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销区耕地集约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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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政府要求主销区也要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作为我国第二大主销区的浙江，耕地利用模式唯有向集约用地方向转变。本文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分析入手，分析了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浙江耕地集约利用度和粮食生产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状态，耕地自然本底条件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而农业比较收益低是浙江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应通过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措施，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粮食主销区；浙江

1问题的提出

中央政府要求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这一要求强化了主销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责任。浙江是仅次于广东的我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不足40％。随着中央强化对地方粮食安全责任的考核，如何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是浙江面临的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的粮食总产量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2016年，浙江粮食总产量已不足20年前的一半，耕地利用模式变化是粮食总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稳定粮食生产，浙江耕地利用模式唯有向集约用地方向转变。目的不同，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理解、评价和测度存在差异［1］，地方政府基于分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耕地集约利用的关注重点将会投向耕地利用效率特别是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因而更多地从耕地的利用强度和单位面积产出来评价耕地集约利用；然而，耕地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一种农户行为［2］，按照舒尔茨［3］（2006）农民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收入最大化的个体追求，会使得众多农户增加对收益更高经济作物的投入或将向二、三产业转移，降低粮食生产投入，从而导致粮食产出下降。上述现象体现了耕地利用目标上政府和农户两者之间的冲突。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分析入手，从省级和市级两个尺度，分析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在揭示进入新世纪后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并基于粮食主销区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视角，阐述相关政策启示，协调政府与农户在耕地利用目标上的冲突。

2省级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

2．1复种指数变化。复种指数是耕作制度研究中衡量耕地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的基础性指标［4］，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以及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我国长期以来采用多熟种植模式，通过提高耕地利用率，来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出。本文以耕地面积数据和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分别计算了2005～2014年间我国以及浙江省的耕地复种指数。由于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数据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做出了重大修正，致使该年耕地复种指数出现异常大幅下降，为了便于比较，将研究区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中，2005～2008年，我国复种指数从127％增加到128％，2009～2014年，从117％上升至123％，年均增长1％。上述两个时段数据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异，但计算结果均显示，我国耕地复种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也反映了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稳定提高态势。与全国总体上升态势截然不同的是，浙江的耕地复种指数快速下降，从2005年的146％下降到2014年的122％。耕地复种指数是反映耕地利用强度的指标，耕地复种指数下降，意味着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资金、劳动力的下降，也意味着耕地对农户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效用减少［5］，农户将更多的资金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配置到收益更高的非农行业，复种指数降低是农户追求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浙江耕地复种指数的下降，反映了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降低的态势。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耕地经营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无疑是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主因。浙江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是传统的水稻一年两熟地区，1978年，浙江省双季稻与单季稻面积比例高达18．98∶1，到了2014年，上述比例只有0．40∶1，浙江水稻生产已变为单季稻种植为主。除此之外，耕地结构急剧变化、耕地整体质量下降也是这一时期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原因。本世纪初，“土地折抵指标”等土地利用体制改革措施的实施，浙江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大量优质耕地变为建设用地，而“上山下海”式的耕地补充方式导致的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以及新垦耕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6］，造成了耕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现象的增多。调研显示，在抛荒的耕地中，立地条件差、肥力低、坡度高、蓄水弱且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新垦耕地比例最高。2．2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在浙江耕地利用集约总体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考察其粮食播种面积变化，是为了分析粮食生产在耕地投入中的变化状况，了解农户的投入偏好，厘清粮食生产中政府目标与农户目标间冲突的原因。2005～2014年全国和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总体状况，与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体增长趋势不同，在农作物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浙江粮食播种面积也持续下降，表明了浙江农户对包括粮食种植在内的耕地投入意愿持续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的降幅比农作物播种面积的降幅更大，前者为14．94％，而后者为18．93％，这反映了农户耕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即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比重在下降，而投入非粮生产的耕地相应增加。调查发现，即便在划定的粮食功能生产区，浙江耕地非粮化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浙江省对于功能区耕地的种植结构有具体规定，但由于和经济作物相比，粮食种植收益低，上述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浙江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是在2005～2007年，而2007年后的播种面积的变化幅度要小得多，这可能和浙江的“土地折抵指标”等土地利用措施在2007年被中央政府实质叫停有关。“土地折抵指标”政策使得新垦耕地快速增加，相应更多的优质“熟地”被转为建设用地，新垦耕地无论是地力条件还是基础设施条件都不如被占用的“熟地”，农户在这类地块进行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更低，这会降低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耕地投入，导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进而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浙江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在“土地折抵指标”政策实施期间，2001～2007年，浙江粮食总产量下降了32．1％，和同期粮食播种面积的降幅基本持平。2．3粮食单产变化。粮食单产反映了单位播种面积上土地、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状况，通过考察粮食单产变化，可以从产出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状况以及粮食生产效率变化。结合浙江实际，粮食单产分析还可以考察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背景下，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变化，并进一步揭示个体利益追求下的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如何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状况。2005～2011年，浙江的粮食单产总体是增长的，并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此后，粮食单产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015年继续下降为5887kg／hm2，离历史最高位已越来越远了，也即从粮食单产看，2011年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处于上升态势，而此后的趋势是下降的。粮食单产是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投入状况的综合反应，土地主要是指土地质量的变化，多项研究表明，浙江的耕地质量总体是下降的［6，7］，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力对耕地质量存在替代作用，因而，2011年前浙江粮食单产增长是源于单位耕地面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的提高，而耕地质量对浙江粮食单产呈现的是负向影响。由于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缺乏，近年来，浙江水稻生产“轻简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水稻生产“轻简化”主要是指以撒播为主的直播比例快速上升，直播稻用工少、劳动强度低，是一种劳动力替代技术，但直播稻是相对粗放化的耕地经营方式，影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水稻生产劳动力投入降低而带来的“轻简化”和“粗放化”可能是2011年后浙江粮食单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3市级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

3．1复种指数变化。为了考察浙江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差异，本文依据统计数据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计算出浙江省各地2005年、2009年和2014年耕地复种指数。前文分析表明，浙江耕地复种指数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但2009年前后的下降幅度呈现出阶段性差异，2009年后降幅明显收窄，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在2009年前后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区差异性。其中，2005～2009年期间，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变化呈现比较明显的东西差异，浙西南地区的下降幅度远大于浙东北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多，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会较低，农户为追求资本和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倾向于转向效益更高的第二、三产业［4］，而这一时期的浙江，呈现出来的现象刚好相反，相对欠发达的浙西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幅度大大高于浙东北地区，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浙东北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传统的农业高产地区，土地耕作条件优于浙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相同的农业要素投入，能够获得比浙西南地区更高的经济收益；二是浙东北地区农民在本地获得二、三产业的兼业机会多，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可以在本地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浙西南农户更多的是跨地区向非农产业转移，兼业成本高，农户转向非农就业的比例反而更高。当然，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内部各地区也存在差异，浙西南的温州经济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均不输于浙东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幅度高于浙东北地区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浙东北的舟山，属海岛地区，户均耕地少，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体收益低，较多倾向于转向渔业和二、三产业寻求就业机会，耕地复种指数下降幅度大。2009～2014年，浙江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变化幅度均比2005～2009年的变化要小得多，从分地区变化看，浙东北下降幅度最大的依然是杭州和舟山，浙西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也依然是丽水和台州，在指数逆势上涨的三个地区中，最为显著的是浙西南地区的衢州，指数提高了7％，2014年耕地复种指数为167％，仅次于杭州，略高于绍兴，其它较高的地区依次为杭嘉湖平原的嘉兴、湖州以及宁绍平原的宁波。由此可以看出，耕地复种指数高、下降幅度低的地区都位于浙东平原以及浙西耕地资源禀赋最好的衢州。上述不同地区复种指数的变化状况表明，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质量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但总览2005～2014年，浙江11地区的复种指数都是下降的，表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户更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浙江省级复种指数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和前文省级尺度的变化是一致的。3．2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由于浙江省级耕地复种指数在2009年前后变化的不同特征，为了分析浙江不同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变化下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特征，本文根据统计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地区2005～2009年以及2009～2014年两个区间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2005～2009年，浙东北和浙西南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的差异反映在耕地播种面积上，又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浙西南各地区在复种指数快速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指数也出现不同程度地下幅下降；而浙东北各地区在复种指数下幅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却普遍提高，增长最大的两个地区是绍兴和嘉兴，分别增长了16．46％和10．17％。浙东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而粮食播种面积提高表明该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但投入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却在增加，耕地复种指数下降可解读成农户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结果［4］，在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而非农就业相对缺乏的地区，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下降，农户为了追求耕地经济最大化通常会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经济作物种植，从而使得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但在经济发达、户均耕地面积少的浙东北地区，相对省工的粮食种植是农业劳动力缺乏下农户的理性选择，而将劳动力投入收益更高的二、三产业以追求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水稻直播、农业机械化等省工技术为延缓浙东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提供了技术支持，其中，浙北杭嘉湖平原稻区几乎全为直播稻［8］。浙西南地区这一时期的耕地复种指数也是下降的，且下降幅度比浙东北更大，表明浙西南地区农户也处于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阶段，但由于耕地结构等有别于浙东北地区，直播栽培等省工技术并未在这一地区获得推广，加上农民兼业成本高，因而投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同时下降。2009年以后，浙江全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均出现较大幅度地下降，表明拥有耕地自主经营权的农民在成本约束下，为追求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逐步将更多的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这给浙江稳定粮食生产与口粮自给率带来极大挑战。3．3粮食单产变化。粮食单产反映了单位耕地面积上劳动力、资本等的投入状况，基于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出2005～2009年以及2009～2014年浙江省各地粮食单产变化情况。在2005～2014年浙江粮食单产总体增长的背景下，在两个时间段，仍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2005～2009年，尽管浙东北地区总体增长比浙西南地区的缓慢，但浙江各地区的粮食单产均呈现增长态势，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上的资本与劳动力总投入在增加，由于科技替代劳力比较普遍，因而总投入的增加实际上是科技和资本投入的增加，直播等种植技术的推广，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其实是下降的。考虑到浙东北2005～200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也是增加的，表明这一时期浙东北各地区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本和劳动力（科技替代）实现了同步增长，这是农户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到了2009～2014年，浙东北地区已有两个市的粮食单产出现了负增长，结合浙东北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幅下降，表明即便有水稻直播等省工技术的广泛采用，由于粮食生产效率提高空间收窄，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停止增长了。有别于浙东北地区，2009～2014年，浙西南地区各市的粮食单产出现了较快增长，表明单位耕地面积资本、劳动力的总投入在较快增长，由于浙西南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是下降的，粮食生产中耕地投入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变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2009～2014年，浙西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27．98％，粮食单产增长了9．71％。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一是种植结构的变化，这一地区山地资源多，一些粮食生产效率低的耕地不再种植粮食了，被用于经济作物种植或干脆抛荒、季节性抛荒，2005～2014年，浙西南耕地面积从66．29万hm2增长到96．49万hm2，增长了45．56％，但同期农作物播种面积却从123．65万hm2下降到117．12万hm2，下降了5．28％，这也是该地区耕地复种指数下降速度快的原因；二是浙西南劳动力不能完全转移到比较效益更高的二、三产业，一部分滞留在农村；三是土地流转加快，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会选择承包一些优质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粮食单产也大幅度提高了。综上所述，除舟山外，浙江东北部各地区在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降的背景下，粮食单产的增长也趋于停滞，宁波、嘉兴等地已开始负增长；浙江西南部各地区粮食单产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单产增长也是建立在播种面积大幅下降的基础上，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后，浙西南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已接近浙东北部地区，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

4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浙江耕地集约利用度和粮食生产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状态，在2011年前，尽管粮食生产的耕地投入一直是下降的，但单位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投入的资本与劳动力（含技术替代）是总体增长的，但此后，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均处于下降状态，导致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的下降。其二，区域尺度上，浙东北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度下降幅度总体要小于浙西南地区；就粮食生产而言，浙东北地区与浙西南地区的投入结构存在差异，浙东北地区耕地投入的下降速度小于浙西南地区，但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劳动力投入已趋于停滞状态，而浙西南地区单位面积的资本、劳动力投入总体仍处于上升状态。4．2政策启示。其一，政府通过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质量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而农业比较收益低是浙江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因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需要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激励。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传统农业原有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很低，提高农业生产率，关键是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3］，除了土地之外，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还包括农业科技以及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人等。政府可以通过耕地保护补偿引入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改良土壤等提升耕地地力水平；通过提高农田灌溉与机械化作业水平等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以及农民自身科技文化水平等，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其二，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生产规模效应，降低粮食生产劳动力的投入强度。建立从育秧、耕种、日常管理、收割以及运输等农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适应农村劳动力缺乏以及农民兼业耕地经营的要求。在经济发达、户均耕地面积少的浙江，相对省工的粮食种植是农业劳动力缺乏下农户的理性选择，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水平，适应农户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协调政府“要粮”与农户“要钱”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是浙江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与口粮自给率的最大障碍，2010年，为了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浙江提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计划通过8～10年努力，建成53．3万hm2粮食生产功能区。在目前的粮食功能区建设中，省级财政投入只占小部分，大多数投入需要市、县、乡三级财政解决，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配套困难，应适度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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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和忠，徐卫星．土地利用困境的制度驱动与体制创新———以浙江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2（3）：23－27．

［7］赵哲远，马奇，华元春，等．浙江省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9（11）：55－60．

［8］李凤博，方福平，程式华．浙江省水稻生产能力和制约因素及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61－265．（022）

作者:徐卫星 姜和忠 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