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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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而言，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程度是其重要的政治起点和有效的政治保证。但是，目前农民生存状况、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状况仍然制约和影响农民对党的认同，认识并下气力解决这些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中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为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是，农民对党的认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农民生存状况与农民对党的认同

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评价执政者的主要标准。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农民的生活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政策使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衣食住行实现了低水平的整齐划一，社会成员获得了一种“平等感”，满足了传统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执着追求。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给各个阶层带来的获利机会是不均等的，农民在利益追逐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曾经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房子的狭小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2]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和谐的前提。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不会一下子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趋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总体覆盖无法弥补历史上的巨大欠账”。[3]建国后，我国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吸取财源、自上而下喷洒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财政，越在上层越富足，越在下层得到的财政支持越少。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51亿元，占13.5%，而2000年为1232亿元，比例降为7.8%。财政支持不足，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一状况与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2000多万,相对贫困人口4000多万,每年还有因各种灾情产生的7000多万灾民需要救助。[4]

第四，农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根基，在传统农民的[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卖地求生是败家子的行为”[5]。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6]。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保护好农民的土地利益仍然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一些失地的农民已经开始依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的暴力事件。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土地减少的势头还在加剧，有些人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非法占用农民土地，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新农民建设不仅不能成为党的民心工程，反而会失去农民的认同。

二、村民自治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无论怎样解释民主，领导者的权力均需被领导者的同意和认可。村民自治制度，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7]。这样，村民自治就给村党支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第一，法律界定不清引起的认同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透过这些规定，我们无法分辨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领导，又自下而上地强调村民自治，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难免陷入冲突，出现相互争权的现象。一些村委会主任利用法律的模糊挑战村党组织的传统权威，踢开村党组织搞“独立王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在村中贯彻执行，村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传统地位降低。

第二，双向授权引起的认同危机。按照一般的政治惯例，村党组织是按照乡镇的意图组成的，主要是贯彻乡镇的意志。在农民心目中，村党组织是乡镇在村中的“一条腿”。而村民委员会却大不一样，村民委员会成员是村民按照民主程序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才是村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一个是来自上面的授权，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授权，这种不同方向的授权在一个村庄内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此时的乡镇政府一般都采取袒护村党支部的举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村民选举后，乡镇的工作越来越依靠村党支部去落实。可是乡镇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两委的矛盾，反而进一步降低村党支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认为，既然村民自治挑战村党组织权威，干脆就放弃村民自治，还回到行政村的状态。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表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村党支部权威受到村民自治的挑战，表面看是村民自治制度带来的，但实际上是国家在村中实行了最先进的直接民主制度，却没有相应地改革乡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更没有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是获得农民认同的最根本办法，如果现在从村民自治退回去，会导致疏导农民情绪的主要渠道关闭，农民同党的关系进一步疏离。民主权利的给予是不可逆的，村民自治实行以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已经被激发出来，我们只能选择通过进一步的行政权力下放和完善党内民主获得农民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别无他路。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村民选举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定期自我更新的机制，越来越多的致富能力强、作风正派、乐于为群众服务的农村精英被选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还拥有监督和罢免手段保证这些政治精英为群众负责，群众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和认可。可与此相比，村党支部却缺乏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一，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村党组织成员为维护其现有地位，不愿意发展新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优秀人才的减少，削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影响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其二，长时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有些村党组织成员贪污腐化，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的形象，农民更不愿意支持党组织，也不愿意投票选举党员进入村民自治组织。其三，虽然国家在农村输入村民自治制度已经近十年，但大部分村庄仍然是村党支部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处于无权状态。这起码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很多农民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自己真心实意选上来的村干部只是些摆设，自己被愚弄了。二是村党组织大权独揽的结果，也把农村的矛盾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农民往往把对乡镇任务、村务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满统统归咎于村党支部，村党组织整日缠绕在这些矛盾当中，不仅不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而且无暇顾及党组织建设，支部干部和党员的先进性建设落不到实处，更谈不上进行组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其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为了增加自身升官发财的机会，不顾当地实际和农民的意愿，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仅影响了农民对当地党组织的认可，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为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注释：

[1][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8：73，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7.

[3]季丽新.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创新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46.

[4]刘海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1）：7.

[6]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47.

[7]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