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苗钱利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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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许多学者认为，青苗钱年利率为40％，这是对青苗法的误解。青苗法又称“出息二分之法”，青苗钱法定年利率20％，是宋人的共识，其证据比比皆是。

关键词：青苗法借贷利率二分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认为，在王安石推行的诸种新法当中，“受到守旧派人物攻击最猛烈，进行攻击的人数最多，次数也最多的，莫过于青苗法了。”关于宋代青苗法的利弊功过，学术界至今有分歧，20世纪90年代前后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①。不过，对于青苗法赊贷的法定利率为40％的问题，争论各方无大分歧。否定青苗法者认为不少地方的实际利率要高于40％，达60％甚至1倍，而肯定者认为高于40％属个别违法现象，40％是利率上限。

漆侠先生在1959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明确提出青苗钱的利率为40％。他认为：青苗钱借贷一年进行两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作；‘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作‘秋料’。随夏秋二税缴纳贷款，即在五月、十月以前。”归还时“在原额外缴纳20％的利息”，因“一年两次贷款，故年利率实际上是40％。”漆先生的这一推论影响极大，青苗钱法定利率40％，几乎成为学术界没有异议的定见。本人认为：青苗钱的法定利率不是40％，而是20％。

青苗钱年利率40％，是韩琦首先提出的。现存熙宁二年(1060)九月颁布青苗法条文，未明载青苗钱的利率，只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②在青苗法颁布前，苏辙“自大名府推官上书召对”，曾参与青苗法的审核。他对王安石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州县不胜烦矣。”苏辙明确反对青苗法，认为原来的常平仓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王安石听了苏辙的话，曾“逾月不言青苗”③。苏辙言“出息二分”，而不言半年或一料出息二分，表明他理解上述青苗条例为年利率二分，或青苗条例明载年取息二分，而现存史料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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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青苗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有季平《论司马光反对青苗法》，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顾全芳：《青苗法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青苗法与反对派》，载《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持肯定观点的，主要有漆侠、郭东旭《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华瑞：《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对青苗法持折中观点的，有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其社会效果》，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另外，在众多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中，不少涉及青苗法，此不赘述。

②《宋史》卷176《常平》，第4279页。《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54页。

青苗法颁布不久，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右正方李常、孙觉、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及判大名府韩琦、知青州欧阳等众臣均上疏反对。韩琦是前朝重臣，其奏疏影响最大。制置三司条例司对反对观点逐条进行分析，“使知法意”，对韩琦所言王广廉在河北“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用乏之意，绝相违戾”①的言论，进行了专门批驳。制置三司条例司言：

言者谓：“元敕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乃云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凡国家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给青苗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谓量着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所约，唯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取一二分息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既比《周礼》所取尤少，于元条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②

王安石推崇《周礼》，其改革法规均从《周礼》找出理论依据。《周礼》官府赊贷年利率为10％以上，最高不超过25％，宋人一般认为《周礼》借贷利率为20％。制置三司条例司将青苗钱利率与《周礼》相比，指出青苗钱利率为二分。只有当此利率为年利率时，二者才有可比性，“比《周礼》所取尤少”才能成立。如二分是青苗钱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比较。

青苗法借贷的主要是钱，归还时随二税还纳，要将粮斛换算成钱，换算价的高低会影响利率。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令出息“不得过三分”，并不是把三分作为取息的标准，而是防止还纳时物价贵，借贷者如仍按借贷换算价缴纳本色粮斛，实际利率会提高，故设此上限以防止百姓亏损。青苗法规定，民户借贷钱贯，夏秋随税还纳粮斛，还纳时“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③其含义是：假如10年有3年丰年(其余年份为平年或欠年)，每年最低粮价为石850、800、750文，则取800文为率，此即为“熟时酌中物价”。百姓借贷一贯，按800文计，相当于借贷粮斛1．25石。利率二分，本息共1．5石，即还纳1．5石粮斛，或相当于1．5石粮斛即1200文现钱。如还款时粮价高于借贷时的换算价，石为千钱，则1．5石粮斛相当于1500文，远远高于借贷千钱本息1200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许量减市价纳钱”，即将每石千钱的时价适当降低，作为钱粮换算的新标准。利率最高不得过三分，则可把换算价比市价降80文，为每石920文，所借千钱换算为1．11石，加上二分利息，则为1．30石，即缴纳1．3石粮斛，而不用缴纳1．5石。如还款时粮价低于换算价，则仍按换算价还纳钱谷。

青黄不接时粮价较高，借贷现钱不按当时市价折算利息，而按丰熟年份中价折算，既可防止官府的赊贷本钱流失，又使百姓不致过多亏损。例如：借贷时粮价石千钱，按粮斛计算，本息应为1．2石，收成时粮价低，如石800文，则1．2石仅为钱960文，有损于官，故官府以丰年中价将粮斛斗换算成钱，令民户以钱计算还纳，本息1．5石。青苗法还规定，“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纽斛斗送纳。”④即借贷粮斛者依时价折算现钱，还贷时如归还粮斛，则依所借钱额折算，还本付息。可见，除了收成时市价低于借贷换算价(因换算价以丰年中价折算，故低于换算价的年份很少)，不论借贷的是钱还是粮，也不论还纳的是钱还是粮，以钱为本的换算方式可保证国家获取不低于20％的收益。

河北最高取息不得过三分的规定，很快得到纠正，不管缴纳时粮价有多高，均不再折算，借贷者只须按20％的利率缴纳现钱，还本付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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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8页。

②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第1208页。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韩琦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上疏进行了再反驳。在此奏疏中，韩琦不再提河北利率三分的事，可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有道理，且已得到纠正。许多研究者至今仍以河北三分息之说为依据，认为青苗法年利率为60％的现象普遍存在，似乎缺少韩琦正面事实、修正观点的勇气。韩琦说：

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德。①

仁宗嘉祜五年(1060)以前，陕西转运使李参曾在陕西实施青苗法，方法是：“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②熙宁二年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在河北试行陕西青苗法，“春散秋敛以便民，无抑配。”③可见，青苗法最初是春散秋敛，一年实施一次，收二分息，即年息20％。青苗钱主要来自各地的常平钱谷，而常平钱谷是赈灾的专项资金，存放于各地州县。实施青苗法后，常平钱谷如在春中全部发放，万一遇到灾荒，本地将无力赈救，故青苗条法颁布时改为一年分二批发放，使地方政府始终掌握部分常平钱谷，以备不时之需。“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问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人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④在实施青苗法之初，青苗钱定为正月和五月各发放一半，但不久即改为每次发放“不拘以数”，根据民间需要及还贷能力放贷。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作，多以夏收为“小季”，秋收为“大季”，农作物大部分在秋季收获，故大部分民户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贷，秋后归还，是符合农户赊贷需要和青苗法条例的。

熙宁七年，负责制定青苗法条例的吕惠卿说：“‘常平钱谷，并于民阙乏时月作一料给散，陆田多处以二月、水田多处以三月为限。随秋税起催，限年终纳足，人十二月不纳者，依欠税法。如蚕麦丰熟，许随夏税催纳，毋得过半。限满不足者，勿给后料。其依条倚阁者，不在此限。’从之。”⑤可见，青苗钱谷多为一年发放一次，秋后还纳，且可延至十二月，故二分之息为年利率，当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青苗钱“取息二分”的史料有数百条，唯有韩琦此条明指半年取利二分，年利率40％，其它史料均只说取息二分，却没一条说是半年或每料二分。宋代大臣奏疏陈述一件重要的事，常常多次上疏，重复陈述，而韩琦此后再无年息四分的言论。本人认为，韩琦此说不符合青苗条例，所以无人沿袭他的说法。青苗法所言“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是把一次借贷分两批发放，“取息二分”与一次借贷相对应，是年利率。韩琦把分两批发放的一次性借贷当作二次借贷，对青苗法理解有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此后不再重复此说。

韩琦所说青苗法利率40％的史料既为孤证，难以为凭，而主张青苗利率为40％的研究者引用的其它史料，同样不支持韩琦的论断。现对相关史料摭其要者略作分析。

一、《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载：“京东转运使王广康渊言：‘春事既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

此史料被用作青苗钱利率高于40％的证据。实际上，此条史料说的是和买紬绢，与青苗钱利率毫不相干。“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紬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疋。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宋史》称王广渊“假和买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⑥和买绢取息五分，是将本应缴纳一匹绢的价值折算成1500文钱所致，并不是规定年息50％，“五分之息”反映的是“折变”之弊，而非青苗钱利率。《宋史纪事本末》将此条系于青苗法中，是该书作者陈邦瞻将王广渊与王广廉混淆，把发生在熙宁三年的王广渊和买紬绢事系于颁布青苗法的熙宁二年，且言“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实际上，“与安石意合”且被召至京师的是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故此条史料不能说明青苗法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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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六，熙宁三年三月四日，第48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嘉祐五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20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5114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壬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6238页。

⑥《宋史》卷175《食贷上四·布帛》，第4233页。

二、左司谏王严叟反对青苗法很坚决，他说：

又说者曰二分之息甚轻耳，曾不知官缗不可坐而得也。凡当请时，保长之籍姓名也，甲头之团甲也，书手之点等第也，其城郭之往来也，其门户之经由也，其主库者之出纳也，皆人情之所不能尽禁者也。钞引也，头子钱也，公而不可无者也，通而会之，不知几分息也。复自起催，则吏在门矣。数数饮食之、赂遗之，而苟以免追呼，积日累久，又不知几分之息也。又有违期而必至于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挞者，鞭挞既已而必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几分之息也。①

在此奏疏中，王严叟把青苗法称为“出息二分之法”。如果二分为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如此概括，且不应说此利率“甚轻”。宋代关于青苗利率二分的史料极多，按习惯，如不特意说明，取息二分是年利率，而非半年或一料利率。王严叟在批驳“二分之息甚轻”的观点时，闭口不言二分息是半年息，是因为将“二分之法”看作年息，不会产生异议，不须特别说明。青苗钱名为二分息，实际因应付官吏催纳等额外开支，要远远高于二分。他否定青苗法，不是因为取息二分重，而是官府经营赊贷存在其他种种弊端。可见，王严叟并不否定取息二分是低利率。

三、熙宁九年，判应天府张方平“举应天府为例”，论民户税赋纳钱之弊：“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二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巳时。”②

免役钱和青苗息钱分夏秋两次催纳，其中青苗钱一年发放8．36万贯，息钱1．66万贯，利率恰为二分。顾全芳在引用此段文字后说：“一年一次发放青苗钱，当年还本付息，而利率，则是百分之四十即二分之息。”上述史料明载青苗息钱是应天府一年收入，不知顾全芳先生缘何将二分之息当作半年收入，而将年利率定为40％。

四、司马光论青苗法之弊的奏疏很多，其中一段多被研究者引用，而对青苗法持肯定观点的则多回避此段史料。熙宁四年正月司马光云：

准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牒云云，右谨具如前。本司勘会朝廷元散青苗钱指挥，取利不得过二分。今来提举常平广惠仓司乃依见今饥馑之岁在市贵价，将本仓陈次斛斗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详，向去夏秋，五谷有丰有俭，其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计得小麦一斗八升七合半。则是贫民于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计作粟钱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计支，则一斗白米价钱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则是贫民阙乏之时，只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共纳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③

首先，司马光肯定了青苗钱法定利率“不得过二分”。借贷者只需按二分息还纳一次，而非按四分息归还二次。如归还两次，应为夏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至秋再纳“新粟三石”。司马光明言或纳小麦，或纳新粟，则青苗法“不得过二分”为年利率可知。其次，常平仓粮斛多为陈粮，正二月间年尚无新粮上市，常平仓支散“陈色白米”，令将来还纳新粮，当属正常，贷陈纳新并非苛政。第三，在出产稻米很少的陕西，又逢“饥馑之岁”，把陈次白米价定为每斗七十五文，并未把米价高估。夏秋丰熟时新麦新粟价远远低于正二月的陈次白米，是符合实际的。按中国北方习惯，与麦价基本对等的是谷价而非米价，如出米率按65％计算，一石白米相当于1．54石谷，加上20％的利息，秋后应还纳1．85石谷，因此，“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也非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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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祜元年四月乙卯，中华书局l992年点校本，第9132页。

②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789页。

③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陕西出产稻米极少，而常平仓赊贷白米，令民户有折纳之弊。我认为，熙宁三年，陕西长安、同、华等八州郡“秋旱特甚”，出现了大批流民，政府早在熙宁三年八月就“令出常平仓粟，减价以利贫民”①，至熙宁四年正月发放青苗钱时，常平仓麦粟已粜卖磬尽，故赊贷的白米多非本地所产，其来源应为过去从市场籴买，或从其他州郡调配。常平仓存储和放贷的多是本地所产粮斛，但因麦不便储存，所以秋成丰熟、粮价低贱时稻米是常平仓和籴的首选。陕西受灾州郡赊贷价高的白米，令还纳麦粟，当属特例。其二，按青苗法，借贷钱谷按丰中价换算，故所定麦粟价较低。司马光正月上疏，夏秋丰欠难料，用此低价折纳，有可能加重民户利率负担。不过，青苗法又规定可还纳现钱，白米石七十五文，加上二分利息，借贷一石，秋后还纳90文现钱也可。如麦粟价高，借贷者可卖麦粟还钱，则可减少利率负担。司马光既反对提举常平司定出的换算价，又说“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既然夏秋“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何言“须贱粜斛斗”?如果麦粟价贱，必是丰熟，借贷者加倍还纳所贷白米，按所借米价折算，当仍在20％利率之内。如粮价高，则可卖粮还钱。或欠收五分以上，尚有倚阁之制，延至来年夏秋还纳本息。司马光一直对青苗法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不应放代取息，有把青苗法弊端夸大之嫌。

反对青苗法者认为，青苗法在民户税赋已重的情况下，又增加一重税赋，“则人户不易”。王安石反驳说：农民在“缺乏之时，不免私家取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也。今贷与常平本钱，迺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纳斛斗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②宋人常常把青苗法二分息与民间借贷一倍之息对比，既然一倍之息是年利率，则与之相对应的二分息也是年利率，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认为王安石的言论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众多反对青苗法臣僚的言论，也一致认为青苗法法定利率为二分。如：

熙宁三年五月，知青州欧阳修上疏说：“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论也。臣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见，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③元祐元年八月，苏轼反对恢复青苗法时说：“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④司马光说：“自今后，其常平仓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⑤南宋初杨时说：“青苗取息虽不多，然岁散万缗，则夺民二千缗入官。”⑥王梧比较朱熹在乾道四年(1168)创立的社仓与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时说：“若夫二分之法与青苗异者，葢荆舒托济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济人之实，储其利以复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发，惠之所及，何啻霄壤。”⑦社仓春贷秋敛，与青苗法皆是“二分之法”即年利率二分。王栢认为青苗法取利以“供上之用”，社仓则取利以济民之困，这使二者有天壤之别。类似史料尚有许多，不再枚举。可见，从青苗法推行直至南宋，除韩琦说过一次利率四分外，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602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三，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4856页。

③《欧阳修全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31页。

④《苏轼文集》卷27《乞不给青苗钱斛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5页。

⑤《司马光奏议》卷39《乞罢散青苗钱白札子》，第430页。

⑥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王栢：《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季平先生说：“近世各国，农业金融贷款，一般年利仅为一分左右。”“青苗法实行年利四分，当然是古今政府贷款与民的高额利率。”不管肯定青苗法论者如何为青苗法辩解，也不论青苗法40％的年利率如何低于私人借贷的“倍称之息”，如果政府贷款利率确为40％，属高额利率是不可否认的。对大部分农户而言，这样的利率即使当代农户也难以承受。熙宁五年，王安石推行易市法，将钱贯赊贷给城市工商户作为商业营运的本钱，尚规定“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①，而贷款给农民却收四分息，这在以重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市易法规定，市易钱如有剩余，可赊贷给乡村。青苗法规定，青苗钱有剩余，可赊贷给城郭。同是政府贷款，如果市易钱利率二分，青苗钱四分，人们自然都借贷市易钱，青苗法就无法推行了，宋代臣僚必定会因此议论纷纷。但自市易法推行后，反对青苗法、市易法者的言论、奏疏连篇累牍，竞无一人将青苗钱利率与市易钱利率比较，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利率相同，均为二分，故无进行比较的意义。

青苗钱利率是评价青苗法的重要依据。肯定与否定青苗法的当代研究者围绕40％的法定利率是高还是低、实际利率是高于40％还是低于40％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却始终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争论。本文不涉及青苗法的评价问题，愿此文能使有关问题的争鸣建立在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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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五，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