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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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基本内涵

农村，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地域概念，是最古老的社会实体。依据人力资源内涵，所谓农村人力资源就是在农村区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具有智力和体力劳动能力，能够从事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劳动者人数的总和。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农村人力资源可以分为农村男性人力资源和农村女性人力资源（亦称为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两大类。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就是农村女性总人口中具有创造物质、精神和文化财富能力，能够从事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女性人口的总称，它是农村女性劳动者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从数量上看，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现实和潜在女性劳动力的人数；在质量上则是农村女性劳动力体质、智能和思想等素质的反映。总的来说，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决定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农村女性人口结构决定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结构。我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一个“数量众多、成分复杂、层次分化、差异较大”的人力资源群体。［3］农村妇女人力资源质量作为农村女性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综合反映，它通常与农村女性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技术能力、科技素质和意识理念等紧密相连。具体而言，我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由以下几方面人口构成：1、处于劳动年龄内（16-55岁，后同），从事农村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它是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农村适龄女性劳动人口”；2、处于劳动年龄内，长期从事城市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它占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当一部分，被称为“农村适龄女性就业人口”；3、虽然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是却已从事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未成年女性劳动者”或“农村未成年女性就业人口”；4、已经超过劳动年龄，却依然继续从事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老年女性劳动者”或“农村老年女性就业人口”；5、处于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这部分人口被称为“农村女性求业人口”或“农村女性失业人口”；6、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接受教育、参加不同层次不同内容学习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女性就学人口”；7、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8、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军队服役的农村女性人口；9、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其他农村女性人口。在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实际人口构成中，前五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即现实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后四部分则被看成是潜在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它具有能动性、资本性、增值性、再生性、社会性和区域性等显著特征。

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于劳动者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即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上。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拥有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是农村经济增长要素的主要供给者。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二元经济理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产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理论以及社会性别理论等视角，系统分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可以看到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塑造者、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者。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在数量基础上的质量水平将直接影响和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速度与进程。（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目标实现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村物质资本创造和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增收、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态势基本形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主导性力量，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物质资本的创造和积累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正如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述，人和劳动是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核心资源，“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4］101人是劳动的主体，自然资源是客体，资本资源则是二者的中介；近代社会中出现的资本和自然资源高于人力资源，甚至控制人的现象，是一种“异化”现象。在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视域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源泉。关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其关键性因素并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人力资本的增长可能是经济系统内最为不同凡响的特点”。［5］综上可见，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生产要素中的主体性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经过开发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将成为农村经济系统中最能动最活跃的要素，是农村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关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源素质越高，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反之亦然。（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现代农业，是相对传统农业而言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6］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新型农民培养是关键，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在高收益的吸引下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最后直到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刘易斯，1955）；因此，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以提高生产率，来保持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部门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转移，农业生产女性化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客观上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没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不但能使长期束缚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妇女逐步适应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还能通过经营管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的提高，改变传统低效、自给自足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农村妇女日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核心力量，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农村妇女的参与，甚至必须基于她们的发展和参与。正如同志所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挖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7］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也是如此，在管理的过程中既不能出现农村妇女视角的缺失，也不能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广泛参与，否则“管理民主”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不仅是劳动者，还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应该是统一的，“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4］486在未来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是能够承担各种不同社会职能的人，他们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使自己先天的、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地发展；当今社会发展呈现这样的态势，“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222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农村妇女在体力、智力、政治参与和生产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与完善，其中农村妇女公共事务参与状况直接反映农村妇女的政治素养，是衡量农村妇女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直观反映。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公共事务参与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题中之意，也是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水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四）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塑造者。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认为女性能力和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于或劣于男性，不在其生理特征，而是后天形成（波伏娃，1949）；妇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不是女性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所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能保持优势，而妇女创造劳动生产率的价值被贬值，是传统文化所决定的社会性别标志的表现，是社会为他们做出的位置安排。［8］由此，女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他者”的角色，通过相对于男性的关系被描述和界定，如女性通常被描述为是柔弱的、需要保护的、无能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易哭泣的，男性则是尊贵的、强壮的、有魄力的、成熟的、理性的、坚强的。而这些观点，再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等环境因素进行综合，从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男主女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男女两性差别观念，甚至在现代还在不断被内在化、概念化和大众化。毋庸置疑，这种传统的“女性弱者”性别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妇女成长为新型农民的现实期待并不相匹配；同时，也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缔造，需要让农村妇女参与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让农村妇女主动去展现和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平等、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激发农村妇女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最终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真正成为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展现者和塑造者。（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部门是农业部门，它是社会分工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存在的基础，“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其他一切劳动部门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9］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大量绝对过剩的农业劳动人口便流入城市，即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有向城市集中的显著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依次转移到工业和非农业生产领域。我国的城市化实践印证了这一趋势。随着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我国城市化主要有两种途径，［10］一种是内涵式城市化，主要依托现有城市吸纳和转化更多人口，尤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流动人口，促使他们能平等地获取和利用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另一种是外延式城市化，指通过行政区划变动迅速扩大城镇的地域规模，大量农民就地拥有了市民身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上，城市化发展聚集了大量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直接参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集中了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许多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参与和推动。与此同时，城市化也给农村妇女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农村妇女不再囿于农村的土地上和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城市化还为农村妇女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优化的社会氛围，为农村妇女获得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者。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天然依赖和利用土地，如农业生产分布受自然环境影响、农业产出规律亦由自然产出规律决定；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对土地的利用和开发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变过程。此外，从资源现实来看，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一直以来与耕地之间供给矛盾突出，耕地资源人均拥有量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高速增长，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才获得的。随着农业的深化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剧，农业生产面临巨大危机，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农村水土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农村妇女承担着人口繁衍的重要职责，因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首先，由于生物遗传的原因，母亲的素质会进行代际传承，即母亲的智力、体力和文化水平等都会影响甚至决定子女的智力和体力。其次，子女在社会化过程受到母亲影响。在农村社会中，子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普遍受到母亲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子女成长中品性养成的重要途径。作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力量，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及其作出的生产决策都会对农村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如耕地的保护、森林植被和水资源的保护，水土流失的治理、土地荒漠化以及防止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村妇女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村妇女的环保意识，转变其生育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更好地处理好农业与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动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巢小丽工作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