交纳佃租以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2]

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发展农业生产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为了改善由于脱产人员激增而导致的边区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之局面，以及保证战争所需的物资供给，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政策，极大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状况。

（一）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战时期政府针对土地问题提出的，是对以往我们党土地政策的发展完善，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边区土地一半经过，一半未经改革，减租减息政策则主要在未经改革地区实行。为了保护各阶层的利益，一开始实行交租交息，后来渗透减租减息，将土地还到农民手中。但后来的“三七”减租和对半减租逐一实行，收效并不好，直到1941年，绝大部分地区减租减息政策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中。随着抗战进入艰难阶段，出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需要，党在1942年颁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中“实行减租减息……最大程度地联合各阶级一致抗日”[3]，这就为减租减息的实行提供了政策保障。到了1943年，减租减息政策已经使农民切实感受到利益。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边区为推动减租减息深入落实，进一步开展彻底的减租查租运动，还组织起农民开斗争会，削弱地主的威风，使以往存在拒不减租或是明减暗增情况的地区都落实了政策。“庆阳县三户大地主原有土地29600亩，1943年减租后只剩下5650亩”[4]，1943年10月至抗战胜利，边区土地大部分为农民所有。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根本改变了边区的土地所有制状况，为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邓小平同志讲过：“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5]

（二）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种植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当时边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土地的开垦面积基本决定粮食的产量。抗战时期边区可耕地约3000多万亩，1937年耕地面积约为860多万亩，只占可耕地的一半还不到，边区至少还有2000多万亩土地可耕，这些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将对农业生产意义重大。边区政府意识到这点后，颁布了许多政策鼓励农民开荒。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而且三年内不需要交税粮。对于私有的荒地，地主不愿意开垦的，农民可以去开垦，并且三年内收获的粮食归自己所有，无须交租，三年以后再按规定交租，地主不许收回农民开垦的土地。对于一些移民和难民，开垦了荒地但是没有钱购买农具和耕畜的，政府给予贷款帮助。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边区农民迎来了开垦的热潮，边区荒地开垦面积大幅增长。1945年耕地比1937年增加了近六千万亩，人均耕地达到8.9亩。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种植地不断增加，意味着林地与荒地的不断减少，对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兴修农田水利，改善生产设施

陕甘宁边区位于西北干旱地区，惯有“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的说法，作物的灌溉就显得格外重要。边区河网密布，为灌溉提供了许多便利，边区政府组织农民利用小河、小溪、地下水等浇灌作物，还组织农民打坝地、修梯田。边区农业生产设施落后，为改善这一现状，政府颁布《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鼓励兴修水利，政府还予以贷款帮助，这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等是当时修建的重要灌溉工程。以裴庄水渠为例，1939年秋至1941年春，在政府的支持下，人民开凿了6公里的长干渠，整改灌溉农田1500多亩，到1943年春可灌溉面积达一万多亩。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修成水池一千三百余亩，可增收细粮千余石。通过水渠修建，边区水田越来越多，农民可收获细粮也越来越多。边区人民的智慧又体现在水漫地的利用上。由于边区地表土质疏松，泥土极易被山洪冲刷带走，被山洪冲刷带来的泥土在平坦河滩沉浸下来，农民通过施肥改良，就可以形成肥沃的种植地，增加细粮产量。“边区可以改良修成水漫地的主要在三边分区，定边县有162万亩，靖边有数万亩，即三边有170万亩土地可修筑成水漫地。”[6]这些水漫地的修建，为边区增收的细粮都在四千石以上，收益可观。还有一种地叫埝地，就是在两山所夹的低洼地带修建坝地，使得山洪与其所携泥土都保留下来，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可形成一片肥沃的小平地，这是一种改良的土地，适宜种植对水分要求比较高的植物，这一做法主要在关中地区盛行，黄土高原地区也有很多，后来被推广到了陕北地区。1939年至1943年四年的时间，关中的坝地面积达到了四千多亩，耕地面积达到八千多亩，增产一千多石。通过兴修水利与改良土壤，边区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也在逐年增加，农作物结构与生长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水地与旱地的不断增加，使得粮食不断增产，但也使得林地逐渐减少，开垦荒地，增加种植地这一措施也产生了双重效果。

（四）发放农业贷款，提供经济援助

发放农业贷款是帮助农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边区资金紧缺，金融枯竭，农民的生产资料都需要农业贷款来购买，为了保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政策的顺利实现，解决农民的资金问题成了边区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边区政府安排下，各个银行的农业贷款业务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并设立具体的贷款机构与贷款措施，如农业合作社、贷款所等。并且为了防止农民将贷款的资金用于生活消费，政府就直接购买种子、农具、肥料发放到农民的手中，实实在在为农民提供帮助。为了保证农业贷款的发放落实，政府在1942年、1943年先后实施《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农贷小组（或生产小组）暂时组织办法（草案）》等文件，这就为农贷的顺利发放提供了保障。“1941年至1945年边区农贷发放分别为23.5万元、800万元、2780万元、10000万元、59900万元。”[7]边区贷款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农业发展有了可靠经济基础，农贷范围也是不断扩大，农民种植所需的一切资源都可贷款实现，不再受高利贷剥削，辛苦种植粮食也可归自己所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升，不仅为战争提供稳定的物资，农业经济也呈现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一些二流子、懒汉、闲散人员的积极性都提高了，加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边区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稳定。

（五）发展畜牧业，改善农业经济结构

在抗日战争前，边区的畜牧业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战争开始后边区畜牧业的重要性才被注意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林伯渠讲：“牲畜是边区最重要的富源，贫中富农的分界不决定于土地多少而决定于有无牲畜。……所以帮助贫农发展牲畜，应该是繁荣农村的要政之一。”[8]畜牧业不仅可以为边区军民提供肉、皮、毛，而且牲畜还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因为在当时马、牛、骡、驴都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发展畜牧业对于商业与运输业是十分重要的。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政府的三宗主要副业，以作为陕甘宁边区陇东根据地为例，畜牧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陇东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了国民党封锁下物资奇缺的局面，带动了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是边区畜牧业发展的典范。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如：大量种植牧草，保证牲畜的养殖饲料；为了增多牲畜数量，禁止杀母畜；禁止将牲畜出口，保证边区的肉量供应；改良品种；推进牲畜防病防疫计划，降低牲畜的发病率与死亡率等。通过这些科学具体的政策措施，边区牛、羊、驴的数量一直增加。这一系列措施切实促进了边区畜牧业的发展，并且为商业、运输业、皮革业的发展都提供了原料与畜力支持，推动了边区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以往落后封闭的状态，后来这些措施推广到了全国，为全国畜牧业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

三、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政策的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同一时期边区发展中的典范，这与边区政府颁布的适宜政策，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政策对于当下我国正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样边区农业经济建设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引戒。

（一）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制定的一系列农业政策都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不竭动力就是为人民、靠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制定的“减租减息”的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经济的改良政策，改善农业种植条件，发放农业贷款等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边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不仅改善着边区人民的生活，让边区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更是保障着军队的需求，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保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人民群众要的是生活的幸福、生命的安全、劳动的收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带领人民翻身求自强的年代还是在致富求发展的时期，给予人民群众真真切切的利益是始终要坚守的职责。衡量执政党工作水平的尺子就是人民生活的幸不幸福、快不快乐、满不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好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求，就是一切工作的指南针。

（二）注重改善农业经济结构

抗战前陕甘宁边区并不重视畜牧业发展，但是抗战后为了保证军民的生活必需，克服国民党对于边区的经济封锁而造成的物资短缺，必须要发展经济，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发展畜牧业。其中最成功的代表就是陇东根据地，陇东根据地通过防疫疾病、推广牧草、科学管理等措施，推动当地畜牧业发展，改善农业结构，还带动了毛纺织业的发展，是一成功案例。当前，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均衡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村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建设农村的主要力量都因为农村吸引力不够而前往城镇，造成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善农业结构就是一重要举措。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特点，与科学技术相结合，采用科学管理方式，发展特色产业，寻找多种农业发展出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让农民的收入渠道丰富起来，农林牧副渔都可以经营，让农村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农村成为一个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地方，使农民有身份自豪感。

（三）正确处理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其他根据地发展的典范，不仅使边区渡过生死难关，而且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边区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边区大部分地区处于黄土高原，黄土疏松，保持水分的能力很差，加之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在当时很严重。虽然政府也意识到了生态保护问题，但是为了解决物资的供给，提高粮食产量，还是不断开垦荒地，使水土流失加剧，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当前我国生态保护和修复依旧问题叠加，丝毫不可松懈，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应该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能单一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建设美丽中国，要满足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政策是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合乎现实需要的发展战略，其中也不乏创新之处，是我们党发展农村经济的伟大尝试，为改善边区人民生活质量，保障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政策举措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研究这一历史不仅有利于加强对这一时期我们党发展农村经济所做努力的了解，而且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仲福.西北通史：第五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445.

[2]左健之.从物价高涨说到抗战中的民生问题[J].解放，1940（97）.

[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M].西安：档案出版社，1986年，目录号23，卷宗号274.

[4]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M].1992：44-45.

[5]邓小平文选：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9.

[6]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年2月15日）[M]//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711-731.

[7]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J].延安大学学报，1997（3）.

[8]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M].西安：档案出版社，1987：19.

[9]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作者：吴文慧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