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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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思维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主张复兴传统要素和技术[1]，但既没形成统一的“后现代”的概念界定，又未形成系统的“后现论”，且其内部歧异性很大，遭受了很多质疑和批判。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DavidGriffin）将后现代思潮分为解构性（消除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修正性）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后者强调后现代与现代性的不可分割，主张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是对现代的反拨和超越[1]，或者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本文中后现代思维是指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者揭露和批判现代性带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理性专制、机器统治、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现代病”，还批判了“主体性”和理性至上主义，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后现代哲学家杰伊•迈克丹尼尔（JayMcDaniel）概括现代性的坏处：对地球和传统的忽视，不顾社区利益而过分强调个性，忽视作为科学推理补充的审美智慧或精神智慧，将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的倾向，认为一切发展模式都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武断[2]。

王治河也总结了现代性的局限：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理解等[3]。于是他们提出发展的“代价理论”和“人类困境”和“世界性难题”等概念，以说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失衡酿成生态危机及负面效应，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毁灭。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更重视现代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是后现代性所无法替代的，即使现代性发展产生了理性专制、精神荒芜、生态危机等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构建一套本土化的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性理念和修正方案。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4]。现代农业建立在现性和科学基础上[3]，遵循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人分离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5]，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以农民收入为核心衡量标准，把工业化当作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在生产中广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高强度耕作技术，投入大量高水平的无机化学产品，进行某单一品种的工厂式、规模化地连续耕种，虽然短期内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满足了人类对农业增长的消费需求，“无止尽的成长、无止尽的财富、无止尽的权力、无止尽的机械化及自动化虽然可以（暂时地）带给少数人财富和权力”，但“它迟早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这是因为现代农业并非以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

现代农业将“工业化农业”作为唯一生产模式，把城市化当作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这种“同一性思维”是一种极端的“霸权”，“金钱至上”，最终造成土地的掠夺、健康的损害、石油的巨耗、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灾难、经济的外部性、社会公平的损害、文化的侵蚀与异化等弊端[5]。于是后现代主义提出“建设性后现代农业”的概念，倡导“和谐”，即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谐的责任伦理及和谐的审美旨趣，具有生态性、可持续性、可再生性，和谐、多元、感恩等特征，以“共同福祉”为旨归，不排斥“大”但“以小为美”，不“反对”现代农业，但“超越”现代农业，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当代现实的有机整合[5]。后现代农业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农业”，其首要目的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提供健康的和愉悦的食品、农业工作和农村生活。因此，只有后现代农业才是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出路[6]。

2国外都市农业发展经验

国外都市农业发展迅速，形成农业型、经济功能型、生态观光型和综合示范型等模式[7]。

2.1美国都市农业：以经济功能为主

美国都市农业注重生产与经济效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为主要目标，主要形式是农场与社区互助的“市民农园”，农园以低于市场零售价为参与农园的社区市民提供安全、新鲜、高品质农产品，社区为农园提供固定的销售渠道，社区市民与农园种植者共担生产成本与风险、共享盈利、互惠互利。其都市农业园区规模不断扩大，占美国农业生产总面积的10%，其农产品价值占美国农产品总价值的1/3以上[8]，增加了区域食品供给，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都市农业还带动了农业观光旅游业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创收达300亿美元。在都市农业发展中，美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各大都市按国家农业区域整体布局及其自身特色，在城市区域中合理规划和布局都市农业网络，形成独特的都市农业景观，使城乡真正融为一体。其中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的都市农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美国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在农业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年均增长15.5%，专项拨款达35亿美元[9]，并强化农业生物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在专业化生产中使用新技术，以提高都市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美国农业部每月对世界农产品供求形势进行预测，农业部市场营销局及各地农产品市场报价员共同提供相关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民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在家就可获得农产品价格、品种、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最新数据。此外，各类大型生产资料公司、银行、信用社及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贸市场等，共同构成了健全的农产品服务物流渠道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2欧洲都市农业：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

欧洲国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生活品质，对农业价值的判断体现着“崇绿”和“美食”意识。其中，德国都市农业侧重于生态与社会功能。林业在德国都市农业中占重要地位，许多发达的工业城市号称“森林城市”，为减少工业污染，大量植树造林，以农林业改善郊区环境，但减少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主要靠邻国进口。另外两种主要形式是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市民农园是由政府或农民将其农地租给城市居民，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或经营家庭农艺，满足市民回归自然、休闲体验和获取安全食品的需要，市民随自己意愿种植菜、花、草或树，政府不干涉，但农产品不能上市出售。市民农园增加了城市绿地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为市民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园地和条件。目前市民农园的承租者多达83万人，产值占到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3左右[8]。1983年德国修订了1919年有关市民农园的立法，规定所有都市都有义务将市民农园提供给市民，保证每10户居民中就有一户拥有市民农园[9]。休闲农庄则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到农庄休闲度假，观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庄生活和农场生产活动。德国田园都市农业每年创造旅游收入达80亿美元。荷兰都市农业强调农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和农业的社会责任。荷兰实施精细农业发展战略，走农业工厂化、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8]，依托国际大都市的外贸优势，借助“温室革命”发展设施农业和出口农业，跻身世界农业强国，人均农产品出口创汇居世界之首，创造了农业神话。其都市农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农场的集约化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及奶类食品。阿姆斯特丹与其他几个城市共兴建现代化温室12万亩，其中花卉8万亩，蔬菜4万亩，占全世界温室面积1/4；年生产鲜切花70亿支，盆花5亿盆，占国际花卉市场总贸易额量60%；平均每个农民的年出口额将近百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顷土地净出口额超过10万元。

2.3日本都市农业：生产、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兼顾

日本都市农业经历了从经济功能转向社会、生态功能的转变。日本都市农业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中京等三大都市圈，以蔬果生产为主，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园艺栽培和机械化操作，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观光农业，包括市民农园、银发族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体验农业等，发展观光、休闲、体验农业等旅游农业；二是设施农业，采用现代科技与农艺、农业设施生产无公害农副产品；三是特色农业，由农业集团建设特色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深层开发[10]。政府重视提升都市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既通过正规学校培养农业劳动者，还为初次从事都市农业的劳动者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学习相关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总之，世界都市农业发展日趋成熟，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拓展农业的生产、生活、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服务、示范等功能，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农业生产流通体系、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及有力的政策支持，深度发掘都市农业的经济、科技、文化及品牌等多种价值，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科技化、标准化、生态化、低碳化和品牌化，真正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城与乡融为一体。它所形成的市民农园、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农业园区以及融入生态农业理念的现代农业等新形式，正是后现代农业的主要实践形式。

3国内都市农业发展定位及趋势分析

3.1国内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

“十二五”时期，都市现代农业是北京、上海等主要一线城市农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北京都市现代农业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农业生态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杭州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特色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上海着力稳定发展都市高效生态农业；武汉完善现代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西安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如表1）。可以看出，它们都注重都市农业的多元化功能目标，提升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及其服务于城市的能力，开始关注农业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农业的生态性与安全性，但并未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仍以居民利益与安全需求为中心，突出农业的经济功能，强调农业的供给保障，相对轻视农业的生态价值，尚未考虑到资源的掠夺使用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累积性后果及长远影响，也未将农业环境综合治理列入规划内容。

3.2都市农业的衡量指标体系

对都市农业的经济功能的倾向性充分地体现于衡量指标上。其衡量指标体系围绕经济效益展开，基本都侧重于农产品供给与安全、产业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等量化指标，而在生态服务能力与资源节约方面的指标选取差异大，间接地为经济指标服务。北京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亩均化肥用量、生物防治面积所占比重、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冬春裸露农田比率、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5个指标来量化考核农业生态服务的效果，占其指标总数（27个）的18.5%，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设置了“万元农业GDP耗水”指标。然而，杭州和上海都选取4个指标，分别占其指标总数的18.1%（22个）、22.2%（18个）；武汉和西安只设置3个指标（如表2）。由此看来，对于农业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设置少，未达成共识，既不能反映都市农业对环境资源的要求，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及生态服务价值难以用量化，另一方面迫于农产品供应保障与农民增收的压力，追求眼前的农业增长与经济效益，轻视环境资源保护的长远效益，缺乏保护环境资源的实践动力与长远计划。因此，应完善都市农业的指标体系，设计一套综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的量化指标，加强都市农业生态价值的考核，兼顾环境污染控制、资源循环利用及农业环境综合治理，维护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3.3都市农业发展项目规划

北京市围绕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目标，规划了“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观光休闲农业提升工程”与“低碳农业推进工程”，还根据都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评价制定了减缓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提升农业综合服务价值。但其他城市并未设计出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实践方案。其中，杭州设计了“生态循环农业工程”“安全农业工程”和“优质农产品工程”，上海规划“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物疫病与植物病虫害防控建设工程”，西安规划“观光农业发展工程”与“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工程”，主要目的都是推进农业升级，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与安全水平，但都缺乏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整体方案。由此看来，各城市围绕都市农业经济功能设置发展项目，突出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及产业发展水平，并未将环境资源保护列入实践（北京除外），虽然提出了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目标，尚未把资源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落实到发展实践中，轻视生态价值开发，也未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都市农业发展的大前提来对待。

3.4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

都市农业发展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包括水、土地等自然资源与空间稀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困境、粗放经营的农业价值开发深度不够、农业整体利益水平低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修正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与实践，紧密围绕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深入发掘都市农业经济功能以外的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体验教育、文化人文、辐射示范等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业的整体利益水平，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北京为例来分析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激烈，耕地逐年减少且不可逆转，农业用水被进一步压缩，环境累积性污染的恶果日益凸显，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日趋突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5[11]；全市实有耕地332万亩，基本农田28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6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4亩）的12%，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工业“三废”、生活废水与垃圾以及农业污染等，除水源涵养区外，土壤、河流、地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区300公里河道有一半严重污染，郊区超过70%的河道被严重污染[11]。城市生活垃圾规模逐年锐增，据统计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且每年按8%的比例增长，预计2015年将达日均3万吨，90%以上的生活垃圾被运到京郊填埋，其污染远远超出了环境净化能力。畜禽粪便、秸秆焚烧、地膜残留、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以及农业废弃物滋生的病害与有害物质等，造成农业环境累积性污染，使农业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民务农机会成本提高，农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农民增收难度更大。总之，水土资源极度稀缺、农业环境严重污染、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成为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使其未来发展更具挑战性。这就急需用高科技引领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发掘农业在旅游休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辐射示范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价值。

4基于后现代思维反思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

当前国内都市农业本质上是现代农业，生产中大量消耗动力资源和化工投入品，推进农业工业化、科技化和现代化，实现了农业快速增长与农产品极大丰富，却是“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极端“霸权”，急功近利，违背自然规律，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碳排放增加、产品质量安全降低、人类健康与社会公平损害、农耕文化侵蚀、生态灾难等恶果，威胁人类自身安全和人类文明[3]。从长远来看，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未来环境修复与治理成本极高，都市将会为今天快速挤压式的“增长”付出更大代价。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农业观，各城市应以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用“后现代农业”来“修正”和“超越”现代农业，定位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都市生态农业”：依托大城市并与城市充分融合，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为首要目标，以“经营者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与环境代价最小化”为核心衡量标准，以生态为前提，以生产功能为主，深度开发农业的生态服务、休闲娱乐、体验教育、辐射示范等多功能，融合农业与二三产业，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享受农业休闲文化，接受农耕文化教育，美化城市环境景观，提升农业生态服务水平。只有都市生态农业才是都市农业的未来发展道路。第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世界观。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恶质的现代化”的现代性思维，构建动态的、创造性的、多元的“和谐”思维，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充分承载生态责任，走健康可持续的都市生态农业发展道路。第二，修正农业发展目标定位及衡量标准，加强对都市生态农业的扶持与监管。加强宣传生态农业发展理念，充分认识都市生态农业的综合价值，将其纳入都市整体发展规划，将环境代价纳入农业衡量指标，严格考核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绩效，修正不合理的实践；实施都市生态农业的激励政策，积极改造生态农业用地，完善其社会化服务和设施装备，引导工商业资本进入生态农业领域，建立全民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培养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所需专门人才，实施绿色证书制度，加强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与质量安全监管，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三，促进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积极建设农业生态环境。推广农业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构建“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推广生物化的、太阳能化的节能环保的清洁生产方法，加强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控制化工投入品的用量，降低对化学药剂的依赖，促进资源节约利用，降低能耗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加强都市区域内流域的综合治理，恢复或重建废弃的山地林地，改造遭受累积性污染的农田，建设景观农田与农村生态环境，提升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水平。第四，深度开发农耕文化，打造都市生态农业的“精神灵魂”与“核心品牌”。发掘农副产品的历史、品质、区位等特征，构建特色农耕文化并融入产品，打造独有的品牌价值，提供生态安全农产品及精神文化享受，传承传统农业文化精髓与文明，提升都市生态农业的综合效益与多元价值。

作者：何美丽王军强左停工作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