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自耕农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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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社会中，除地主经济外，还普遍存在着自耕农经济。然当时自耕农的数量有多少?其经济状况如何?自耕农经济的兴衰对整个社会经济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数量变化

经典作家在论述封建生产方式时，曾多次谈到自耕农问题。恩格斯说："在中世纪，到处存在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在农村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由的或农奴的小农经营。"①a斯大林也说：在封建制度下，"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②b这就告诉我们，在封建制社会中，除封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外，还存在着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农这个阶层，一般地说，它自己拥有小块土地，从事个体生产，劳动所得归自己支配。它只承担国家的租赋徭役，而不向地主交纳地租，因此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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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1页。

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50—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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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秦汉时期的自耕农，与西欧有别。它具有典型性的群体，是"编户齐民"的主体，国家赋役来源的基础。这种自耕农的显著特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以农为主，耕织结合，自食其力。就汉代自耕农的模式和经济状况来说，通常是"五口之家"，"一堂二内"，两个劳动力，拥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和家庭副业。其经济结构，虽然比不上当时的地主经济，且较脆弱，但和佃农、雇农等贫困下户相比，则显得优越一些。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大量存在，不仅是当时维持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生存的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之一。

自耕农的产生，是从井田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开始的。自春秋中后期起，随着生产力发展，私有土地的出现，逐渐冲破奴隶主贵族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其时拥有私有份地的农民，有的发展成为地主，有的便成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而自耕农的形成和大量涌现是在战国以后，或者说是从战国开始才普遍跨入历史行列。它是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发展的。

史实表明，于战国初期，在魏国力主变法的李悝，就曾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①，作为典型事例，具体描述了自耕农的生产、生活状况。秦国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废井田，开阡陌"，实行"爰田制"，招诱三晋之民，"给以田宅，复之三世"，奖励耕织，增加了不少的自耕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令黔首自实田"，②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使地主阶级也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土地私有制得以合法化和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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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崔骃《集解》注引徐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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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立国之后，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部分调整、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使大批奴婢、庶子、贫苦农民获得土地，上升为自耕农。同时，汉初一度推行"名田制"。这种以名占田，实属肯定"私田"，进一步承认了地主、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再者，统治者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长治久安，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政策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例如：放免奴婢，劝趣农桑，轻免田租，减省徭役，与民休息等。故《史记·律书》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所谓和乐者乎……自年六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自耕农在文、景之时发展到了高峰。自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自耕农的处境虽然逐渐恶化。自耕农经济不甚稳定。但在"农本"思想的指导下，统治者为保证赋役来源，十分强调"地著"，为使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当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或"赋民公田"、"赐民公田"，或"假贷种、食"等，因而自耕农仍然为数不少，自耕农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

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农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一是由于当时铁农具的使用与推广，使农民有可能用剩余劳动来开垦荒地，而获取小块土地；二是和剧烈的社会变革有关，当时在社会的转型或更替过程中，从所有制到阶级关系都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大规模的政治、阶级斗争，无不冲击着原有的生产善系，冲击着原有的土地所有制，使部分土地转化到农民手中，使无地农民变成自耕农。三是和重农政策有关。当时的重就是说农政策，主要是培植新兴地主阶级、发展地主经济，但对自耕农的形成和发展，也起有促进作用。

那么，汉代自耕农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它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发展变化如何?这个问题，古籍缺乏具体记载，很难准确地掌握其详细数据。但也不是无蛛丝马迹可寻。

据载：汉初，"讫高帝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小国自倍，富厚如之"。①武帝元光年间，由于"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②昭帝之世，与民休息。宣帝以后，"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③到了"哀、平之际，百姓赀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④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西汉的人口有个消长过程，其变化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即汉初至武帝初年为一阶段，这是人口由少到多，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期；武帝中、后期为另一阶段，这是人口递减。由多到少的转变时期；昭、宣以后至哀、平之际为第三阶段，全国人口又开始了由少到多的发展。在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是西汉人口最盛的时期。这说明，汉代全国人口的总数及其增长率，在前期和后期是不同的。这里，仅就西汉二百余年中自耕农的数量变化做些粗略测度。

西汉前期：据估计，秦统一六国后的人口为二千万左右。⑤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之后，汉初剩下的人口约为八百万左右。⑥若按照当时十八个侯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汉初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约为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⑦则西汉前期到武帝时的人口总数，当接近或超过秦统一全国后的人口数，即在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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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

③《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④《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梁任公：《饮冰室全集》卷二十，第957页。

⑥《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刘昭补注。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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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万以上到二千万左右，若包括既归流民，数字可能还要略大。我们知道，在关于汉初社会阶级构成的史料中，为人"佣耕"者不多，假田民、佃农也属少见。而官僚、豪商地主，则开始是受到秦末农民军的惩处，随后又受到汉政权经济政策的某些限制，故其数量也不会太多。因此，在西汉前期约计的二千万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数量应是属于自耕农、半自耕农。换言之。西汉前期的自耕农应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后期，据<汉书·地理志>："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民户干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三，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我们根据当时一百零三个郡国的具体统计，发现在平帝时，平均每户五口左右者，三十九个郡国，占38％；平均每户四口左右者，四十个郡国，占38．8％；平均每户六口左右者，十---t郡国，占10．6％；平均每户三口左右者，八个郡国，占7．6％；平均每户七至八口左右者，五个郡国，占4．7％。①这个情况多少说明即使是在西汉后期，五口上下的农户在当时仍然为数不少。如果晁错等人以五口之家作为自耕农的标准可以成立的话，则它在全国人口中也还占有相当的比例。

至于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豪商地主势力恶性膨胀，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兴建田庄，控制依附人口。史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干群，徒附万计。"②因依附农民增多，自耕农数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西汉时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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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各郡国每户平均人口数，在小数点以后的数。采用四舍五入的计算法。：墨口之家"与自耕农有关，但其他阶级也当有"五口之家"者，在史料简缺的情况下，暂且权用之于说明大概。

②《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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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粗略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一个大体上的结论：随着汉代全国人口的演变，自耕农的数量也有个变化过程。、西汉前期，自耕农数量多、比例大。当时土地问题不甚紧张，全国有不少耕地当为自耕农所拥有。西汉后期至东汉，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剥削加重，自耕农发生了分化，数量相对减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渐趋下降，而豪富大姓和中小地主拥有的土地急速增长。故荀悦在《汉纪》中说：汉代轻田租，"适足以资豪富耳"!

二、自耕农的土地面积和耕作能力测估

汉代的自耕农，在法律地位上，高于有市籍的商贾、巫、百工。他们是小块土地所有者。然自耕农拥有的耕地面积是多少呢?这往往因时间、地区不同以及耕作方法之差而有别。

战国时代，自耕农的土地通常以"一夫百亩"为标准。如当时的李悝、孟子、荀子等人都曾提到农民是"一夫五口"，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问题。①当然，这是在授田制推行期间的情况。因为当时农民的份地是由国家授给的，授田数额比较划一，故大体上能够做到一家百亩。至西汉前期，文帝诏日："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犹有余。"②自耕农的耕地面积也还有一户百亩的情况。如《汉书·食货志》记晁错之言日："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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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孟子·梁惠王》、《孟子．尽心》、《荀子-王制》、《荀子·大略》、《汉书·食货志》等。

②《汉书》卷四《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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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汉一代在授田制废止的条件下，各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很难整齐划一。史云："汉无授田之法，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上中下也。"①土地所有权是动态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谓一户百亩的标准。汉时在实践上很难得到保证，必然会出现参差不均的情况。让我们先看文献记载：

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②

扬雄，"有田一堰，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③

贡禹，"(向元帝上书日)’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④

再从出土的简牍材料来看，有些地区的农户，土地不满百亩的情况更为殊多。如据江陵凤凰山十号墓简牍《郑里廪簿》：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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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③《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

④《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⑤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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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田八亩812

户人*[牜+“得”右]能田一人口三人田十亩813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814

户人野能田四人口八人田十五亩815

户人厌能田二人口二人田十八亩816

户人口能田二人口三人田廿亩817

户人立能田二人口六人田廿三亩818

户人越人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卅亩819

户人不章能田四人口七人田卅亩820

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田五十四亩821

户人虏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廿亩822

户人*[禾+贵]能田二人口六人田廿亩823

户人小奴能田二人口三人田卅亩824

户人口能田三人口四人田廿亩825

户人定口能田四人口四人田卅亩826

户人青肩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廿七亩827

户人口奴能田四人口七人田廿三亩828

户人口奴能田三人口口人田坩亩829

户人口口能田四人口六人田卅三亩830一

户人公士田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廿一亩831

户人骈能田四人口五人田卅亩832

户人朱市人能田三人口四人田卅亩833

户人口奴能田三人口三人田口四亩834

户人口口能田二人口三人田廿亩十囫835

[户人]公土市人能田三人口四人田卅二亩团836

又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三礁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24．1B)

以上文献记载中论及的陈平、贡禹等人，虽然后来通过政治途径当上了大官，变为官僚地主，但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变化之前，拥有的土地或三十亩，或百余亩，应当都是属于自耕农阶层。居延汉简记载的徐宗，有宅一区，有田五十亩，也是自耕农之列，似属无疑。至于江陵凤凰山简牍廪簿所记的25个农户，能田者69人，人口105上下。土地617亩，最多的农户54亩，最少的8亩，平均每户24．68亩。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甚少，低于一般自耕农对土地的占有量。这局部地区大概是人多地少的狭乡或与土地兼并有关。仲长统说："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①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土地占有的情况，每户不会很高；但在地广人稀的"远州旷野"之处，则每户拥有的土地当会更多。这说明虽然都是自耕农，然其拥有的土地量也是不均衡的。一般言之，一户拥有土地百亩左右者，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一户拥有土地五十、六十亩左右者，属于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而仅有二三十亩土地者，乃属较为贫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江陵地区的郑里农民，可谓多属此类，因而出现政府贷给粮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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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汉代自耕农中比较富裕的只占少数，中等自耕农居多。这可从当时垦田面积和实有人口比例得到初步验证。汉初的垦田数字不详。但《汉书·地理志》对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垦田数已有明确记载。这就是：“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干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于此可以看出，若以平均拥有土地量来计算，全国每个农户远远达不到有田百亩的标准，一户仅有67扣l亩。如果除去国家直接经营的土地和地主兼并多占的私有土地法则自耕农户平均拥有的土地量，当只在五十亩至六十亩左右，甚至更少。

汉代自耕农的耕作能力如何?能负担多大的耕地面积?这个问题，因情况不同也需做些具体分析。

自耕农中的富裕人户，设之地居中原，又由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每丁一般约可耕种五十亩土地。《汉书·食货志》曰：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据晁错的这个说法，一个自耕农户两个丁男，每丁所能耕种的面积是不得超过五十亩，只能少于五十团。一户二丁，合计最高只能"治田百亩"。但《汉书．食货志》又云："率十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邓展注曰："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亩，于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这是根据赵过"代田法"计算的。是知一夫(户)耕田仅四十亩，一丁只耕二十亩。这与汉初晁错的估算存在明显差异，是因为西汉中期后推行了代田法，精耕细作，耕作方法上要求更高，加之亩制扩大的缘故。

自耕农中地居偏远之处的贫困人户，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生产工具落后，亦有每丁只能耕种十亩土地者。如<淮南子·主术训>："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这说明无力养牛而实现犁耕的农户，只能使用耒耕，其生产力水平低下，一户二丁才能耕种二十亩，三丁耕种三十亩。于此，当是半自耕农或贫困自耕农耕作能力的最低值了。

由此可见，汉代自耕农耕种面积的多少，往往因时间、地区以及耕作方法之不同而有别，不可统论。然就通常来说，一个中等水平的自耕农户，拥有五十亩至六十亩左右的耕地，从劳动力而言，一户二丁是完全可以负担得了的。他们可以做到不雇工也不被雇于人。这五六十亩土地也就是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应当指出，战国秦汉时期的田制中，关于"一夫百亩"的规定，不完全是根据自耕农的实际生产能力提出的，①而是先秦旧制的一种模式或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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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谷霁光：《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三、自耕农的经济收入、生存消费和租赋负担

自耕农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生产者本人所有为特

点的。汉代自耕农的收支状况如何?下面让我们就中等自耕农户的有关情况做一具体考察。

(一)经济收入

1、粮食收入。一户自耕农的岁收粮食量，是根据其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之多寡来决定的。这里以一户拥有六十亩耕地的中等自耕农为基准来计算其收入。但粮食收入又涉及到当时田亩产量之高低问题，这方面文献记载很不一致。例如：

《管子·治国篇》："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汉书·食货志》记晁错之言日："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汉纪》引晁错的话时，将原文修正为："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

《淮南子·主术训》："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四百石。"

《后汉书·仲长统传》："今通肥饶(挠)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

文献记载如此悬殊，考之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的土地质量、灌溉条件和耕作方法不同。加之当时之亩制和量制有大小的关系。然汉代粮食的平均产量，大致为每小亩二石，大亩三石左右，乃为史学界所公认。所以，汉代一户自耕农，耕种六十亩土地(小亩)，一年便可收粮一百二十石左右。

这一百二十石粮食折成货币是多少?这需要根据当时的粮价而定。然粮价往往因时、因地而异。据文献记载：有"谷至石数十钱"者①，也有"粟石百余钱"者。②从《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通常是三四十钱至一百一二十钱之间。我们权以折中额估计，按六十钱一石计算，则一百二十石粮，折钱七千二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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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桓谭《新论》。

②《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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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副业收入。这要根据自耕农各个家庭的具体经营情况而定。但农副业生产如园圃、家禽家畜饲养等，通常是自耕农户经济来源的重要补充之一。

《汉书．食货志》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鸡豚狗彘，勿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汉书．龚遂传》：宣帝时，龚遂为勃海太守，"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蛏，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

《后汉书．卫飒传》：建武中，茨充迁桂阳太守，"亦善其政，教民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三年，"诏长吏案行所在，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

在"重农"政策下，由于政府劝课农桑，大力提倡农副业生产，小农普遍注意了多种经营。除粮食生产外，一般都能利用房前屋后的宅地种植蔬果，圈养家禽家畜，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还饲养马牛。自耕农的这些农副业生产，对其维持生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管子·禁藏篇》日："糠秕六畜当十石粮。"史游《急就篇》云："园菜果瓜助米粮。"《盐铁论·散不足》亦曰："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石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汉代园圃及家畜饲养的收入，我们虽然难于具体考证其占自耕农总收入的比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家庭的某些短缺，乃无可疑。

2、纺织收入。自耕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男耕女织。汉人在谈到他们的经济生活时，通常耕织并提。例如：

《淮南子·主术训》曰："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

《盐铁论．园池》云："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

《汉书·食货志》亦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农桑为衣食之本，自来非常重视。从事家庭纺织的主要力量是妇女。汉代妇女的纺织速度或生产率，因熟练程度之差，有快有慢。据乐府《上山采蘼芜》曰："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孔雀东南飞》："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一日织一匹或一匹以上，这当是文学作品的夸张之词，固不可信。今据《九章算术》所记：一个学习纺织的女工，第一日织寸余，第二日织三寸余，第三日织六寸余，第四日织一尺二寸，第五日织二尺五寸余。以最后一日的生产水平计算，约十六日方成一匹。然从理麻、纺纱到成布需要时间，又妇女平时需要承担炊事、缝补、洗浆等家务劳动。今就低额估计，假若按一个熟练妇女每日织布二尺，年织二百日，则可成布四百尺。当时一匹布帛的规格是长四丈，宽二尺二寸。四百尺布是为十匹。当时的布价，因质量不同而高低不一。据《居延汉简》：粗布价格，有二百、三百或四百钱一匹者，也有五百、七百钱一匹者，然一般多在三百至四百钱之间，①若以四百钱一匹布计算，则十匹布，折钱四千钱．这可以说是终岁家庭纺织的收入。

(二)家庭支出

1．口粮、衣着。这是自耕农户维持生存消费的主要支出项目。在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好坏，往往通过口粮来体现。汉代的口粮标准，随地区、工种和性别、年龄的不同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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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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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戍卒的用粮，据<居延汉简》有月食二石的记载，如："出麦二石，以食夷胡卒徐德十一月食口口口重。，’(13．3)"出麦八石，禀如意隧卒程充等四人四月食。"(85)也有月食三石的记载：如"鄣卒口口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壬申自取卩"，"鄣卒赵忘生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_"(26．21)。这简文中的二石，是大石；三石属小石，约合大石一石八斗。而田卒剧作者，月食用粮较此略高。《汉书·赵充国传》云："原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是知平均每个士兵每月的粮谷为二石六斗六升(大石)。当然，赵充国对汉宣帝上奏的这段话，在计算上不免有些偏高。

农村劳动力的月食口粮，大体上和士兵、戍卒相近。例如：<论衡·祀义篇>称："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饮斗羹，乃能饱足。"<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崔寔《政论》说："(月)二人食粟六斛。"这两处记载，皆指丁男的月食量。前者说每日食粟一斗，一月为三石(小石)，合大石一石八斗；后者云一人月食粟三斛(石)，也是指小石，合大石一石八斗。

以上是就丁男或成人的月食量来说的。至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用粮标准，文献记录十分疏落、简缺。据《居延汉简》：大男(15岁以上)月食小石三石，即大石一石八斗(203．27，286．6)。大女(15岁以上)、使男(7～14岁)，月食小石二石一斗六升大，即大石一石三升(55．25，27．3)。使女(7～14岁)、未使男(6岁以下)，月食小石一石六斗六升大，而大石一石(27．1，231．25)。未使女(6岁以下)，月食小石一石一斗六升大，即大石七斗(203．7，203．13)。由此可见，因年龄、性别之异，用粮量也有不一。

汉代农户平均以五口计算，如果有大男二人，大女或使男一人，使女或未使男一人，未使女一人。那么，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一个月的口粮为六石六斗，全年的口粮共计为八十石左右。

食盐不可缺少，是生活之必需。《汉书·食货志》曰："夫盐，食肴之酱。"非每个编户齐民所能家作，虽贵数倍，不得不买。据前引《赵充国传》：汉代食盐的月用量，一般是人均三升。五口之家，一月用盐一斗五升。全年一石八斗。汉代内地的盐价。文献缺载，我们比照其他物品的价格，若以一石盐五百钱估算，则一石八斗盐用去九百钱。需要拿出十五石粮食(六十钱一石粮计算)，才能换取全年必须的食盐。

衣着也是生存消费的重要一项。汉代农民的衣裳，通常是单衣、襦挎，服式宽大且长，妇女尤甚。衣着费用，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之言日："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参照战国时代的这个衣服标准，今就高不就低估算，假设汉代每人每年夏、冬二季各做一套衣裳，又不论大人小孩，平均每套用布2丈即半匹，则全家五口，一年做衣需要用去五匹布上下。若时价四百钱一匹，五匹布就是二千钱。

2．留种、饲料、农具。这是农户维持简单再生产必备的内容。汉代粮食作物的种类，北方以麦、禾为主，南方以种稻为主。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仓律》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苔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就是说，每亩的播种量，稻、麻大约为二斗，禾、麦大约为一斗。如果以禾、麦的种子每亩需要量为一斗计，则中等自耕农户拥有的六十亩土地，需要留种六石，若播稻、麻，乃需留种十二石。

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据成都土桥出土的画像石刻<家禽家畜》图：有鸡、鸭、鹅、猪、狗成群，品种多样。又《全后汉文》卷二十七记应劭之言日："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冢之为强弱也。"时至东汉，农家养牛逐渐增多。所有这些均表明汉代农民对饲养家禽、家畜是比较重视的。假设中等水平的目耕农户，养牛一头、猪二头、鸡若干只计算，我们综合其他有关又献记载，大概全年用去的粮食需要十石上下。

至于农具，有数量和质量之差，一年需费多少钱难于估算。为便于量化，我们暂以七石粮谷为限。此外，还有祭祀、医药、人际往来等费用，这些都没有具体标准和数据记录，权且估为需用粮食六石。

3．租赋负担。首先是田租，一个中等自耕农户，有田六十亩，依亩产二石，"三十税一"计算，需上交田租四石。赋敛，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按三大人，二小孩计，需交纳算赋三百六十钱，口钱四十六钱，更赋三百钱。共计七百零六钱，折成粮谷十一石多。

综合以上所述，一户中等水平的自耕农，其全家一年的收支状况，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年收入年支出

粮食农副业纺织生存消费简单再生产租赋负担其他

收粮120石园圃、家禽织布10匹口粮80石4800钱食盐1.8石900钱衣着5匹2000钱留种6石360钱饲料lO石600钱农具7石420钱田租4石240钱赋敛11石660钱祭祀、人际往来医药共6石360钱

7200钱4000钱7700钱1380钱900钱360钱

总计收入：11200钱总计支出：10340钱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40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六十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生产、生活大体上可以维持下去，或者说是有所保障。而拥有百亩土地以上的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生活好些，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有的且可逐渐上升为地主。然半自耕农或自耕农中的贫困户，则往往缺吃少穿，生计难以维系。

四、自耕农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汉代的自耕农，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正常年景下，有可能自食其力，继续进行简单的再生产。但是，自耕农毕竟是小块土地所有者。马克思说："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衰败。把资本投在土地价格上面，一定会夺去耕作的资本。生产资料的无穷的分裂和生产者自己的个别分立，人力的可惊的浪费，生产条件的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的昂贵化，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法则。对这个生产方式，好的年成也是不幸。"①马克思的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解体以后的小农经济来讲的，然而他所指出的一些特点，如：高利贷和税收的剥削，生产资料的分裂，生产者的分离，生产条件的日趋恶化等，似乎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汉代的自耕农经济。如前所述，汉代的自耕农经济虽然比佃农、雇农略胜一筹，但自耕农这个阶层，往往站在十字路口，很容易两极分化，有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超经济强制严重的汉代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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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54页。

史实表明，在汉代的自耕农当中，尽管一部分人有可能上升为地主。但这种情况为数较少。当时自耕农中的许多人，则由于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而趋于贫困和破产。

自耕农所受的剥削压迫，主要是来自封建国家。他们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例如：汉代有按丁、口征敛的口赋、算赋和更赋；有计亩而征的田租；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等。这些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据记载："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民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①正是由于统治者"急征暴赋，赋敛不时"，征剥无度，故于西汉前期便有些自耕农开始了"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②

昭、宣当政期间，“知时务之要”，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自耕农经济又得到了一个暂短的恢复与发展之机。然而到了西汉后期的元、成、哀、平之时，因统治阶级腐败，社会矛盾加深，赋役剥削不断加重，故自耕农经济重新面临危机。这方面的记载甚多，贡禹、匡衡等人，都有过论述。史云：

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草杷土，手足胼胝，

已奉租谷，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

耕者不能半。③

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

民所供者大，而吏安集不称之故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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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未通》。

②《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④《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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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①这些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王莽专权时期，自耕农更是每况愈下。《汉书·两龚传>说：当时的政局是，"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王莽不断"增重赋敛，刻剥百姓"，②结果"民愈贫困"，"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③

由此可见，自耕农的某些优越地位是暂时的、相对的。相反，他们表现出了极不稳定，极其脆弱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自耕农小块土地的转移和丧失十分严重。

土地是中国古代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汉代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却往往成为贵族、官僚和豪民地主兼并的主要对象。我们从《史记>、《汉书>中看到，自西汉中、后期起，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当时贵族、官僚和豪富"买田宅"、"侵夺民田"者，史不绝书。灌夫"家累数千万……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④淮南王刘安的妻子儿女"擅国权，侵夺民田"；衡山王刘赐"数侵夺民田宅，坏人冢以为田"；⑤；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⑥霍去病为父霍中孺"买田宅、奴婢"。⑦至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土地兼并更为激烈。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⑧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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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

②《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③《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④《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⑤《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王传》。

⑥《汉书》卷六十六《公孙贺传》。

⑦《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

⑧《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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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极膏腴上价"。①东汉张让等，"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②

随着土地兼并的逐渐升级，贵族、官僚和富商豪民吞并农民土地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他们对土地的吞并愈疯狂、愈激烈，广大自耕农土地的丧失就愈快、愈严重。从西汉后期开始，地主侵吞农民土地的情况，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大大地超过了前期。因此，哀帝时，师丹等人的限田之议，尽管是改良方案，最终也未能实现。

广大自耕农丧失了土地之后，其出路是悲惨的。他们中有的耕种"豪民"之田，成为豪民的私家佃农；有的"为人庸耕"，成为"庸客"即雇农；有的脱离版籍，成为"无名数"的流民；还有的甚至沦为奴婢等。但其中大多数是耕种地主的土地，同地主发生租佃依附关系。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其次，自耕农经济力量薄弱，农具和耕牛一类的生产资料往往不足。

自耕农经济和地主经济不同。地主经济生产资料多、经营范围广、经济力量雄厚。自耕农则不然，在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下，其经济状况极度脆弱。前面说到，一个五口之家的中等自耕农户，即使是有田五六十亩，通常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因此，汉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来源，对农民往往被迫采取一些赈救、"扶贫"的政策。例如，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对农民"贷与产业"；③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假公田，贷种、食"；④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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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十四《张禹传》。

②《三国志·魏志·董卓传》。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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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令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①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②应该看到，所有这些，恰从反面证明了自耕农经济的力量薄弱和生产资料的不足。

再次，还要指出的是，自耕农经济缺乏抵御自然灾害袭击的能力。

汉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至关重大。据记载，当时的自然灾害甚多。

《淮南子·天文训》说："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娱活动一康。"("康"即"荒")

《盐铁论·水旱》也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在两汉的四百多年当中，各种灾害频仍。如据<汉书>、<后汉书>诸帝纪、五行志等有关材料的记载，几乎无年不灾。详见下表：

灾害种类|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疫灾|风灾|淫雨霖雨|冰雹|霜冻|饥荒|总计

西汉|21|2l|12|14|1|4|4|3|8|5|93

东汉|45|27|26|57|17|14|9|14|—|14|223

总计|66|48|38|71|18|18|13|17|8|19|316

这个事实表明，两汉四百余年中，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316次，平均每年发灾率为77％，东汉一朝仅195年，而各种灾害多达223次，平均每年发灾率为114％，高于西汉的70个百分点。发灾频率高得惊人。自然灾害对社会的破坏是严重的。例如：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山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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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元帝纪》。

②《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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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北海、瑯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①当时的旱灾也十分严重。灾情一来，动辄殃及几十个郡国。如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②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比年牛多疾疫，山阳、东平地震。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③灾害带来的损失，记载甚多，不胜枚举。

自耕农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者，经济力量单薄，对于这样一种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任何内在的或外来的破坏力量，都有可能把它摧毁。马克思说："对于小农民，只要一头母牛死亡，就会使他不能依照旧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④如果有比死亡"一头母牛"更大的破坏力量，如饥荒、旱灾、蝗灾、地震等等，自耕农的经济更是不堪一击了。所以，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由于"水旱频仍"、"连年灾害"，而造成"比年丧稼"，"元元大困"，"父子分散，流离道路"。这方面的材料，在元帝以后的各本纪以及《于定国传》、《谷永传》、《孔光传》、《王莽传》中，均有详叙，这里无需赘引。总之，自耕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西汉后期开始，自耕农数量的不断减少，自然灾害之频繁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自耕农经济兴衰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

自耕农、半自耕农，其数量在汉代有个发展变化过程，这种自耕农经济的繁荣或者衰落，对于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稳定，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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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

②同上。

③《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④《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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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由于自耕农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农副产品比较丰富，经济也较活跃。小农的剩余产品，为城乡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比如当时的巴蜀、关中和关东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农副产品供应较为充足，城市的手工业、商业也较发达。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不仅市场上产品数量多，而且谷、粟的价格也比较低廉。文帝之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①或者一石谷"数十钱"便可买到，故史称"上下饶羡"。②

与此相反，自西汉中后期开始，随着自耕农经济的贫困破产，生产萎缩，副业不昌，这就使城市工商业的原料来源及产品市场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从不少事例中可以得到说明。例如：铁器是农家所必需的，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产品质量低劣，价格昂贵，虽然政府采用欺压手段强制用户购买，但因农民丧失购买能力，"百姓不便"，仍用"木耕手耨"的老办法进行生产。又如农民种田，没有耕牛也是不行的。而当时内地一头牛的价格，据<九章算术)曰："最高三干七百五十文，次则一千八百一十八，最低一千二百文。"③假设农民买一头中等大小的耕牛，以二千文计算，若当时的粮价为六十钱一石，便需卖出粮食三十余石。所以《汉书·食货志》说：农民没有耕牛，只好"相与庸輓犁。"《汉书·。儿宽传》说："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这是历史的真实，说明只有"大家"即地主阶级才能买得起牛，绝大多数自耕农只好以人力輓犁或担负谷物了。不仅如此，贫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因家訾太少，生活无着，就是添置一般的生活消费品也极不容易。所以他们只能过着"菜食不厌"，"衣又穿空"，"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苦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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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二十五《律书》。

②《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桓谭《新论》。

③《九章算术》七、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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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经济的贫困破产，对当时的封建政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①而在汉代，田租、口算、更徭的主要承担者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大批自耕农的破产、流亡，其结果：(1)势必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据粗略统计：仅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97年)、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王莽地皇元年至三年(公元20-22年)，先后破产流亡的农户共计达几百万口之多。假设一年中有一百万成年农民脱籍流亡，仅人头税一项，国家就得减少收入120000000文，若加上"田租"和其他杂敛，当远远超过此数。(2)封建国家的兵源主要来源于自耕农，大批自耕农脱离版籍，对汉政权征兵制的推行极为不利。故武帝以后，曾屡次下令"召募"，并以"刑徒"为兵。如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迺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朔方"；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及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募汝南、南阳勇敢士三百人"。②为何要动用"亡命"、"勇敢士"、"奔命"、"恶少年"充兵?为什么不全靠单一的征兵制，而开始兼用"募兵"?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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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页。

②分见《汉书》的《武帝纪》、《昭帝纪》、《平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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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农民流亡，兵源枯竭有关。(3)自耕农的贫困破产，还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西汉后期，史称"民弃城郭"、"流为盗贼"、"百姓怨恨，盗贼并起"，即是例证。

在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与否，既然对封建经济与政治统治有影响，那么，是否可以说自耕农经济是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地主制经济。

史实表明，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地主制经济。地主经济是各种经济成分中最基本、占主导的经济构成。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富者田连阡陌"、"强者规田以干数"．而自耕农仅有的小块土地并不能长期保持。地主经济不仅数量、比重上占压倒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主导的作用，汉代各种封建制度的完善与巩固，都取决于它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基本部分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当然也只能建筑在这个占主体的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汉代的自耕农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它是一个动摇不定、极易分化的阶级，常常面临破产、死亡的威胁，其数量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在日趋减少。同时，自耕农的经济力量薄弱，它只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附属部分。它对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也就不能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再者，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基础也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二者毕竟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