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管理论文：农民良性互动的要点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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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毛志强工作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党史党建部

党和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要素分析

欧洲一些社会学家早在19世纪即应用互动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学的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就是由人与人的互动构成的，基于这种思路，发展了对人际互动基本过程的理论研究，并形成了“社会互动论”的学说。如今，随着现代化、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际之间、人与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都进入了新的层次。因此，互动关系的研究、互动概念的使用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在互联网上以“互动”为关键词稍加搜索，即可查到相关的条目达5000万条之多。党和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就是指党和政府与农民通过治理和参与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执政权威，以及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使其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之中处于主导者的地位。相应地，农民由于天然具有的原子化、分散性，其对于“来自上面的革命”［3］处于被动参与的境地。自古以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互动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可以从上下的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围绕利益这个要素，上下互动的过程可以分为两种状态:冲突与一致。在这里，“合法的冲突是有利于社会和组织的整合的”。［4］上下通过互动使双方在很多方面日益接近、融合、趋于一致，互动是缓和消弭冲突的重要途径;而上下之间的冲突处置失当，无法达成一致即非良性互动。非良性互动分两种，一种是“上动而下被动”，即“一收就死”;一种是“上动而下乱动”，即“一放就乱”。前者根源在于“上”对“下”的权利压制过多。例如，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中，农民积极性被压抑，主体地位无从谈起。后者根源在于“上”对“下”的责任义务过少，致使农民在自我奋斗中行为失范。例如，的解体使得国家对农民的严密控制大为放松，但是，政府很多管治、服务功能也随国家权力一同退出农村，致使某些地区的农村社会乱象丛生，陷入了新一轮的治理危机。非良性互动是古今中外农村改革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政府与农民的传统关系为吸取和管治。政府与农民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命令—服从”的单向管治，农民在政府面前陷于“囚徒困境”，以往总是处于“顺民”、“刁民”角色循环的情境。我国自古以来，政府与农民没有双方对等的互动与沟通，双方沟通的媒介又单一缺乏，上下之间多数时候是一种相隔离的油水关系。所以，农村改革发展中防止政府过多包办，唤起农民的“公民”意识，发挥其积极性显得尤为迫切。与非良性互动形成鲜明比较的是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双向，即党和政府与农民积极参与，各出各力。党和政府的“动”应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科学执政，“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农民的“动”应是积极响应、参与党和政府的建设运动，承担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党和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既是一个释放权力与获取权利的过程，又是一个满足和实现利益需求的过程。良性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则体现着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此外，中国共产党善于与农民群众建立感情，对普通农民的政治心理而言，长期以来对党有一种热爱之情，这种情感因素是中国政治中的独特现象。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影响上下良性互动的要素可以细分为利益、权利、情感、价值、媒介等。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若是良性、和谐，那么其各个要素应该处于一个有机的系统之内，合理安排、科学搭配。依据系统发生论的观点，“政策系统的运行实质就是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5］如果把上下互动比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话，那么利益要素就是躯体，权利要素就是人格，情感要素就是性情，价值要素就是精神，媒介要素就是血脉。我们可以根据互动系统内诸要素的地位、功能制定合理的调适规划，使党和政府与农民的互动良性、和谐。

上下互动诸要素的调适

(一)以利益协调为基本方略利益要素在互动系统中起着躯体的作用，上下互动的基础是利益，上下互动的基本形式是利益协调。利益永远是最活跃的因素，哪怕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也能调动互动双方的积极性，贯穿互动的全过程。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互动主体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利益是一个牢固的纽带。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着一种惯性心态，即他们始终认为“中央是好人，基层是仇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往往“念歪了经”。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交汇点多，利益纠杂所致。处理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目前理顺政府和农民之间关系的关键。首先是利益联结问题。当前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农业税的取消，使得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了利益联结纽带，导致地方政府日渐脱离群众，这也伴随着基层党组织的逐步软弱涣散。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在项目早期取得受益人的一致赞同、促使受益人用现金或实物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6］再如，可以试行基层官员的本土化。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父老乡亲的心声，更有责任感去代表和维护当地民众的利益。其次是利益博弈问题。上下互动是主体间利益的博弈，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例如，“农业补贴政策实质是对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其运行过程则是相关利益主体围绕利益关系调整而不断展开的博弈互动过程”。［7］党和政府要把农民的利益诉求纳入体制之内，而不是溢出体制之外。应尽可能地通过基层组织的互动，或者通过利益团体协商的方式来应对。农民在维护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也要适度“妥协”，即博弈有“度”;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事与愿违，最终导致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负和博弈。这一点，在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已有教训。(二)还权于民，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权利党和政府与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和主体，双方互动的核心是权力和权利的有效互动。权利要素在互动主体中起着人格的作用，权利要素的缺失必然会使互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扭曲，使得上下角色处于“酷吏与刁民”的不正常状态。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有上下之名，但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所以，使上下互动得以正常，关键是使农民向公民转变，核心是还权于民。还权于民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把群众当作创造历史的英雄，还是当作历史上的“阿斗”的一个原则问题。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既是一个满足和实现利益需求的过程，又是一个释放权力与获取权利的过程。邓小平在评论农村改革时强调“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自由有余而权利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捍卫权利的机会和平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种权利失衡的结果”。［9］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一个推动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的政府应该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裁判，来维护公平的竞赛秩序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既充当裁判又充当前锋。笔者以为，中央应加快地方政府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尊重农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等权利为前提，构建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分工合作、良性互动的“参与式”治理模式。(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党和政府与农民互动的主体是党员干部和农民，都是活生生的人，拥有丰富的感情。感情是互动过程中时刻存在，影响巨大的要素，正如人的感情能超越利益的羁绊，甘于为对方牺牲和奉献一样，密切的党群、干群关系是上下良性互动的保证。从上的角度来说，只有情为民所系，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下的角度来说，只有真心拥护党和政府，才能上下一心，攻坚克难。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而崛起并成为执政党，上下互动的主体之间有着血肉联系、深厚感情。然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政府受工业化的战略意图影响，对于农民的利益损害最大，上下之间的感情受到了极大伤害，以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纵观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历史关系，上下之间体现着一种“恩怨交织”的复杂情感，互动过程必然受这一独特的情感要素的影响。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区域与管辖区域相分离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党群、干群关系的情感要素日渐消逝，关系也逐渐冷漠，这足以引起关注。“乡镇干部住县城，县级干部住市里，他们上班的时候开着车来，下班的时候开着车走，只是对上负责，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和关心当地的实际情况，更不用说与农民进行良好的沟通了”。［10］党群干群之间应该保持和谐的鱼水关系，这样，上下才能协商合作、良性互动。对此，政府要变“行政指令”为“服务指导”，坚持“走转改”，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密切与农民的关系。党员、政府公务员要以身作则，沉下去与农民对话、交流，得到农民的信任，与农民建立经得起利益考验的深厚感情。如此，才能使农民从内心深处愿意和公职人员打成一片，和谐相处，齐心协力，建设新农村。(四)建设蕴含新价值的农村文化价值要素在互动有机系统中居于精神的地位。党和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主体之间具有共同的或者相类似的价值理念。因为，任何建设运动都需要精神、信念、动力和追求。这样，上下才能产生认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上下良性互动的前提是一个以秩序为基础价值，以人权为终极价值，包括法治、效率、公平的系统化价值体系。上下互动需要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与幸福观，需要一种贯穿全程的文化精神，这是党和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灵魂。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具有沟通人际关系、提振精神的功效，是互动价值要素的核心。早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就把继承、改造传统文化作为解决农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战略举措。韩国新村运动中一直着眼于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最后形成了一种新村文化，对于新村运动的顺利进行帮助很大。我国素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文化在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党和政府与农民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一种既蕴含了传统的人文思想、和谐理念，又包含现代的自主正义、合作态度、公民社会、奉献精神等文明因素的新农村文化。(五)拓宽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上下互动主要是公共权力和农民的互动，这种互动会产生大量信息流。由于农民的原子化和政府的科层制特点，信息的交互并不及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上下的良性互动，就要构建“输出—输入—反馈”的沟通模式。另外，要充分考虑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利用新的工具、手段、途径千方百计地加强农民与党和政府的联系。首先，利用新媒体。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促使农村加快变革，党和政府与农民互动的平台渐趋成熟和多元。政府的政务公开以及手机、互联网的推广深深影响着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中央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公开、直接、便捷的优势，加快政府政治体制改革，使之由传统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沟通型政府，加强上下良性互动。例如，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社区信息接入站点，方便当地居民进入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网站和其他商业与服务信息网络。研发相应软件，一方面及时将信息发送到农民手机上，另一方面使农民也可用手机和政府部门进行互动。其次，利用新制度、新机制。亨廷顿曾指出:“改革要想成功，需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改革法令只有通过那些致力于执行它们的组织制度的变化才有效。”［11］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需要的是更为细致而有效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要规范和开辟农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保证农民政策参与渠道通畅，要能有效地发动地方民众参与监督和建设。具体来说，要构建开放型的政策运行机制，使农民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效绩评估与监督过程中享有充分参与的权利，在政策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主张，能与政府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从而确保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诸如，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感情增进机制，有序参与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农民对政府的评价和制约机制。最后，改革创新原有基层组织。农民能不能平等地与政府互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组织能力。当前，学界多专注于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例如，对目前农村的种养大户、销售专业户等的合作经济给予教育与培训，由他们来发动、组建合作社。笔者以为，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迟缓，自身力量相对有限，要使其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客观上需要时间，而这是当前农村社会迅速变化等不及的。其实，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回原有的农民组织，例如村集体等村社农民组织。村社农民组织是中国农民组织的基本组织形式，党和政府要以其为载体，整合资源，扩充其功能，作为上下良性互动的给力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