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体育改革的理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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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傅振磊工作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体育学院

理性是什么呢?从哲学理论角度来说，理性是与感性相对应的，专指隐藏于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背后的普适性规律，而且，这种规律能够解释客观事物外在的现象、运动或变化。由此而言，农民理性可理解为农民对各种纷繁复杂事物或现象感性认识的加工，并最终达到理解和把握感性其运动和变化规律的过程。然而，农民理性更多的来自于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从社会现实生活角度来说，农民理性主要指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生活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并体现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谚语、口头谗等日常话语之中。［4］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农民意识和态度更加直观、形象的反映，属于文化体系中的“俗文化”或“小传统”范畴。［5］这种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农民的影响更长久、更深远。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农村体育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谚语、口头谗等内容的作用与意义。人情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亲情社会”和“熟人社会”。村落是我国农民生、老、病、死的发祥地，村落居民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就此角度而言，我国传统农业社会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有时候人情甚至大于王法，因为人情可以给农民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优越性。当农民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陌生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朋友和乡邻等这些所谓的“自家人”。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下，我国农村体育参与者主要局限于以同宗或同姓氏相聚居的村落成员，成员之间均为血缘、地缘等亲情关系。［6］在这种人情关系社会背景中，体育参与者所出现的矛盾或纠纷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前辈与后辈之间，另一类是同辈之间。前者一般在儒家伦理秩序控制下，后辈会敬畏前辈的权威而做出让步，或以“大人不与小孩子一般见识”而了事;后者所产生的纠纷也会在亲情关系或熟人关系调停下而出现缓和，再加上本族年长者出面调节，而且后辈们都会给长辈们一个“面子”。因此，这种人情社会关系内的矛盾或纠纷一般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近代社会以来，中国踏上了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发展征程，村落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而各地农民工相互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各村落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农村体育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具有血缘关系或亲情关系的“自家人”，而是增加了“外来者”，出现了“主”、“客”角色，其矛盾或纠纷也出现了新类型。以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秩序和“三纲五常”的伦理控制在这种新矛盾或纠纷面前黯然失色，家族或宗族中年长者的“面子”也显得分量不足。因此，在处理族群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之间关系时需要一种新型的方式:契约管理与法律管理。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农村体育发展也呈现出现代化需求，在农村体育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复杂，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控制经常无法解决或调解其关系纠纷，而伦理控制转向契约控制、法律控制则成为历史发展必然。然而，中国农民的“人情理性”也是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实现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在当前阶段，这种“人情理性”依然影响着我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但无论怎样，“人情理性”与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需要相背离是现阶段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尽管在一定历史时期能够繁荣中国农村体育，但在处理农村体育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时，农民的“人情理性”却阻滞了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进程。

节约生产和消费是农民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如果说农民理性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节约，尽量压缩开支，即将消费支出降低到最低限度。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收益非常有限，农民不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富进行消费。在农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是一体的，节约也就意味着财富积累，即增收。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下，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丰歉难保，而且，农民又没有其它的生活保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日积月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的节约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家庭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农民的节约理性仍在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于是，有研究者就提出“体育市场化”、“体育商业化”的观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又了多项与体育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体育市场化和体育产业化发展，［9］然而，我国农民体育消费却仍处于较低水平，农民不愿意花钱购买体育服务和体育设施。究其原因，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基本上更是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的生活保障，将消费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是农民经常挂在嘴边的“吃饭穿衣量家当”。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一直维持着无体育设施或仅有简单体育设施的农村体育发展现状，或者农民对体育设施的要求不高，或者能够忍耐农村体育设施的缺乏，这些均与我国农民的节约理性有关。然而，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则要求“体育场地设施多样化”，以满足中国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需要。很显然，中国农民的节约理性与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要求产生了冲突，限制了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忍受在传统农业社会，我国农民的所生存的环境极其复杂，既要应对来自变幻莫测自然环境的挑战，又要面对来自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下，他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逆来顺受。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下，他们总能够找到适合自身生存的空隙。农村严重缺乏体育设施、农村体育缺乏指导以及农村体育缺乏组织领导等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所公认的农村体育现实。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并不缺乏体育，而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前者以城市体育为参照，以现代体育为内容所得出的结论;后者则以我国传统村落为参照，以传统体育为内容而得出的研究结果。［10］至于，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体育格局的真实现状则无法体现出来，因为已有相关数据缺乏这方面的调查与统计。依据相关文献资料所述，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农村体育与传统农村体育发展不均衡，要么倾向于现代农村体育，要么倾向于传统农村体育，然而，我国农民对此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漠然态度。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则要求农村体育格局和谐发展，二者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不能相互替代，而和谐程度、和谐标准应以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亲身感受和需求为依据。

农民理性与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发展充满了重重矛盾，人情理性制约了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的法制化进程，勤劳理性使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的社会职能难以世俗化、生活化，经验理性对中国农村体育技术传播知识化不利，节约理性限制了中国农村体育设施多样化的现代化需求，忍受理性使中国农村体育格局和谐化发展失去了明确的方向。然而，这并非绝对，理性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内容、形式和功效十分复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农民理性也在发生着惟妙惟肖的变化，法治理性、科学理性、消费理性、知识理性以及人权理性等现代化理性越来越得到我国农民的认可与追求，它们也必将在中国农村体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