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背景下农业跨国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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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各国农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气候的影响导致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业跨国种植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并引起各国学者和政治人物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而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近年来中国农业跨国种植案例的增多，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热议。中国农业跨国种植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同时，也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遭遇失败。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对国内外农业跨国种植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开展农业跨国种植的原因、障碍因素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利于中国农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农业跨国种植是指通过海外农业直接投资，发展农业种植园区，以带动本国富裕要素走出国门和促进本国粮食安全。广义的农业跨国种植既包括农作物的种植，也包括畜牧的养殖、水产品的养殖和捕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个人和企业“走出去”，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合作开发土地、林业以及渔业等农业资源。中国开展农业跨国种植至少具有四方面的意义：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内粮食的安全，间接上也有利于缓解了世界粮食短缺的压力；二是为我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一个重要窗口和渠道；三是有利于帮助东道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能力，解决其粮食安全问题；四是在开发国外丰富农业资源，降低中国农业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农业融入全球农业大循环。总之，农业跨国种植既能向当地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又能给企业带来利润，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1国外农业跨国种植历程

近年来，由于许多粮食进口国意识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容易使自己受到粮食价格飙升的冲击，更关键的是容易遭受到供应中断的风险。于是许多国家政府、金融投资者和企业积极寻求投资海外农田，纷纷到海外租（买）地种粮。这些投资国主要来自于东亚和南亚国家（韩国、日本、印度、中国）、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以及欧盟和美国等国的私人投资者，其中日本与韩国是其中的代表。目标国主要分布于以下地区：中亚（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东南亚（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非洲（埃塞俄比亚、苏丹、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等）、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等）以及一些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俄罗斯等）[1]。另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估计，自2006年起，海外农作物种植共涉及约1500-2000万hm2土地。

1.1日本

从20世纪40年代起，日本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农场，20世纪80年代又将垦荒范围延至中国等地。据韩国《朝鲜日报》2008年3月4日报道，“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hm2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目前日本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中国、乌克兰、新西兰、印尼和美国等国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加快了对巴西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日本是巴西农业的最大合作者，目前在巴西的150万日本移民中至少有30万人从事农业[2]，他们在巴西各地开设大型农牧公司，生产大豆、鸡蛋、蔬菜、蚕丝等主要农副产品。2008年三井物产在巴西投资100亿日元建立种植农场。该农场面积达10万hm2，除种植玉米和棉花外，仅黄豆的种植面积就有2.7万hm2。

1.2韩国

从上世纪70年代，韩国就开始对海外农业进行投资，这期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韩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也很高。2007年韩国3/4的粮食依赖进口，每年进口粮食1400万t，是世界第5大粮食进口国，因此韩国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安全。经过多年经营，韩国农业跨国种植成果显著：在俄罗斯边疆区通过垦荒开垦出了近30万hm2的农田，相当于韩国耕地的1/6；2008年4月，韩国又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获得了27万hm2的土地[4]，这是迄今为止韩国海外垦田所取得的最大成果；2008年11月，韩国大宇物流公司获马达加斯加130万hm2租期为99年可耕地的使用权，用于耕种玉米和种植生产生物燃料的棕榈。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此次租用的农田约占马达加斯加可耕地面积的一半。此前大宇物流已经与其他公司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租种5万hm2农田用于种植玉米。

1.3海湾国家

早在2008年全球粮价暴涨之时，中东及北非一些农业资源匮乏的产油国，为解决粮食和食品供应的问题，就积极开展农业跨国种植。过去一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沙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家携手在海外寻找垦田机会。他们在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格鲁吉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达成或正在磋商租地、购地协议。在非洲的苏丹和乌干达，也留下了海湾国家垦田的足迹。

1.4美国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近年来，由于移民政策的限制导致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面对国际粮价及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开始积极开发海外农业资源。美国邻近的拉美国家土地肥沃、劳动力充足廉价以及地理位置靠近美国，这些国家便成了美国农业跨国种植的主要目的地。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在墨西哥3个省份种植了超过1.7万hm2农田，雇佣工人1.1万人[3]。

1.5其他国家或地区

近年来，欧洲的德国、瑞典等经济发达国家也积极开展农业跨国种植。据赞比亚商务部称，2009年7月赞比亚投资发展署和德国MANFerrostaalAG公司签订了租赁15万hm2土地种植麻风树以及用其果实炼油的协议。

2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历程和特点

2.1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历程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农业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企业便开始在澳大利亚投资农业，发展畜牧业和种植粮食作物。1996年，新疆的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就在古巴、墨西哥投资种植业。新天集团的中古合资水稻农场项目是古巴最大的农业合资企业，完成土地开发5000hm2，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巴粮食短缺的问题，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近年来，农垦企业利用其产业化、规模化、资金和技术实力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对外合作的便利，走在了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前列[4]。如陕西农垦从2007年开始在喀麦隆的农业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5亿元人民币。湖北农垦在莫桑比克的示范农场种植了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总计投资额接近1000万美元。广东农垦于2007年下半年，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首批租赁管理了当地胶园0.067万hm2，与当地合作新种橡胶树1万hm2。2008年9月，由广东农垦属下的广垦橡胶集团公司和马来西亚婆联木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7000多万美元，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种植1.2万hm2橡胶项目，合作期50年。据统计，2008年广东农垦86亿元营业收入中有1/5是在境外实现的[5]。截止2009年底，黑龙江农垦总局有28个农场在俄罗斯承包土地，土地种植面积约5.33万hm2，主要种植大豆和水稻，累计生产粮食50万t，累计采伐回运木材15.5万m3，过境农机具2481台套，输出劳务7474人次。种植地点从最初的犹太自治州发展到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鄂木斯克州等边疆区和州。

2.2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特点

2.2.1由对外援助向自主种植转变早期中国农业跨国种植主要是以国有农垦企业为主承担的援外项目。例如，1999年中国农垦集团就承担了中国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项下的援外项目，即坦桑尼亚剑麻种植和加工项目。近年来，包括农垦企业在内的农业企业从单纯承担非营利性援外的任务逐渐发展到自主投资海外种植业，开发海外农业资源。

2.2.2农业跨国种植主体呈现多元化目前中国农业跨国种植主体类型有：1）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自发到海外租地种粮，如黑龙江农民赴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农作物种植；浙江民营企业投资非洲；山东寿光农民在美国和俄罗斯创办海外农场；福建莆田农民到北美、欧洲等地经营种植蔬菜的小农；2004年，新疆伊犁3000多农民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库勒地区种植466hm2农作物等。2）以农垦企业为主的大型农业企业。如黑龙江农垦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蔬菜和大豆，广东、广西和云南农垦在东南亚建立了木薯、天然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基地，湖北、安徽和山西农垦企业在非洲种植水稻、木薯、大豆、棉花和麻风树等作物。3）大型非农企业。2007年，一些大型非农企业凭借其在境外网点多，员工多的优势也开始从事海外农作物种植，如中信通讯在老挝种植木薯，中海油在印尼种植棕榈树等[1]。

2.2.3农业跨国种植运行模式农业跨国种植运行模式一般是东道国政府提供土地，中国企业提供技术、种子和培训等。雇员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农业工人由国内派出，负责种植工作；二是中国派少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指导，主要雇用原有土地农民或工人。近几年中国农业跨国种植已经逐渐扩展到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建立等，如广东农垦就对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生产的天然橡胶通过建立企业进行加工。

2.2.4跨国种植目标区域分布明显中国农业跨国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和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其中又以东南亚为主。

2.2.5跨国种植的作物具有区域性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非粮作物主要有天然橡胶、甘蔗、木薯、油菜和棕榈；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大豆和小麦。非粮作物如天然橡胶、棕榈和木薯的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大豆和蔬菜的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非洲。

3中国农业跨国种植兴起的原因

3.1政府政策导向加快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由于粮食增速的减缓和气候的变化，加上游资对某些紧缺农产品种的炒作，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粮食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粮价上涨的传导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带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我国粮食价格和国际粮价相比，虽然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但从纵向看也有较大的涨幅，目前遏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逐渐增大。开展农业跨国种植，一方面有利于帮助东道国提高其农业生产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基地来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农业跨国种植通过增加粮食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国内农业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增加了粮食对外依存度。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4600万t，大豆进口依存度达60%。如果要实现自给，就需要相当于目前5个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5.46亿t，进口小麦、玉米和大米分别为120万t、157万t、36.6万t，共计进口粮食约310万t，依此数据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超过99%。但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粮食只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不包括大豆。中国在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t，进口棉花260万t，考虑到大豆的单产只有粮食作物的1/3（据统计，2008年大豆和粮食作物每hm2产量分别为1703kg和4951kg），棉花单产只有粮食的1/4，综合大豆和棉花的进口量来看，201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只有75%左右[7]，因为大豆和棉花种植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从而增加粮食的产量。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自然资源，也有助于缓解国内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鉴于国内外农产品供给和国内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状况、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对中国农业主导作用逐渐增强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中国政府对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种植采取了鼓励政策，从而加快了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200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合作开发土地、林业以及渔业等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政策表述中涉及农业跨国种植的问题。2007年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业“走出去”，“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必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统筹开展对外农业合作，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逐步建立农产品国际产销加工储运体系”。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在《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中也指出：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

3.2企业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

农业跨国种植不仅是我国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众所周知，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水资源占有量不足，限制了国内农产品的生产。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如东南亚、非洲、俄罗斯等却拥有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土地大量闲置，农产品依赖进口。如莫桑比克目前农业播种面积约510万hm2，仅占3600万hm2可耕地面积的14%，有较大的开发空间，适宜大豆、玉米等作物大面积机械化耕作；巴西目前有可耕地面积2.8亿hm2，其中已耕种的仅有1/5左右[4]。非洲、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巴西和阿根廷等都较适合作为我国跨国种植的目的地，它们为国内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种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开展跨国种植通过提高企业内部要素的利用效率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黑龙江垦区许多农场实行以稻治涝，垦区水田面积从原来的几千hm2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hm2，占垦区全部耕地面积的1/3以上，从而也导致了近1/3的旱作农机处于闲置状态。这些价值不菲的闲置资产迫切需要重新得到再利用。同时，随着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以及农场机关人员精简，各农场还越来越多地闲置了一部分劳动力，也迫切需要再就业。垦区通过积极向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发展农业跨国种植，使这些闲置要素得到了重新利用，企业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3.3东道国政府欢迎对本国农业进行投资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优良品种短缺导致土地荒芜、产量低，因此，对于外国的投资，当地政府一般都持欢迎态度。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Zenawi）最近表示，该国政府愿为投资方提供数十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俄罗斯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农业，从2005年开始，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印尼为了将稻米产量在2010年3800万t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拟采取多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国内外投资者租用农村地区大片肥沃的土地，推动在偏远地区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庄园，以协助印尼打造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基地[8]。

4中国农业跨国种植障碍因素分析

与国内种植相比，农业跨国种植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风险，成功率较低。如韩国企业在赴海外垦田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以失败告终。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2007年底，相继有29家韩国公司走出国门赴俄罗斯（12家）、蒙古（3家）、中国（4家）、中亚（1家）、东南亚（8家）、澳大利亚（1家）垦田，但已有近半数企业撤出当地，其中进军蒙古、中亚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已全部撤出。12家进驻俄罗斯边疆区的企业如今只剩现代重工等5家企业和一些宗教文化团体[3]。中国企业跨国种植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影响中国农业跨国种植的障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

4.1企业自身的障碍因素

首先，农业跨国经营的人才严重缺乏。我国拥有了解投资国市场情况、风土人情、产业政策，会外语，懂农业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严重匮乏，导致农业跨国企业的营销方案设计、营销策略、广告的创意与投放、后期经营等一体化全程服务技术、水平和理念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各种农业经济活动，限制了跨国经营取得应有成效；其次，中国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资金缺乏，制约了企业对科研的投入，从而制约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4.2返销回国的粮食经济效益不高

有学者如何俊阶等认为农业跨国种植后的农产品如果要运回国内销售，如果只从经济效益上考虑的话，经济效益可能并不高，因为整个海外生产流程要比国内直接种粮供应本地市场多出许多环节，生产成本自然也会较高[10]；石油价格高涨，运输成本会上升，这些海外生产的粮食到达本土之后，有可能比国内生产的粮食价格更高。但如果从稳定国内粮价、粮食战略储备的角度来考虑，农业跨国种植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4.3国外政治因素的影响

许多国家纷纷开展的农业跨国种植也引发了许多国际人士，甚至东道国的担忧。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雅克迪乌夫（JacquesDiouf）认为粮食进口国为改善本国粮食安全而竞相获取海外农田，这种做法存在造就一个“新殖民”体系的风险[9]。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2010年6月18日报道，澳大利亚议员比尔赫弗南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购买大量澳大利亚农田，用来保证自己国家的粮食安全，但中国购买土地的行为没有得到监管，并且也没有经过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批准。不过，澳大利亚房地产管理协会否认了这种说法，认为这些说法目前并无可用数据支持。再如，2006年，中兴通讯公司在菲律宾的贿赂纠纷虽然经过菲律宾最高法院、司法部的调查证明中兴通讯承建的合法性，并且菲反腐官员也承认“针对中兴通讯贿赂高官的指控缺乏证据”，但在此事件的影响下，2007年9月26日，菲律宾农业部宣布暂缓一切中国项目，包括“无限延迟”124万hm2的农作物种植项目[1]。

4.4东道国国内政策的限制

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也是粮食比较短缺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保障国内粮食的供应经常限制在其国内生产的粮食出口。

4.5其他障碍因素

首先是东道国政局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生产条件很好，但是政局不稳，签证手续繁杂、基础设施落后等都可能使农业投资利润不高，从而制约企业的投资行为；其次是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的影响，如中海油在印度尼西亚棕榈项目的搁置就是实例之一[1]。2007年1月，中海油与香港能源公司、印尼种植商金光公司（SMARTTbk）合作，计划在印尼偏远的巴布亚岛和加里曼丹将100万hm2的原始森林开发成为棕榈种植园，并投资55亿美元修建大型生物柴油厂和用甘蔗或木薯生产乙醇。这一计划受到环保主义者的反对，认为它严重破坏了森林。2008年初，印尼金光公司称该公司暂缓与中海油的这项合资计划。

5国内外农业跨国种植经验及启示

5.1重视土地使用权的获取

土地使用权的获取是农业跨国种植的前提。目前农业跨国种植土地使用权的获取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两种：直接获取与间接获取。这两种模式又分别以韩、日为代表。直接获取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通过土地的租赁、购买获取耕地的使用权，如韩国大宇物流公司2008年在马达加斯加签订130万hm2租期99年的可耕地就属于直接获取。间接获取模式一般通过参股的方式获取，如日本三井物流集团通过输出资金与技术，以大股东的身份管控他国耕地的生产与经营，从而享有他国土地的使用权就属于间接获取。日本农业跨国种植起步早，其投资模式可操作性较强，虽然不直接参与他国耕地的农业生产，但凭借股份得到了他国农产品的处置权与优先购买权，其效果与直接获取使用权是等同的。中国企业可以凭借“走出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学习日本的运作模式，积极参与国外大型农场的建设[11]。可将资金与技术折算为股份，以合资、独资、战略联盟等运营模式获取他国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发展过程中采取跨国并购等策略来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5.2农业跨国种植应立足于带动国内要素输出，特别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业跨国种植是农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模式，从“走出去”要素上看，表现为资本“走出去”、劳动力“走出去”两种模式。通过跨国种植，应带动我国剩余劳动力的输出，拉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及种子（种畜、种苗）等相关产品出口。在支持资本“走出去”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我国剩余劳动力“走出去”，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地方政府、企业正积极地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如自1999年开始，河北省保定市农民开始自发组织去非洲种地，7年来，在非洲从事种植等职业的保定农民已达到7000多人，并在非洲17个国家建立了28个“保定村”[12]。重庆市政府和黑龙江农垦集团在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5.3种植品种的选择可因“走出去”主体不同而有所侧重

根据以往的经验，企业自主性质的跨国种植应以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短缺经济作物为宜，因为经济作物价格相对较高，收益较好，国内国外销路较广，企业获利较多，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也更大。而政府投资开展的跨国种植应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因为粮食作物价格低，国内种粮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在国外也享受不到，获利较低。另外，从风险上看，粮食进出口容易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发生粮食危机时，而经济作物进出口受限的可能性较小。如我国在津巴布韦的农业示范中心项目难以开展，就是因为该国实行粮食统销统购政策，粮食只能卖给谷物销售局，收购价格又很低[13]。当然，是种粮食还是种经济作物，还要根据东道国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市场策略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