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政治环境及对农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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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

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曹县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

（一）隋文帝统治时期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88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国家统一，社会趋于安定。隋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3］35诸等措施促进了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帝还关心民情，赈救灾荒，及时保障百姓生活。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开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仁寿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统治的20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势明显地趋向稳定。而山东地区也是“奸盗屏迹，境内肃然”［3］1695。稳定的局势，给山东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隋炀帝统治时期

隋炀帝即位后，统治日趋残暴，大兴土木，苛役四起，民不聊生。第一，营建东都。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即位，十一月赴洛阳并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虽曰“今所营构，务从节俭”［3］61，其实不然。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又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4］5617。为营造显仁宫，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5618。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4］5634。第二，开通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4］5618。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馀万穿永济渠”，“丁男不供，始役妇人”［4］5636。第三，通驰道，修长城。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馀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4］5629。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4］5641。第四，四处巡游。隋炀帝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巡游，且每次巡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3］672，增加了沿线百姓的经济负担。第五，三征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皆从山东海上进军，给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灾难。隋文帝这一系列不得民心的决定和举动，造成了民怨载道的社会局面，以致“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3］673。三次高丽之征，最终直接酿成了首发于山东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从而颠覆了隋朝。

三、隋代山东政治环境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古代社会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在短时期内农业科技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户口数便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隋文帝是历史上的一位开明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由于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山东地区总体上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不断复苏，活力增强，人口呈增长趋势。至开皇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3］672。隋平陈之前，全国约有著籍户700万。①到大业五年（609年），据《隋书•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6］73-77可知：全国著籍户为9，070，414，口为46，019，956，而到唐初高祖武德年间天下户仅剩200万。②隋炀帝统治期间，政府强迫农业劳动力去从事远远超出其本身负担能力的劳役、兵役，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离开了生产岗位或丧失生命，生产力破坏严重，致使当时“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3］673。山东当时许多州县处在河南、河北地区，是直接的受害区域，隋炀帝的乱政，尤其是对高丽的战争，直接给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一）百姓负担剧增，生命无保

战争增加了百姓额外的经济负担和无尽的劳役，使百姓的生命朝不保夕。大业六年（610年），征高丽伊始，“有司奏兵马已多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3］687又“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大业七年二月，正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由于敕命急切，服役之人“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以致于“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二）国库空虚，官员搜刮民财

战争致使国库空虚，官员薪俸不能自保，许多地方官员乘战争之机，行搜刮民财之举。时讨伐大军，齐聚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山东官员“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3］688。炀帝好大喜功，于大业七年（611年）二月，“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随行官员及侍者数千人，于当年四月至涿郡，“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4］5653、5654。沿途郡县官吏催逼百姓修整道路，照例贡献方物、宝贝及美味食品，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骚扰和灾难。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流经今山东的馆陶、临清、武城、德州等地，这些地区的百姓与大运河经过的其它地区的百姓，共同遭受了此次灾难。

（三）战争不断，社会资源耗尽

长期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隋军两次出征高丽，皆从山东东莱海口出发。第二次出征前，他获悉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围攻洛阳，于是率军回师救援。杨玄感败后又率军从东莱渡海，征伐高丽。［3］1515-1516如此反复往来，所需给养皆由山东地区百姓承担。来护儿在第一次与高丽征战中，“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3］688。征伐军中，山东地区百姓被迫服兵役者，应占很大比例。

（四）三征高丽，破坏经济发展秩序

高丽之征直接破坏了山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战争开始后，于山东“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4］5656，无人耕种。杨玄感叹息：“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3］1617张须陀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3］1645。再加上自然灾害，人们是苦上加苦。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3］76。大业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3］83。但是“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人们只能“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3］688以延续生命。总之，山东地区已经面临“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的境况，人们最终走向“相聚为群盗”的道路。［4］5656

（五）政乱民反，经济停滞或倒退

隋末乱政直接导致了农民战争，山东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在山东地区，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王薄领导的义军，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义军，张金称、刘霸道等领导的义军，北海郭方预、綦公顺、杨厚等领导的义军，西部有徐圆朗、孟海公、卢明月等领导的义军，以及一些曾经在山东作战的义军如杜伏威、孟让、李子通等等。［7］11-26农民军与中央官军和地方军阀，在山东地区不断进行交战，使山东区域的经济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王朝建立后的武德七年（624年）才得以结束。

四、结语

古代社会，劳动力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礼记》有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8］533而确保人口的稳定增殖，则需要一个清明安定的政治环境。如此，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安土重迁。否则，将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深重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述可知，隋朝文帝和炀帝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统治，前者政局出现“开皇之治”的繁荣，给山东乃至全国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后者出现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局面，致使山东地方经济发展受挫以至倒退。所以，古代社会帝王君主的作为，影响着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又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