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粮食管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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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杜鹃陈珏工作单位：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1943年1月23日，云南省粮政局核准了昆明市粮业公会核定的大米限价：每公石上米880元，中米800元，下米720元。[3](p51)这一限价标准从2月1日实施后，市场米价确实较1月份有所下降，每公石上米下降80元，中米下降45元，下米下降130元。但仅仅只维持了一个月，从3月开始，米价又上涨了许多，每公石上米涨至1040元，中米涨至900元，下米涨至880元。[5]1944年8月28日云南省物价管制委员会和云南省粮政局重新核定粮食价格，昆明普通食米（即中米）的限价为每公石6200元，次米为5600元。[7](p123)而同期市场米价中米为每公石7370元，次米为7150元，大大高于限价。[5]实施粮价管制，虽然主观目的是要借助行政的强制手段抑制粮价的飞涨，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供应，但“或以所限种类过多，管理不易严密，黑市从而发生；或以所限地区集中都市，生产来源或其周围之地域未受管制，形成外高内低之象，使都市转因限价而货源趋竭蹶，此在执行未尽其宜，遂致限价愈增其累。”

取缔囤积居奇

尽管上至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下至各级粮食管理机构，对于粮食均有一系列管理措施，但成效甚微，无法满足市场对于粮食的需求，使得粮价越管越涨，各级政府遂将粮食管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于是，针对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1939年2月和12月国民政府经济部相继颁布了《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1941年2月国民政府又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以上法令所提及的日用重要物品首先即是指粮食，包括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至5月国民政府更是专门针对谷米、小麦、面粉及受管制的杂粮颁布了《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专门就粮食市场上的囤积居奇，作出说明及处治之办法。云南省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同时，也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管理粮商、打击粮食投机的法令、法规，如1940年7月昆明市政府的《昆明市县米商住户囤积食米取缔办法》。此外，云南省政府和物价管制机关也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严禁私自高抬物价、取缔缔囤积居奇的文告，如1939年4月的《取缔商人高抬售价办法》、1940年10月的《各县取缔高抬售价及囤积居奇暂行办法》、1943年2月的《云南省管制物价会议执行处罚违反限价条例》、1945年2月的《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这些文告虽未专门针对粮食，但粮食市场的囤积居奇却是其管制的主要对象。除了颁行上述各项法令、法规外，云南省政府、物价管制机关和粮食管理机关还利用社会的力量共同打击囤积居奇。在此期间的云南《民国日报》随时将中央及地方的粮食管制政策、措施、法令公诸于众，将管制机关对囤积居奇行为的纠察与惩处见之报端，并发表文章呼吁商人诚实交易，给囤积物资、操纵物价者以社会压力，从而稳定民心，安定社会，平抑粮价。此外，云南省还奖励举报，如1940年的《昆明市县米商住户囤积食米取缔办法》就规定凡米商住户囤米不登记，除警局、区长查办外，准许人民告密，告密人可得罚金的十分之三作为奖励。[7](p113)用这样一种方式发动民众相互监督，共同打击囤积居奇。从上述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央及省、市对于粮食市场的囤积居奇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大，但囤积投机之事却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就意味着取缔囤积居奇政策对抑制粮价上涨的作用十分有限。之所以至此，国民政府将原因归结为“政策、法律措施的不完善和贯彻不力”[8](p287)，曾在《粮食管理要点与县长重大责任》中公开斥责各县县长工作不力，他说：“大多数的县长仍旧是阳奉阴违，与从前的官僚完全一样，不是背地讥评，就是怀疑观望，县粮食管理委员会徒具形式，对于规定办法不能彻底执行、贯彻到区乡镇保，以致囤积的依然囤积，隐匿的依然隐匿，规避的依然规避。”[1](p162-163)这虽然是各地执行取缔囤积居奇政策的实情，但并非粮价飞涨的根本原因。

实行田赋征实

云南省从1941年11月1日开始实行田赋征实。在办理过程中，省田赋管理处根据省内各地区不同的粮食产量、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将省内各县区分为征实县区和折征法币县区。昆明、玉溪、曲靖、大理、个旧等大部分交通便利、粮食产量较丰的地区全部征收实物；而澜沧、耿马、宁蒗、中甸等县区因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产谷不丰而全部折征法币。每年亦会视不同情况，对征实区和折征区作适当调整。此外，征集的粮食为便于保存及配给起见，以稻谷为主，但也视各地农产品情形，兼收各种杂粮，如包谷、苦荞、蚕豆、小麦等。田赋征实以原有赋额为折征标准，在1941—1945年的4个征收年度（每年11月至次年9月）中，云南省所需完成的征收任务共计为稻谷510万石、法币106407359.32元。云南“山多田少，产粮非丰，且自抗战军兴以来，农村劳力缺乏，生产减少，然消费方面，则同盟军及外来人口较前日愈增多，兼值灾歉之余，民力实有难省”[9](p732)，以这样的状况要完成如此的征实任务实属不易，但这4个征收年度云南省田赋征实共征收稻谷5296578石，超额完成近4%；征收法币65207134.47元，只完成任务的61%。[9](p730-733)在田赋征实的同时，从1942年开始云南省内大多数县市还实行了粮食随赋征购，即按田赋数额的多寡按比例定价征购。1944年国民政府规定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征借，采用累进法，提高粮食征借数额，所有征借的粮食，既不付现金，也不发粮食库券，且不计利息，只在粮票内载明自征借后五年起分五年平均摊还，抵完当年的新赋。在1941至1945年的4个征收年度中，通过征实、征购、征借，云南省共计征收稻谷11811456市石，占征收县稻谷总产量的49%[3](p40)。除征购、征借外，云南省自1942年起还随赋带征县级公粮，以作县级公教人员公粮之用。截止1945年9月，省内征实县区共征县级公粮1461538石，折征县区共征法币10394719元。云南省将田赋征实所征收到的粮食按照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首先用于驻滇部队的军粮补给，1941年至1945年共拨付10139726.459石粮食，约占拨付赋粮总数的73%。[3](p87)关于公粮拨付，1942年云南省粮政局根据粮食部《关于划拨公粮及调剂民食》的规定，按照中央公务员的标准向省级公教人员配给平价米。1941年至1945年共拨付公粮1423252.496石，约占拨付赋粮总数的10%。[3](p87)此外，自1942年9月云南省粮政局将本省征收的粮食，除拨军粮、公粮、囚粮、工粮以及专案饬拨粮食以外，所有余粮照价拨作民食出售，售价按市价减低5%，每人每月配售食米2公斗。根据这个政策，昆明市设立了25个粮食分销所，市民凭户籍牌及供销处所发的购粮证每月分上、中、下三旬到分销所购买粮食券后，持粮食库券到指定仓库兑取米粮，所售民食搭销杂粮二成。[3](p86)据统计，自1941至1945年，云南省赋粮共拨民食2293748.847石，约占拨付赋粮总数的17%。[3](87)云南省政府虽然通过实行田赋征实集中了大量粮食，基本保证了军粮和公粮的供应问题，但用于供给市场的粮食数量却十分有限，因此无法平抑市场粮价，最终亦无法彻底解决战时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