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分析3篇

导语：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分析3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第一篇

1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进步与创新必须实现由技术源向技术受众的有效转移，才能实现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王欣等,2007)。中国农业正处在由生产主导型的传统农业向技术主导型的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因此研究农业技术扩散问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农业技术扩散是一个由技术源、技术受众(农户和企业)以及扩散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是一个多维的时空综合体，为一定时空条件下影响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具有异质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刘笑明等,2008)。一定地域系统内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及空间差异直接影响着扩散的方向、速度及模式。因此，对特定地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的度量及格局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区域技术扩散的外部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从而找到推动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和策略。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研究也引起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Rogers(1983)认为信息的传播是影响扩散速度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了扩散的“传染病模型”；Dinar等(1990)验证了土地质量因子对技术采用决策有明显的影响；Lamb等(2008)研究了精准农业的传播通道对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并提出了改进措施；Bjornlund等(2009)、Alcon等(2011)和Awudu等(2011)分别以加拿大、西班牙和加纳为例研究了影响农户的采用灌溉技术的因素；D''''Anto-ni等(2012)以棉农的收割机驾驶技术为例，分析了农民感知对技术采用的影响。Bssu等(2012)以印度安德拉邦的“稻米强化系统”技术扩散为例，研究了支持网络系统对农业技术传播的影响。Mariano等(2012)对影响菲律宾现代稻米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Lybbert等(2012)研究了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技术的扩散政策选择问题。国内学者刘笑明等(2008)、王武科等(2009)、李树奎等(2011)的相关研究以具体农业技术为例，认为农业技术在扩散过程中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自身因素、距离、自然环境、科技推广机构的健全程度，资金、技术信息传播以及农民素质等；Huang等(2012)研究了培训对山东农民在玉米种植中的氮肥施用情况的影响；吴亮(2012)研究了影响农业信息服务在落后农村地区的扩散因素。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单因素分析较多，系统分析较少。从实践层面看，县域作为中国农业生产系统相对完整的最小研究单元，也是农业技术扩散的基础空间单元，其技术采用及农业生产效率对整个第一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量化及空间格局研究对中国的农业技术扩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目前此类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以西北传统农区陕甘宁3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为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并测度其空间关联程度，以期能对陕甘宁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践有所裨益，为技术扩散环境的定量化研究与评价提供新的视角。

2数据与方法

2.1研究区域

陕甘宁3省(区)为中国西北传统农业区。2009年底，当地农村人口共4243万人，占总人口的59.25%，第一产业生产总值1413.94亿元，占3省(区)总产值的10.59%，分别高出全国平均(53.41%和9.64%)5.84和0.95个百分点；农业和农村发展对省域经济的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大部分区域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40~600mm之间，且域内多山地丘陵，土层瘠薄，耕地产出效率较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差异很大，农业转型发展困难重重。从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由于地处西北内陆传统农区，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交通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3省(区)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①自然环境空间差异较大，大部分地区降水集中期与作物生长关键期不相匹配，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②3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东、中部大部分省份低，地方财政困难，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不够；③区域差异较大，关中地区、河西走廊及河套地区历来是传统的优势农区，近年来国家大力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使得上述地区农业发展的马太效应突出，加剧了区际不平衡。在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方面，除各种旱作作物的新品种、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不断推进外，近些年国家还投入大量的财、物用于旱作节水技术推广和生态富民工程建设等扶持项目，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户生计得到明显改善。

2.2数据采集

本着科学性、针对性、可比性和可获取性原则，综合考虑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相关指标和数据，本文选用人均耕地资源量(hm2/人)、单位面积耕地产出率(kg/hm2)、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人均水浇地面积(hm2/人)、单位面积耕地机械总动力(kw/hm2)、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农业投资水平(元/人)、农业技术推广水平(%)、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农民文盲率(%)、农村电话普及率(部/万人)、农村电视覆盖率(%)等12个指标对陕甘宁农业技术扩散环境进行分析。其中人均耕地资源量、单位面积耕地产出率和人均水浇地面积反映研究区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情况；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当地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指标；单位面积耕地机械总动力、农业投资水平、农业技术推广水平和农村电话、电视普及率反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农业技术扩散的支撑能力；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文盲率用于表征当地农民文化水平。以上指标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农业发展环境，剔除影响不显著的指标，并增加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大幅度上升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使评价指标体系更符合目前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实际。本文研究范围涉及3省区169个县域(涉农份额很少或基本没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除外)。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以及陕甘宁3省(区)2011年统计年鉴。

2.3研究方法

2.3.1主成分分析法通过SPSS20.0对12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计算出各主成分得分，并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出研究单元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综合得分，定量显示陕甘宁3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并进一步将各研究单元的综合得分值与ArcGIS数据库进行连接，通过断裂点法进行分级，显示其空间差异。2.3.2空间自相关分析(1)全局Moran''''sI统计量全局Moran''''sI统计量可以描述空间对象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状态，并有效检测由于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空间差异。(2)局部Moran''''sI统计量局部Moran''''sI统计量是由全局空间Moran''''sI向局域或者单个空间研究单元对象的分解，可以表示某个位置上的观测值与周围区域单元观测值之间的联系。它必须满足以下2个条件：①能给出衡量每个空间单元自相关显著程度的指标；②所有空间单元的指标之和与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成比例。

3结论与对策

3.1主要结论

(1)影响陕甘宁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主要因素有农业产出效率及社会文化环境、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和农业投入水平3个主要因素，累积方差贡献率达68.742%。进一步的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综合水平分析表明，农业产出效率及社会文化环境是第一影响因子，这与之前的部分研究结论略有不同(刘笑明等,2008;李树奎等,2011)。说明3省(区)的农业技术扩散的首要影响因素已从自然条件为主变为自然条件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综合影响为主。(2)3省(区)社会文化和信息环境主因子得分普遍较低，说明农业技术扩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较差，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瓶颈因素。另外，陕北长城风沙沿线地带、甘南丘陵干旱地带和宁夏南部山区属于耕地面积小、土层较薄及降水较少的区域，农业生产条件较差。陕南地区也一样面临丘陵地区面积大和耕地条件差的限制，还有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的挑战，因而这些区域的农业资源禀赋主因子得分都较低。但是，个别社会经济环境特别优越的地区，虽然其自然资源条件较差，但也可以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的高值区。(3)从169个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综合水平级别划分来看，优良和中等级的仅占36%，远低于较差和很差水平的县域，说明3省(区)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总体水平不高。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北部引黄灌溉区，这是3省(区)传统的农业优势区，土地、光热条件优越，农业生产率高；较差水平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地带和陕南低山丘陵区；很差水平的县域全部位于甘肃省陇南和甘南农业区。(4)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3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具备很强的空间依赖性，形成了明显的区域聚类现象。即水平高的县域多相邻于高水平的县域，而水平低的县域也呈现出类似的低值邻近现象。进一步通过局域自相关分析发现，“热点”县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河西走廊地区和宁夏引黄灌溉区，“冷点”地区高度集中在陇南和甘南地区，其他区域的县域农业技术环境水平呈现随机分布状况。

3.2优化对策

(1)加强县域联合，打破行政壁垒，协同优化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热点”地区应充分利用扩散环境优越且空间高度关联的优势，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大力推进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加快区域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的步伐，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冷点”地区在改善生产条件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地域关联、限制因素趋同的状况，加强县域合作，协同优化区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2)重视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道路。占全区面积过半的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地带、陇东和陇南地区，以及陕南丘陵山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今后应从加强生态保护出发，通过土壤改造、引进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等措施克服先天的不足，优化农业生产环境(芦清水等,2009,王成超等,2012)。同时，针对目前农业发展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带来的诸多环境挑战，应选择绿色技术、可再生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3)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改善农业技术扩散软环境。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文化环境已经成为影响陕甘宁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的首位因子，但从总体上看，169个县域的社会文化环境因子得分还普遍较低，已经成为阻碍农业新技术扩散的重要障碍。因此，亟待推进以下工作：①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各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后者对新技术的采用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②大力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和农业科普宣传的力度，采用便于农民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让农民了解农业技术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提高他们对农业技术的认知、认同和认购水平(丁疆辉等,2009)；③健全农业技术服务网络，构建以农户需求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服务网络体系，突破农业技术扩散的“最后一公里”障碍。

作者：于正松1,2李同昇1李献波1孙东琪3工作单位：1.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安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3.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第二篇

一、技术创新的内涵

学术界最早提出“创新”概念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运用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将创新的概念阐释为“执行新的组合”。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企业家则是这种新组合的推动者和实现者。［1］换言之，企业家就是创新者。“创新”概念虽然是熊彼特首次提出的，而且列出了创新的五种具体表现形式，但并未对什么是技术创新给出过精确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拓展，技术创新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更新与发展，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阐释。国外学者如林恩、厄特巴克、索罗，国内学者如卢东宁、柳卸林、刘辉等。这些学者们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分支。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的见解，虽未形成严格统一的定义，但已就一些基本知识达成共识，即技术创新是从新技术设想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或推广应用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它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成果的生产，而且也包括成果的价值实现或推广应用过程。2．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共同组成。从新产品新工艺的构思设想、经过研究开发设计、投入样品研究、调适生产、正式生产销售、市场营销和推广、商业利益的实现，才完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周期。正如弗里曼所言，在布满荆棘的创新道路上，在创新的每一个环节中，由于技术或经济的困难，创新随时可能会被终止或搁浅。创新成功的取得往往要往复反转的经历方才描述的各个环节才能实现。［2］创新既然是个系统工程，必然要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经过研究证实，从新产品、新工艺构思设想的产生到商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往往要经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这个时间间隔将会呈现日益缩短的态势。3．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来推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相互作用，互为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整个技术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要想取得经济的同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现由知识形态到物化形态、从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完美蜕变”。实现这一“蜕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要找到经济与技术的完美结合点与突破点。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技术的创造发明还必须要考虑整个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从而最终实现由科学技术到经济发展的转换。因此，在技术与经济未结合之前，研发的职能是创造新技术，当经济与技术实现结合后，对这种结合进行量的积累是创新扩散过程的职能。所以说，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环节。

二、农业技术创新的内涵

农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从微观方面来看，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技术与经济相互转化与促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对原有农业技术进行重组，对新技术进行模仿、引进、吸收、改进、推广扩散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把农业新技术、新构想转变为新的农艺和农产品，从而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的过程;是一个在生产应用实践中去不断推广农业新构思、新技术的过程。不难看出，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广义的技术范畴。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系统，目的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实现农业生产的重组和演进。二是为农产品、农艺以及管理的改进而提出的新设想、新样品、新方案，并将其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这也是农业技术创新最为基本的含义。农业中的各种发明创新虽然可以获得奖励、申请专利或作为职称评定的条件［3］，但并不一定能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因为农业技术创新始于农业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农业生产。因此，农业技术创新必须联系实际并应用于实际。三是长期稳定高效的利益回馈必须依靠新技术、新发明以及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因为农业技术不仅是以系统方式整体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也是提高劳动效率和获取利润的手段。所以，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农业发明创造不仅要投入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要投放市场获取利润。从宏观方面来看，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或网络，它由一些列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部门或机构组成。如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民间机构、农业企业、农业中介机构、农场和农户等。国家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这些部门或机构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息息相关。农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创新使原有农业生产中的生产要素实现重组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着眼于市场、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效益是农业技术创新的目标。

三、农业技术创新的特征

与工业技术创新不同，由于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特殊性，因此，农业技术创新具有以下几方面显著的特征:(1)农业技术创新的多元性和松散性。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松散的农户，因而连续不断的技术创新链条往往被分割为两部分，即前期和后期技术创新活动。［4］农业技术的研发、试验、中试等属于前期技术创新活动范畴。前期技术创新活动主体是农科院所，创新任务是从根本上实现技术的变良或改革。后期技术创新活动主体是农户及农场，根本任务是前期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化，主要包括如何使农业科技成果更好地推广及应用，顺利实现商业化。由于分散的农户的加入，后期在技术力量上又显得过于单薄;如若缺少合理的制度安排，农业技术创新主体联系的松散性，使其发生供需脱节的现象也在所难免。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与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农业技术创新较长的时滞性。农业技术创新是个长期过程，从最初的农业技术发明或生产到最终商业化的实现(投放市场为广大消费者认可)都需要时间。创新的时滞性虽然广泛地存在于创新的各个领域，但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特点表现尤为显著。主要是由于:一、由于受生物生长因素的时间限制，农业新技术的实际应用比预期时间要长。根据中国农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农科院的878项获奖成果平均研究周期为6．7年，比医学科学院获奖成果多2年。［5］二、由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因此农业新技术要想为广大农民所掌握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三、由于受自然资源限制，农业生产的相应配套环境建设也需要较长时期。(3)农业技术创新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一点在农业技术创新成果上表现尤为显著。比如，一项盈利前景向好的农业创新通过田间地头的技术指导与示范，邻里效应就可以使其很容易得到扩散。使用该技术人数的增多并不会减少已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具有非竞争与非排他性。(4)农业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农业技术创新的探索性极强，复杂难度极高，因此风险颇高。在农业技术的研发阶段，要综合考虑来自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譬如自然、社会、经济、生物等，活动难度大，风险性高;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及扩散环节也存在着供需主体的衔接、组织结构的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在农业技术的最终商业化及实现环节，要想使创新出的产品为农民所接受并非易事，由于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度依旧颇高且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这就使得农业技术的最终实现转换也变得极为复杂。

四、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近些年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农业科研与推广组织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在我国，农业科研组织机构的设立不够合理，一般是根据行政区域而设，而不是按照农业生态、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域来进行划分。各部门间条块分割现象非常严重。这就造成了国家、省、地市三级农业科研机构分工不明、学科专业重叠、科研项目重复、跨行业跨领域合作项目少等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农业科技资源，导致运行效率低下，也使得农业科技水平呈现出明显地域上的“贫富差距”。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技教育、科研、推广部门欠缺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处于“各自为阵”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成果重产量不重质量，重研发而不重推广，从而导致研究重复、资源浪费和成果转化率低的结果。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政府一直是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投资的主体，但农业研发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不足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农业科研与农技推广组织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也暴露出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推广机制不活、财政保障不力、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同时，在财政拨款资助科研的情况下，项目经费具有很强的行政性特征，从而使农业科研经费配置不合理。从代表政府主管科研项目经费的机构看，项目经费来源于政府，对主管部门获得这些经费来说，成本几乎为零。因为掌握经费多少与主管部门拥有的利益成正比，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科技主管部门，都更多地强调科研拨款的不足，很少考虑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2)我国农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系统的滞后8性。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基本上是空白的。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也就没有制度化的与农民教育培训配套的固定专项经费，农民教育培训投入时多时少，严重不足。据统计，在2011年，中央的“三农”财政投入突破一万亿元，但其中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投入仅约占0．6%。投入经费不足必然导致教育培训规模狭小，据农业部测算，我国农业劳动力2．46亿人，目前每年能够接受系统培训的只有1000万左右，现在阳光工程每年只能培训300万人，覆盖面不到5%，杯水车薪。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农民需要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也愿意向农民提供教育培训，但除了实用技术培训效果较好一点以外，其他系列的教育培训总体效果不佳。天长日久，由于具体教育培训中的操作不当使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供需脱节，农民也就对教育培训失去信心和积极性。(3)农业产销服务信息化建设任务艰巨。信息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目前，在我国农业技术传播的主渠道依然依靠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等。虽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已经被广泛使用并成为获取农业技术信息的主渠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比如日本，早在1994年就由国家投资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信息推广网站，将各级农业信息网站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内容全面、权威高效的全国性的农业信息系统，能够及时为农民和农技推广人员获取及时有效的信息进行服务。而我国目前仍然没有类似的信息平台建设。(4)缺乏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保障。我国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保障很不完备。虽然在1993年就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及其实施条例，但在很多方面仍存在不足，如机构设置、运行机制，这都有亟待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修改、调整与完善。日本曾在1958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对《农业改良助长发》进行修改，从而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技术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事实证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法律的力量来保证并推动农业技术相应机制的顺利建立，是高度法制化国家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资金、税收等配套政策措施仍处在建设阶段。

五、促进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几点建议

结合我国的国情及农业发展的现实水平，笔者认为，提高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1)优化农业科研机构及推广组织布局，积极深化改革。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农业区域分布特点，以农业生产区域为基础，建设全国性的农业科研服务平台，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科研机构间的恶性竞争与重复研究，促进农业生产与科研的有效结合。同时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予以肯定，这样有利于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农民需求、农业推广、科技研发的紧密结合。(2)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创新的投资制度。［6］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投资，通过立法手段，保证国家财政每年投放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经费(主要是农业研究开发和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改革资金投入、使用和管理的方式与机制。政府除了直接拨款外，也要鼓励各级农业技术研发及推广部门结合当地特色与优势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创收，如技物结合，经营配套物资;兴办经济实体;发展第三产业等。这样也就促进了非政府投资总量的增加，提高了农业技术创新的经费总额。(3)进一步改善我国农业教育和农民科技培训。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农业制度、现代农民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三要件。科技教育培训是培养现代农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高农业发展中科学技术贡献率的关键，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持之不懈的基础性战略任务。因此，应当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大幅增加各地农民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比重，形成一个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职业院校为主要依托，广泛吸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民间组织参加，从中央到省、地、县、乡相互衔接的农民教育培训组织体系。同时要提高农民对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就必须将培训目标锁定并落实在是否真正有利于“增收、增产”上，对“双增”目标的帮助程度应当作为近期评价农民教育培训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同时也要加强培训“培训者”的工作，对基层培训者(基层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建立客观实效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评估系统和奖罚制度，这是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要措施，培训经费应当与培训技校挂钩，还可以考虑如何将竞争机制引入教育培训机构的遴选。(4)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信息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部门、多媒体、多运营商的纵横延伸和扩展，建设和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二是推进信息资源共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参与、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原则，打造服务平台，强化基础建设，构建投入的长效机制。三是扩大信息服务覆盖面。加快推进电话、电视、电台和电脑网络“四电合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四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建立和完善主要农产品安全预警体系，提高农业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预警水平，提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监督能力。借鉴国外农业信息化的经验，政府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国家信息化体系的高效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设计多个学科及部门。因此只有政府部门牵头，才能避免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出现的不必要浪费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协调、合理、有序发展进而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效益。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农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政府部门。权威的市场统计分析报告又可以为农民提供最为可靠、及时、全面而又精确的参考。因此，作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组织和领导，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完善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5)建立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保障体系。西方农业发达国家为了保障农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推广了一些列相互配套的综合政策与措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中的宝贵经验。首先，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配套性的有关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法律的保障下，建立布局合理的农业科研、教育及推广体系，并成立使三者有机结合协调有力的科技管理系统。其次，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与措施，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的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比如，可以针对不同的技术创新阶段设立专款专用的基金，用于对重大农业技术创新项目的贷款贴息，更要鼓励科技成果所有人、涉农企业等其他个人或组织将科技创新成果带到田间地头实现转化。另外，制定激励机制并常态化，更好的激发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六、小结

本文从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的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如何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给出几点建设性意见，以期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作者：陈慧文工作单位：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篇

1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背景

1．1全球农业推广的发展趋势

几十年前，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许多国家都建立起各自的农业推广体系［2－4］。20世纪初，英国政府率先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农业推广咨询机构。日本于二战结束至今形成了健全的推广系统，实行政府和农协双轨推广制。20世纪70年代培训与访问（TrainingandVisit）推广在亚洲和非洲兴起，随后世界银行逐步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了70多个国家，有效地增加了粮食产量。20世纪80年代末，印尼率先开设了农民田间学校（FarmerFieldSchool），教育农民进行科学的病虫害防治以及生产管理。这种方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增加了粮食产量，因此被多个国家借鉴。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粮食产量的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明显提高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各国政府对以国家为主的农业推广的支持力度也开始下降［5－6］。同时，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财政困难成了促使各国改革公共农业推广体系的主要动力。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农业推广使得成本回收困难，对于有财政困难的国家来说，资金不足使推广机构无法满足相对广大的客户群体，影响了农业推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提高推广服务的效率与效益，分权成了农业推广改革的大势所趋［7］。其主要方式有权利下放、权利转移或授权，商业化以及私有化等（见图1）。其中中央政府可以将权利部分或全部下放，移交给地方分支机构、地方政府或农业协会，也可以授权给非政府组织，社区机构或其他附属机构［8－9］，农业推广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图1显示了农业推广的多元化趋势。它同时也表明，对于农业推广的改革，单一的做法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来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措施［10］。不可否认的是，多元化在削弱了国家推广主体地位的同时，将推广的成本从政府部门转嫁给用户，即农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推广服务风险极大。这些国家的农民大多经营小片农田，收入有限，往往会因为公益性推广服务的缺失而不能受益，有悖于农业推广的初衷。

1．2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发展进程

我国早期的农业技术推广虽然受到过美国的影响［11］，但是建国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由国家、省、地（市）、县、乡（镇）五级农业技术推广站组成的农技推广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分别建立了国家农技推广总站、市农技推广中心、县农技推广中心、乡镇农技推广站，自上而下逐级地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到农户中。1955年结束不久，我国颁布了《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指示》，建立起从农业部到县乡的‘四级农科网’。1984年，农牧渔业部颁发了《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试行条例》，号召农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技术承包活动，用经济手段推广技术。1991年国务院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定为基层事业单位。这些举措极大地拓展了推广职能范围、创新了推广机制。1993年出台了《农业技术推广法》，落实了乡镇农技推广‘三定’工作，即定性、定编、定员工作，组织实施了丰收计划、植保工程等重大项目，标志着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发展逐步步入法制化轨道。到2000年，全国种植业推广系统共有机构53478个，人员407387人，成为我国农技推广队伍人员数量最多的时期［12］。建国以来，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逐步加强农技推广组织领导、加大建设投入保障、提高人员素质队伍、完善体制机制改革，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一五’期间，我国推广应用主要农作物新品种2600多个，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2％，单产比上世纪50年代翻了两番，总产稳定在1亿万斤以上。据统计，2011年我国粮食单产和总产均创历史新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5％。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对此，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功不可没。

2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新时期的建设要求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同志在2012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专题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央要求、发展需要以及农民期盼相比，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还有不小的差距。

2．1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技推广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由政府决定推广什么，完成的是国家的推广任务，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生产实际中的需求［13－14］。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在组织上和管理上具有双重性，各级推广机构既受上级推广部门的业务指导，又受到同级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对选择什么项目、如何推广不但要受到上级部门的指挥还有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15］。基层推广组织经常要完成与农技推广无关的各类行政工作，包括计划生育、地方选举、防火安全、法律事务等等。只要政府有要求，推广以外的各类任务如政治学习、疾病防御都可能随时交给地方推广机构［16］，不利于基层组织完成本职工作。同时，财政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农技推广组织的一个主要问题。据河南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统计，河南省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只有大约1／3可以正常运转。不完全统计表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缺乏经费，致使1／3的技术人员被迫离岗［17］，使基层推广组织专业人员少，有的还不到总数的40％。而且中青年技术人员少、老化严重，造成了一些基层推广组织网破人散的局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农技推广体系不断受到冲击。很多基层推广机构在自筹资金的压力［7］和经济利益的利诱双重作用下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农技推广服务中。比如，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通过向农民推销更多的杀虫剂和化肥的方式搞创收［18］。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2002年，我国农技推广人员平均每年只有81d的时间用于推广工作。乡一级的推广组织与农民的联系最紧密，但是他们每年用于推广的时间更少［16］。除了在推广时间上打折扣，基层推广机构的商业化活动更是降低了推广服务的质量［18］。同时，基层推广机构对此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使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无法进行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造成了我国虽然有一支庞大的农技推广队伍［19］，但是每年6000多项问世的科研成果中，得到推广应用的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而绝大部分成果仍滞留在实验室或者试验田里［20］。‘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

2．2新时期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要求

我国的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已经进入了转型期。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新部署：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国在《全国现代农业规划2011～2015》中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需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都市农业也对未来的农业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原有的推广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需要。同时，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市场改革与全球化迫使小农改变其传统的生产方式。这就迫切需要我国建设和完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10，21］。2012年底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专题会议对新时期建立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分散性强，这就要求农业技术服务必须发挥其公共性、基础性的特征。公益性服务覆盖面广，投入大，同时社会效益大。这项工作必定要由政府完成，有一套完善的国家农技推广体系和健全的公益性服务队伍，解决好国家推广机构‘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第二，要保证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高能高效服务，必须在机构设置、岗位编制、人员录用等方面进行规范管理，进一步解决国家推广机构‘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第三，要在农技推广服务多元化发展中理顺国家推广机构和多元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农民多样化，多领域的需求。此外，为了保障农技推广服务的实施，还必须加强投入力度。

3我国新型‘一主多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确立

为满足新时期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我国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并于2013年1月1日执行。相关内容也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得以体现，共同保证了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3．1确立国家公益性推广主体地位

新修订的《推广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向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推广农业技术，实行无偿服务。其他单位及其科技人员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技术咨询和技术入股等形式提供农业技术的，可以实行有偿服务，其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同时在第四条（四）中规定‘公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推广分类管理’。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对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中，原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国家机构‘承担公共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工作，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修改为‘承担公共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等公益性职责，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无偿农业技术服务’。相关法律的修订明确了国家机构提供的推广服务是无偿的，而涉农企业和其他机构可以进行有偿服务。这样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不同的主体及其职责的基本性质，将经营活动从国家机关中剥离出去，使不同性质的主体职责明确，以此强调了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主体地位和公益性职责。它明确地回答了国家机构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角色，以解决国家机构‘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

3．2完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推广法》的修订还对国家推广机构的管理运行机制进行了规范，以解决基层推广机构专业人员流失、人员老化、推广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针对农业推广投入不足，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落后，县以下的工作经费严重缺乏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了投入保障机制。另外，还针对一些地方农业技术推广队伍技术人员专业能力不高的问题对技术人员的资质要求提出了明确规范。这些都是针对我国农技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体制、机制、人员管理和经费投入等方方面面对农技推广的实施进行了法律上的约束，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国家公益性推广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新修改的《推广法》不仅明确了国家农业推广机构属于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规范了其公益性职责，还对确保履行这些职责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公益性推广体系制度框架，规范了国家农技推广机构‘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

3．3鼓励和支持各类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主体

新的《推广法》最主要的特点是更加‘多元化’。它将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纳入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中。修订后的《推广法》第十条规定‘农业技术推广，实行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等相结合的推广体系。国家鼓励和支持供销合作社、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科技人员，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近期《农业法》的修改也将原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及科技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内容修改为‘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关科技人员’，同时将第三款‘国家鼓励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修改为‘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供销合作社、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修改后的相应条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等民间组织和机构参与农业技术推广予以了肯定和支持。河南省土肥站研究员申眺认为，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即便农技推广法不修订，现在参与到农技推广工作的主体也很多。但是修正后的推广法从法律的层面上更加完善了体系建设，将农业企业由过去的‘杂牌军’纳入农技推广体系，成为‘正规部队’，与国家推广机构、科研教学单位合作，共同开展推广服务［22］。相应法规的修改使多元化成为农业推广的重要力量，为不同主体参与农技推广给予了保障和扶持。我国近期确立的农业技术推广‘一主多元’的体制，创造性地将国家公益性推广和有偿服务分类管理，形成了国家与其他推广组织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互相补充的新格局，在全球农业推广多元化的趋势下巩固了国家公益性推广机构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国家权利更加‘集中’的‘多元化’，既保全并加强了农业推广公益性服务，又能解决传统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可谓全球农业推广多元化形势下的创新式改革。

4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探讨和思考

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过程中要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条件。从全球经验看，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农业推广中的主导地位，容易造成因公益性服务的缺失而使农业推广的受益面减小，我国所处的条件基本类同。为了更高效地发挥农技推广服务的作用，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坚持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推广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变

纵观全球农业推广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推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的调查表明，全球113个国家，207个农业推广机构，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占到了81％［19］。世界银行2010的研究也表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农业推广体系都是由该国的农业部门发起组织的。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农业推广的主要组织形式都是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官方机构，这些推广组织中的大多数都是有着自上而下管理结构的政府机构［1］。有的学者甚至强调，‘美国虽然州及州以下农业推广组织是以大学为基础，但仍是政府办的官方机构，联邦农业部设有推广局，是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者和主要管理者’［23］。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农业推广体系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公共推广服务［24］，我国也不例外。不能动摇国家在推广中的主体体位，以此保证我国无偿推广服务不会在分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下有所缺失。

4．2加强各类组织参与农技推广服务的力度

在全球农业推广多元化的过程中，各类组织不断参与其中，有效保证了推广服务的实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农民协会都与分权后的政府机构达成了伙伴关系。在以色列等其他国家，有关推广服务的决定由农民协会做主，协会可以签订协议购买相应的推广服务，并确保其有效性。多元化的实质不是推翻国家权利，而是如何实现农业推广体系中权利和责任更均衡、有效的分配，其中包括政府各级部门和其他推广机构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分配，处理好相互的关系。我国的各类民间组织虽然早就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之中，但是它们取得法律保护地位才刚刚开始，因此相应的制度法规还不健全，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保证国家推广主体不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处理好国家主体和多元推广组织的关系，支持各类组织广泛参与农技推广并保障其有效性。

4．3创新思路不断探索农技推广的多种有效模式

全球农业推广的逐步分权，要求我们以创新思路的思路走多元化道路。同时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也需要农业技术推广打破传统观念，开拓思路，走创新发展的道路。事实证明，无论是‘农民田间学校’还是‘培训与访问’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受农民欢迎的方法。最近本文作者尝试将农民需求和农科院校大学生实践意愿相结合，探索建立都市农业‘产学互惠’型农业推广模式。即大学生向农民学习农田实践经验，学生向农民提供所需的培训，如信息采集等。双方在推广实践中实现知识、经验交换，以培训者和受训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农业推广中，提升双方的能力，达到双赢的目的。初步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实践意愿和农民的农业技术知识需求能够对接。由此，本文作者认为，农技推广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有利于推广，受到农民认同和欢迎都可以在实践中应用。2013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此不仅要强化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还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同时以创新的服务方式和手段不断完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作者：高岩1，2王淼啸1束睿1竺子皓1高一帅1工作单位：1．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2．上海交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