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外包利益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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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将农技外包服务看作一种技术商品，通过微观视角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农技外包服务产生的实际收益及利益分配问题，以期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将农民与农技人员或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农技外包是指基于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由农业技术发包机构或农户按照实际需求，向具备农技供应能力的农业企业或农业研究机构提出外包任务及技术质量、价格、时间、数量等控制要约，具备条件的农业接包组织按照外包合同将农业技术供应给发包企业的一种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农技外包从形式上表现为机械型技术外包和生化型技术外包。机械型技术外包是指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农业劳动力，用以减少劳动强度的各项技术服务，其中农机跨区域作业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型农技外包行为。生化型技术外包是指通过提供良种培育、水肥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改进农作物内部生物机能，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就农技外包的两种形式而言，机械型外包技术可替代性较强，使用技术的风险较小，技术效用明显且容易被劳动者接受，而生化型外包技术投资周期长，技术使用的风险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其所需要的农业技术成本及农技成果的寻找费用较高，而单个农户又不可能掌握高端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因此，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农户应完成自身最擅长的部分如农作等，剥离其他部分改用“购买服务”，提升农户自身核心竞争力，以达到技术、资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增加个人收入。同时，可以利用大量科技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实现各项农业技术的顺利推广。从农技外包的含义中能够发现其构成因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参与人。农技外包的发包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村集体代表农户进行农技发包行为，二是广大农户直接参与农技发包。从目前农村现状看，在农村经济、科学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应以村集体等行政机构为发包方(卢光来、鲍治秀，1994)。这样可以借助一定的行政力量协调各方行为和关系，履行外包合同，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户利益。农技外包的承包人可以包括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与供销公司联合组成的承包集团等。(2)承包合同。承包合同是整个农技外包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是规定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完整的农技外包合同应当包含农技形式、原则、规模、期限、技术措施及操作要求、验收的标准与方式、违约责任、考核方式等。(3)实施条件。农技外包是在我国农业发达地区农户有效需求得不到实际满足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农技外包的实施条件为本区域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技术需求量大，农户较为开明，易于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同时，拥有大量农业科研人员和优质高效的农业技术支持是农技外包得以实现的保障。

二、技术外包服务供需行为及作用分析

农技外包在形式上表现为农业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农户对农业技术进行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质上是将农业技术看作一种技术商品，即需求主体采用农业技术成果，供给主体提供新型技术，供需双方以技术商品价格或各自利益为依据确定交易行为，共同分享新技术所带来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商品交换、实现农技外包服务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物质利益，即农业技术交换双方都能获取合理的经济利益。从农户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采纳是农户对新技术成本收益分析及对新旧技术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农业技术交易活动能否完成的关键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要大于传统技术(李宪宝，2011)。具体来说，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服务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农户对风险的好恶。农技外包服务的使用对农户来说意味着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的决策行为。在高收益通常伴随高风险的原则之下，农户依据个人对生产条件的判断和各自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数量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2)农户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高低是现代农技外包服务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依据对农技需求形成的动因来看，农户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从事一般性农业活动获得的收入，这是构成农技外包服务需求形成的基础;二是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它是农民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动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户逐渐成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农户企业”，所以农户应当依据自身实际收入和采用农业技术的预期收益，对是否采用农技外包服务做出选择。(3)农业区域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偏好和动机较为固定，他们不愿意追加农技投资，在相同土地规模下导致农业边际收益率较低。同时，农民以生存原则指导农业生产，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不强且存在一定风险。而农业发达地区不仅仅局限于生存问题，这些区域通常耕作方式先进，新型农业技术使用较为普遍，对新技术采纳的承受能力强，通过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4)土地资源禀赋。农户耕地规模水平对农民农业技术需求有积极的影响(徐世艳、李仕宝，2009)。一方面，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数量的需求较大，他们更愿意利用农技外包服务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大面积使用农业技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增加利润。(5)农民个人整体素质。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的能力水平差别(舒尔茨，1964)。农户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直接影响他们对农技的认知能力及对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此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户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农业技术，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实现增产增收。农技外包服务是在农业技术市场化、商品化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技术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人”，他们依据自身情况实施买卖行为。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技术完全由政府提供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开始有偿供给，有技术的组织或个人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农技外包服务的承包方主要包括涉农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个体私有工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个人等，这些组织或个人在提供农业技术服务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1)农技外包服务价格水平。农业技术的载体和施用对象是有生命力的动植物，特别是生化型农技外包受动植物生命周期和生长环境的限制，技术投资费用高，研发周期长，市场风险较大，因此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合理的价格是实现技术顺利交易的基础。这里的交易价格一方面包括承包方进行科研、实验的各项费用及活劳动的支出，以保证其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包括技术使用后的利益分配以完成扩大再生产。(2)农业生产条件及配套设施。农技外包承包方在提供技术时应当考虑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和条件，实施技术过程中农业配套设施环境是否完善。我国农业区域差异较大，同一技术在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农业技术的实验结果更无法反映技术质量，因此，承包方要充分考虑当地实情，使农户需求、设施环境、农业技术三方面保持契合。(3)农业技术的质量。与其他商品一样，承包方所提供的农业技术越先进、越高效，在技术交易过程中就越能获得高收益。农技外包服务的实施对广大农户来说，首先能够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现实生产中，通过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现代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科技含量，实现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农技外包服务促进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资源以自愿的、市场的方式进行合作整合，发展集约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农业。再次，在农技外包服务购买和实施的过程中，承包方必须提供适宜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技术服务，使农业技术与当地实情高度匹配，实现了农业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同时，农户通过购买农业技术，使自己了解和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技术外包通过市场方式引导资金投资农业生产，实现“产、学、研、用”四维一体交叉发展，促进先进技术与农机具在农业中的推广使用，实现农业发展。

三、农技外包服务利益的数量经济分析

利益机制在农技外包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利益创造阶段和利益分配阶段。利益创造阶段是发包方通过农技外包，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以实现增产增收、农户收入增加;承包方通过科学实验和论证，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以获取收益。因此，无论是承包方还是发包方，获取收益的来源都是新技术采用后农业收入的实际增长。利益分配阶段是将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并产生实际收益后，承包方和发包方依据外包服务价格确定双方利益大小的过程。

(一)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创造机制

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来源于供需双方通过技术交易而实现农业收益的增加。从理论上讲，技术外包的利益创造是通过技术对生产函数的改变而实现的，通过比较农户购买外包技术前后投入产出结果判断技术商品收益创造的大小。假设农户购买外包技术前家庭收入表示为Y前=P1×F1(K1，L1，S)，其中，P1为购买农技外包服务前农产品市场价格水平，K1为购买前农业生产资本要素规模，L1表示购买前农业劳动力要素规模，S为土地要素规模。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用公式表示为C前=aK1+bL1+cS，其中，a为单位资本租金，b为农业劳动力工资率，c为单位土地租金。此时，农户在购买农技外包服务前的净收益表示为:Y*1=Y前－C前=P1×F1(K1，L1，S)－(aK1+bL1+cS);农户在购买技术服务之后的收入Y后=P2×F2(K2，L2，S)，其中，P2为购买技术商品后的农产品价格，K2为购买后农业生产资本要素规模，L2为购买后农业劳动力要素规模。农户的生产成本为C后=aK2+bL2+cS，此时农技发包者的净收益用公式表示为Y*2=Y后－C后=P2×F2(K2，L2，S)－(aK2+bL2+cS)。此时，农户使用农技外包服务前后净收益的变动可具体表示为:Y*=Y*2－Y*1=［P2×F2(K2，L2，S)－(aK2+bL2+cS)］－［P1×F1(K1，L1，S)－(aK1+bL1+cS)］，简化得Y*=P2×F2(K2，L2，S)－P1×F1(K1，L1，S)－a(K1－K2)－b(L1－L2)。一般情况下，农户购买机械型农技外包服务增加了生产函数中资本存量，同时，减少了传统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实际劳动力投入，使得K1＜K2，L1＜L2。农户购买的生化型农技外包服务增加了农作物科技含量和品质，由此带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即P2＞P1。综上所述，农户使用农业外包技术是有利可图的，获利的大小取决于技术采用的数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农户大量购买农技外包服务，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期获得相应的技术报酬，但同时承担来自于市场和自然气候的风险;部分农户相对保守，他们愿意采用农业技术以增加农业收入，但技术使用量较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感到厌恶;风险中性的农户适当购买农技外包服务，权衡各项利弊之后做出生产决策。因此，各个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偏好的不同，使他们在农技外包服务使用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TQ表示农户采用农机外包服务的数量，MR表示新技术的边际收益，MC表示新技术的边际成本。MR1代表坏年成时农户的边际收益，MR3表示好年成时农户的边际收益，MR2表示农户长期边际收益预期=P1×MR1+P3×MR3，其中，P1和P3分别表示在好年成和坏年成发生的概率。在好年成中，喜好风险的农户选择农业技术为X3的使用量进行生产，其收益可以看成是围成图形0X3dj面积的大小，而成本是图形a0X3d的面积，利润为图形adj。风险厌恶的农户选择X1的使用量进行生产，此时的农户收益是图形0X1ej面积的大小，成本是图形0X1ba，利润是图形abej。风险中性农户则依据长期的边际收益曲线进行决策，即使用量为X2、收益为0X2ck、成本为图形0X2ca、利润为ack的水平上做出生产决策。在坏年成中，风险喜好的农户将会因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而产生一定利润损失，此时农户的收益是图形0X3im，成本为图形0X3da，损失是图形abm－bid。显然，人为或自然灾害对风险厌恶型农户同样会造成损失，但其农业技术的使用量不大，影响程度也较为有限，农户的利润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小幅度增加。如图1所示，农户的收益是图形0X1bm的面积，成本则为0X1ba，利润为图形abm。相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大胆使用农业技术，在好年成的时候可以获得adj的利润，而风险厌恶的农户仅获得abej，这时喜好风险的农户就能获得面积为bde的超额利润。同样，在坏年成中风险喜好的农户将损失abm－bid，而风险厌恶型农户可以获得abm的利润，因此，偏好风险的农户将失bid的绝对损失。从风险厌恶型农户的角度来说，在好年成中他们能够获得abej的利润，在坏年成中农户依然可以获得abm的利润。所以说，不管年成好或年成坏，风险厌恶农户都可以稳定的获得面积为abm的利润。对农技承包方的利益分析是基于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性选择之后的行为讨论。首先假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内，农业技术的承包方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确定的均衡数量TS提供农技外包服务，使自身的利润达到最大或损失最小。值得注意的是，农技外包服务承包方的成本通常包括两部分，即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不变成本是承包方进行科学试验和理论研究所用到的机械器材等设备和房屋的折旧费、科研管理费用、管理人员的工资等，可变成本包括购买专业仪器、材料费、科研人员工资等智力资本的支付。承包方在农技外包供给时应当保证边际成本曲线MC≥AVC的最低点。如图2所示，MC与AVC曲线的最低点相交于均衡点E，此时承包方虽仅能收回自己的可变成本，但依然能够对技术产品进行供给。因此，均衡点E上方MC曲线的供给水平都可以满足承包方需要。承包方依据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喜好程度做出的数量选择进行供应，对于风险喜好的农户来讲，他们选择技术数量为X3进行生产，此时承包方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点d’，可以发现，点d’在均衡点E的上方，因此不论对承包方还是发包方，在点d’水平上进行农技外包服务的交易是可行的。风险厌恶的农户采用数量为X1的农技外包服务，MC与MR交于点b’，此时的b’位于均衡点E以下。如前分析，风险厌恶型农户不管在好年景还是坏年景都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利润，但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将农业技术出售给此类农户将使自己无法收回可变成本而遭受一定损失。鉴于农业生产的公益性、社会性，农业技术服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技术服务。在交易过程中，农技服务成交价格不能看做是左右交易行为的关键，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减少企业税费、提高技术补贴及支援农业生产名义的纯公益性补贴等方式对承包人进行补偿，实现技术商品的供需平衡。在图2中，虽然点b’位于均衡点E以下，但承包方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补偿，其供给曲线也就从b’开始向上延伸。

(二)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分配机制

作为农技外包服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他们在农业技术交易过程中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和生产安全为最终目标和导向的。因此，如何分配农技外包服务产生的利益成为技术商品供需双方能否实现交易的核心与关键。由于机械型农技外包和生化型农技外包的应用范围、可替代性、技术风险及各自优势不尽相同，使两种形式外包技术的利益分配方式出现差异。机械型农技外包通过大型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劳动力，技术的可替代性强、风险较小，因此该类型技术外包的利益分配一般采用固定租金合约方式即在合同中事先规定技术商品价格。生化型农技外包提供化肥研发、培育良种等技术，改进农作物机能，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生化技术的投资期较长，技术服务同农业最终产量之间的关系很难清晰界定，因此生化型外包技术的利益分配一般采用分成合约的方式，以技术商品使用后产生的预期利润为分配对象，使技术供给方和使用方共同分享技术商品带来的收益。鉴于机械型农技外包服务分配方式简单明了，而生化型外包技术利润分配过程相对复杂，有必要对生化技术的利润分配做进一步解释。前面分析到，农户在不同风险条件下会选择不同的农技外包服务数量安排生产，即发包方对风险偏好程度影响生产决策。同时，发包方对利润分成率大小的判断也是农技外包服务交易能否顺利的关键。如果农户认为承包方的利润分成率高于自己的预期，自己的产后利润将得不到保证，那发包方可能不接受此服务。相应地，当承包方发现发包方故意隐瞒产后收益造成自身利润减少时也会影响其供给行为。因此，农技外包服务的承包方和发包方在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博弈，双方博弈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生化型技术商品收益的大小。

四、启示

农业生产的成果尤其是关乎民生社稷的农产品大多数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农业技术的利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但由其需求的缺乏弹性而导致农产品价格快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产量增长幅度。此外，农产品溢出效应较明显，农业技术带来的好处大部分被消费者获得，因而无法保证农业生产者和农技供给者自身的收益。为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和引导农业技术的开发与利用，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农技外包服务的供给方给予经济补偿;针对农户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严格落实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切实保障农户利益。现阶段我国政府对于农业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农产品的总产量，但个体农户追求的是微观主体利益最大化，两种不同的目标取向必然造成对农业技术的不同选择。农技外包过程可以将生产者对技术的需求快速准确传递到技术承包者手中并诱导其按照实际需求进行技术创新，这样做既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又满足了农户对技术的不同需求，同时保证了技术供给方的收益。

作者：赵玉姝焦源高强工作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