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中农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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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中；农业；地域差异

[摘要]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围绕都城的建设与发展，关中内部的农业生产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西汉后期关中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遭到毁灭；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其速度较东北部而言，却相对缓慢。

秦与西汉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封建统一王朝，两者均以关中为依托，实施对全国的统治。当时关中农业的迅猛发展，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秦汉政府的干预所致。上世纪三十年代冀朝鼎先生基于对我国历史上治水活动的统计，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①自那以来，学者们日益注意到不仅仅是冀朝鼎强调的水利建设，秦与西汉王朝许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徙民制邑、漕转运输、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都或者只施行于关中，或因关中与京城近在邻迩而得到重点施行。②然而众所周知，关中内部各区域的自然条件以及与都城间的位置均存有差异，秦汉政府围绕都城建设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作用于关中农业区整体地位的同时，是不是对各区域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呢?对此史家却较少进一步探讨。笔者所见仅王社教在分析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时，指出其主要表现，一是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二是不同区域的经济功能产生了差异，区域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③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秦汉定都关中期间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做一分析，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决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收入氏著《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余蔚：《都城东迁对关中水利建设的影响》，《农业考古》1999年1期；巴新生：《西汉陵县的创置与关中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建》，《学术研究》2000年4期。

③王社教：《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3期。本文的分析视角，秦汉时期人口、水利、苑囿等在关中的分布情况，前人虽然已分别有过研究，却较少将之与当时关中农业的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考察。参见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水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

一人口分布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任一时代和地区，人口增减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农业社会，这种影响则更为显著，因为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寡有关。人口增加会加速荒地开垦，导致种植面积扩大；而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会迫使人们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创造可供需求的粮食。从传统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通常是土地垦辟比较彻底的地区，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的主要分布区。

定都咸阳前，秦在关中曾多次迁都。原来主要活动于岐西一带的秦人及秦国统治下的异族，随着都城东迁，逐渐散布于整个关中。关中农区自西徂东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战国晚期关中东、西部农业生产水平的逐渐拉齐，与伴随每次迁都而来的人口重新分布有密切关系。秦汉统一后，都城比较固定，咸阳与长安亦仅一水之隔，对当时关中人口分布影响最明显的是移民。

秦汉政府为充实关中，曾多次大规模移民关中。这种政府组织和强制施行的移民活动，本身就是围绕都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移民的安置之处，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距都城较近的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次移民估计为关中添置了约60—70万人口，他们即主要被安置于都城咸阳及其附近。大概规模过大，造成咸阳附近人满为患，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不得不加以疏散。[1](p121)西汉建立之初就实行了陵邑之制。《汉书·地理志》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西汉陵邑基本上分布于长安城附近的渭水两岸和泾渭交会处的狭长地带。由于徙陵邑是西汉移民关中的主要方式，这一带成为关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葛剑雄根据各陵邑人口徙人年份、人口约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西汉一代从关东徙人关中人口的累计数近三十万，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后裔已有约121万6千，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1](p160-161)长安一陵邑区遂成为关中，乃至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长安有口246200、茂陵有口277277、长陵有口179469，三县人口总数约七十万，加上其它诸县，这里至少汇集了一百多万人，而这一地区的面积不过一千余平方公里，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

长安一陵邑区是关中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附近终南山流下的灞、沪、涝、沣、潏诸水，发源于长安城附近的滴水与泾渭两河，构成了围绕长安的所谓关中八水，很容易引出灌溉渠道，组成环绕于长安城周围的灌溉网。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上充足的劳动力，使其率先成为关中土地开垦最为彻底的地区，武帝时期就已开发殆尽。太始元年武帝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的同时，不得不也徙之于云阳，可能就是因为渭水两岸和泾渭交会处一带土地开发潜力已经不大，而云阳一带人口相对稀少，可耕地尚多。[2](《武帝纪》)①西汉自元帝起建陵不再徙民起邑，成帝虽欲再起陵邑，但昌陵邑已不得不远离原来的陵邑区，而以新丰戏乡为陵，亦是长安一陵邑区人口密集、土地占尽、已无田宅可赐状况的反映。由于地狭人众，耕地缺乏扩展余地，长安一陵邑区土地价十分昂贵。秦汉时期，中原内郡缺乏灌溉条件的土地，亩价一般在千钱以下，低者为三四百钱。而东汉初杜笃《论都赋》描述西都长安之利却回忆道：雍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杜笃是京兆杜陵人，《论都赋》所说也应是当地的情况。长安一陵邑区土地价格比其它地区高出数倍、十倍，乃至百倍，固然有土地肥瘠不同的原因，但地少人多的矛盾特别突出，导致地价上升不能不说是主要因素之一。

不过，长安一陵邑区范围比较狭窄。著名的五陵原，西起今陕西兴平县南位乡的策村和范家村，东达今陕西泾阳县马家湾乡的崔家原和梁村，北至今咸阳市北界，南临渭水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只有约800平方公里，不及关中总面积的4％。虽然这里农田开垦最为彻底，所能容纳的农业人口却十分有限。由于人多地少，可耕地不足，许多人都走上了农耕之外的谋生之道。《史记·货殖列传》盛誉关中之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却单单指出“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长安一陵邑区之外，丽邑一带也是秦汉时期徙人民户较多的地区。丽邑即今临潼新丰镇，周围属黄土丘陵地貌类型，由于开发较原地困难，秦统一前人口稀少。但丽邑是秦始皇陵墓所在地，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以每户五口计，这次迁入丽邑的人口共有十五万。若每户耕作百亩，则因为这次移民，丽邑附近新开垦出来的农田将达到三百万亩。虽然秦朝强制移来的民户，在秦末战争时大量流回故地。但高祖七年为太上皇营建新丰，又从丰县向丽邑移民。《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这次改建完全仿照丰县的风格，并达到了酷似的效果，自丰县徙来的人口当不会太少，估计有数千到万余人，同样会促进当地的农田开垦。

①原文为“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师古注：“此当言云阳，而转写者误谓陵耳。……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后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今从改。

秦汉时期关中内部也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这次迁徙的对象以迁入咸阳的居民为主，就可以说属于关中内部的人口调配。武帝开置上林苑时，亦曾迁鄠杜之民散处于三辅属县。此外，虽然秦汉实行了户籍登记制度，不容许人们自由迁移，但对关中内部的人口迁移比对关中与关东间迁移的限制宽松得多。秦汉时期关中内部人口的自发流动虽不是特别剧烈，长而久之，对关中人口分布也会产生较大影响。秦统一前，关中东部的开发一直滞后，直到郑国渠开凿以后，情况才得到较大改变，当时关中东部的人口密度应远低于西部。但到西汉晚期，关中东部的人口却已经超过西部。据葛剑雄制作的“元始二年各郡国面积、人口密度表”，左冯翊有917822人，2271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0．40人／平方公里；右扶风有836070人，2415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4．61人／平方公里(原书数字为33．77人／平方公里，应为计算错误)，大体反映了人口在关中东、西部的分布状况。[1]（p96）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反映自战国后期以来关中东部农业发展快于西部的趋势，在西汉时期仍然得以延续。

二水利兴建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旱地农业的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年降雨量的多寡与适时与否，水利工程的兴建，却能使其覆盖区域的农田无论旱涝都能保证一定收入。对于降水本不充足，分布又过于集中的关中地区，能否兴利除弊，合理调剂水源往往决定了农业的繁枯。而利用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对土壤进行淤灌，不仅能提高原有农田的肥力与产量，许多不适合开垦的土地也会因此有了被改造成农田的条件。关中东部渭北冲击平原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比较严重，但战国末年郑国渠的修建，却使关中实现了“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而据日本学者木村正雄考察，《汉书·地理志》所记三辅的全部57个县中，有25个是战国以后新设置于因为有了水利灌溉而新出现的第二次农田上。[3](p396）这都反映了水利建设在关中农业疆域扩展中的作用。秦汉定都关中，因其地缘优势，关中成为水利建设的重点区域。据冀朝鼎先生对我国历史上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汉代在关中的治水活动达18项，并且绝大部分是在西汉修建的。[4](p39—40）这些水利工程进一步改变了关中内部各区域农业的开发进程。

关中是一个自西向东逐渐敞开的河谷盆地，渭河横贯的南北两侧亦不对称，渭北台原宽广平坦，渭南则坡陡原窄。从地图上看，渭水以北、泾水以东地区，占了整个关中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在秦汉统一时期，关中作为王畿之地，达官权贵云集，仅长安一陵邑区就有数十万非农业人口需要养活。除了东部渭北地区，关中再也没有地方能够就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为京师提供剩余粮食。而泾洛之间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虽然原本不是特别理想，却有保证水利工程规模和成效的良好地形、水文条件。河流相对源远流长，又属于低平宽广的堆积平原，并从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有利于河渠的自流灌溉。随着定都关中期间关中人口的增加，加速开发东部渭北地区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这里日益成为关中农业经营的重点区域，所建引水工程规模最大、灌溉效果也最为显著。

《汉书·沟洫志》记载在褒斜道开凿以为漕运失败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他建议兴办引洛工程，改良利用河洛间的盐碱地，来提高本地的粮食产量。武帝同意，征调了一万多人开渠，由于“穿渠得龙骨”而名之为龙首渠。龙首渠在关中东部、渭水北岸，黄河与洛水之间一带，自今澄城县北头村附近引洛水人渠，南流十余里越过大峪河，进入永丰境内，穿过十多公里的商颜山，南行至大荔等地，规划灌溉蒲城县以东万余顷盐碱地。经过十余年施工，“渠颇通，犹未得其饶”，虽然修建龙首渠预期的效果没有完全达到，但毕竟渠道还是修通了，关中的农田灌溉区域由此扩展到了洛水以东。

六辅渠是关中继龙首渠之后，兴修的又一重要灌溉渠系。《汉书·沟洫志》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师古注曰：“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但郑国渠连接的是渭河北岸两条最大的支流泾河与洛河，由于干渠布置在北山南麓第二阶地的最高线上，全部渠南地区自流灌溉。既然说“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更可能的情况是引冶峪、清峪、浊峪等小河灌溉郑国渠北的地区，如此，武帝才会感慨：“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2]（《沟洫志》）六辅渠的兴建使郑国渠灌区得以向北扩展，而且改变了郑国渠的淤灌性质，是纯粹的浇灌农田。

白渠也是引泾灌溉的重要工程。《汉书·沟洫志》)载：“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人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1992年出版的《泾惠渠志》根据对郑国渠、白渠渠首遗址的现场勘察，认为在郑国渠口上游1．3公里处泾河左岸坡壁上发现的上宽17米、底宽5米、深5米的古渠遗迹，即白渠口，并认为白渠渠首引水渠道沿泾河岸二级阶地南行，在古惠民桥与郑渠故道相会合，下至今王桥、石桥镇一带后，即离郑渠而南东流，主要灌今泾阳、高陵等县农田4500余顷，形成郑、白两渠并存的南北两个灌区。白渠全长200里，比郑国渠的干渠缩短了1／3，灌溉范围仅限于石川河以西。但因其引泾处的地质条件优于郑国渠，干渠比降更为合理，得以维持了1000余年。

班固《西都赋》提到郑白渠灌区“沟塍刻镂”。从所描述的沟塍排列整齐、纵横交错的情形，可知支渠的修建也相当完备，灌溉十分便利。《通典·州郡四·风俗》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秦修郑国渠后，关中东部渭北的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的先后开凿，更使本区的自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当时有歌谣称颂郑白渠灌区农田之饶，云：“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香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蒲城和渭南发现了一条未见于史载的长约96公里，宽25—75米，取线端直的引洛人渭的漕渠故道，在该渠出水口以北的洛河西岸还发现了汉代的“激邑漕仓”遗址。据考察这一漕河的兴建不迟于武帝时期，而到东汉以后至隋唐期间，它的效用可能仍然存在。[5]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证实了正如当时歌谣所称颂的，关中东北部地区是京师衣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关中西部渭北地区农业开发最早，由于周人和秦人的长期经营，一直比较繁荣。为进一步促进当地农业，武帝时先后在这里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湋渠等灌溉渠系。成国渠建于元光年间，《汉书·地理志》郡县下记“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人蒙笼渠”。据勘察，成国渠自眉县杜家村以南东门渡口处引渭水东行，经祁家、河池、南寨进入扶风县境，东经牛蹄、龙渠寺、绛帐到武功县下川口，至柴家嘴过漆水，从牛家寨折南向东，经普集镇、永台、水渠进入兴平桑镇、三渠村、惠子坊入咸阳，至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人渭，长约75公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杨凌、武功、兴平、秦都六县(区)部分农田。灵轵渠的具体位置，由于《汉书·地理志》周至县下有“灵轵渠，武帝穿也”，故有谓其在渭水南岸周至县东者．但《水经注·渭水》明确指出灵轵渠在渭水之北，“上承渭水于眉县，东经武功县”。可能当时周至县的县境并不全以渭水为界，也有部分在渭水以北。漳渠，据《陕西省志·水利志》分析，其引水口应在岐山县东下官庄侯下湾一带漳水左岸，过扶风城北，东北流人漆水河，灌溉岐山、扶风、武功三县农田。

关中西部渭北地区兴建的水利工程较多，但由于难以引水上原，灌区只能局限于渭北阶地与二道原之间。由于地形闭合，武帝时修建的成国渠、灵轵渠、漳渠等灌溉渠系，虽然东西跨度较长，使渭北原下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却南北缺乏纵伸，渠道自流灌溉的面积比较有限。其规模不如泾洛之间的灌溉渠道，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也不如后者。

关中东部渭南地区河流众多，水资源比较丰富，农业起源很早，但由于平原面积比较狭小，发展却缺乏后劲。本区农业的较大发展是在武帝开凿漕渠以后。《史记·河渠书》记载元光六年“是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曰：‘引渭穿渠起长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入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漕渠从长安附近引渭水，沿南山东流，沿途收纳灞、沪等水，依次经过汉代的霸陵、新丰、郑县、沈阳、武城、华阴诸县，在船司空附近重新人渭，全长三百余里，流经的主要就是关中东部的渭水以南地区。

虽然漕渠的开凿不是为了农田灌溉，却使运河两岸上万顷农田因水源伸手可得而受益，其灌溉之利不容忽视。漕渠修建后不久，河东守番係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作渠田以减轻东粮西运的负担，认为“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燸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2](《沟洫志》)通过番係之言，不难判断大农郑修渠后的渠下民田，亩产量当不在四石以下，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恐怕番係也不敢在武帝面前许下大语。不过，漕渠流经处本身平原面积比较小，特别是新丰以东，更只限于渭河沿岸的狭长地带，同样缺乏纵深。加之并非为灌溉农田而开凿，引漕灌田会受到限制。因此漕渠的长度虽然与郑国渠相差无几，因漕渠而受益的农田面积却远小于郑国渠。

三苑囿开置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苑囿是帝王诸侯养殖禽兽以供射猎游乐并排斥了农业生产的场所。随着未垦荒地日益缩小，关中苑囿发展与农业生产及人们生活之间的矛盾，在战国后期已开始显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昭王时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而昭王不许，反映两者已有所冲突。秦汉统一后，关中作为王畿所在，封建帝王为满足自己的享乐，在这里圈占大批土地作了苑囿，甚至其中不乏良田沃土，对关中农业区的发展格局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史记·滑稽列传》记“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虽然其事未成，但始皇能有如此气魄，当是建立在秦苑囿已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秦代苑囿主要分布于首都咸阳西南的渭水、秦岭之间，《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记秦“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上林是距咸阳最近的苑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遗址在今西安西郊三桥镇西南巨家庄一带，证实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上林苑的范围大致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6]其它苑囿的具体范围多已难考，但大都分布于渭南却是可信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则宜春苑在秦杜县南部。《水经注·渭水》昆明故渠“北分为二渠：东经虎圈南而东入于灞，一水北合渭，今无水”，则秦兽圈当在昆明渠以北，灞河以西地带。秦代苑囿集中于渭南，对当地的粮食生产自会造成一定影响。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收揽民心，曾宣布“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7]（《高祖本纪》）但《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萧何曾奏请：“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人田，毋收稿为禽兽食。”高祖大怒拒绝。可见战争结束后，上林苑又重新成为了不许百姓“人田”的天子禁囿。汉初注意休养生息，“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苑囿的规模不会太大。作为秦代苑囿密集地区的渭南不仅有大量农产，也有大量农田。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这里的农业生产还十分繁荣。《汉书·东方朔传》言：“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沂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竽，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关中苑囿的扩展主要在武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扩建上林苑。上林苑本来是秦代营建阿房宫的一大苑囿，武帝时因为游猎，常“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鄂杜之民。”[2]（《东方朔传》）《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云，扩建后的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司马相如描述上林苑之广大，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丰镐潦谲，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2]（《司马相如传》）扬雄亦曰：上林苑“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包括了当时周至、鄂、杜三县之地。[2]（《杨雄传》）由于规模宏大，《汉书·武帝纪》记征和元年，“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竟需“十一日乃解”。上林苑的主体在汉长安城西南，后又将长安城西包括建章宫的西郊苑扩了进去，甚至包括了渭北的黄山宫和槐里县境，面积更为广大。

上林苑是不允许百姓进入的，扩建以后变成了一个没有耕地，没有民居，只是点缀着一些瑰丽的楼台亭阁的巨大动植物园。用《汉书·东方朔传》的说法，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长安西南方是关中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而且土壤肥沃、河流较多，在武帝统治初期，这里原本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所谓的“陆海”、“土膏”、“亩价一金”之地就包括这一带在内。但上林苑的开置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周长三四百里，不仅土地被大量圈占，而且被圈占的恰恰是本区最为膏腴的地带。因此西汉后期这一带农业迅速衰落，地位一落千丈。

甘泉苑亦为武帝所开置。甘泉苑是以位于今淳化县北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为中心，向西延伸到今扶风县境的皇室游猎区。《三辅黄图》记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甘泉苑的范围比上林苑更大，但由于这里原来的农业基础不如地处泾渭附近的上林苑故地，它对关中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却小得多。不过甘泉苑的开置，毕竟限制了农耕区域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农业发展的潜力。此外，西汉于关中建立的苑囿，见于记载的还有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乐游苑等。这些苑囿多为离宫别馆性质，有些似乎还在上林苑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占据了大片土地，但相对而言，对于关中农业发展整体格局的影响不是太大。

由于苑囿与农业争地，武帝时司马相如奏《游猎赋》云：“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隕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此盖司马相如假献赋以讽武帝，望其开放苑囿，以救济无地可耕的农民。武帝死后罢苑呼声更高。《盐铁论·园池》记文学之言：“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先帝之开苑囿、池篽，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臬。田野辟，麻臬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事实上，西汉晚期不时亦有开苑囿以赋贫民令得耕种的记载。《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櫛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初元二年“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櫛池田假与贫民”；《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秋，罢太子博望苑”。但这些罢苑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太大，特别是上林苑、甘泉苑等大苑囿，终西汉之世都不见有缩小的记载。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以及关中农业区内部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原有基础，可以了解西汉后期关中农业开发的大致格局。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长安一陵邑区作为关中移民的主要分布区，西汉后期人口密度位列全国之冠，因而土地开垦最为彻底。但范围狭窄，能容纳的农业人口有限，故而浮食者多，是工商业而非农业的发达之区。关中东北部面积辽阔，农业生产潜力巨大。不仅本身有兴办大型水利工程的条件，随着关中粮食需求压力的增长，政府更有意加大了对其开发的力度。武帝时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最终奠定了本区的农业优势地位，使之成为了京师亿万之口最主要的粮仓。西北部是关中开发最早的地区，农业一直比较繁荣。武帝时成国渠、灵轵渠、漳渠的兴建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继续获得发展，不过速度却不如东北部。甘泉苑的兴建也限制了本区农业疆域的扩展。至于关中东南部，秦始皇、汉高祖时的两次移民，对其靠近长安一带的农业生产有所促进。武帝兴建漕渠后，本区的农业生产更有了较大发展。但平原面积狭小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当地农业生产在关中占不了重要地位。关中西南部在武帝时期还一度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上林苑兴建后这里的农业经济迅速衰落，地位也一落千丈。纵观关中农业区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的发展，大致有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的趋势。西汉后期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最为纯粹的农业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毁灭；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其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