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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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走好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任务艰巨，因剩下的都是贫困程度更深，脱贫难度更大的贫困人口。本文结合在安徽省利辛县陈营村所做的多次实证调查，对该村121户贫困户进行了深度走访，了解其实际生活状况与当地政府扶贫的实施情况，结果显示：陈营村贫困人口平均年龄较大，“贫病交加”现象严重，自我建设能力欠缺、内生发展动力匮乏。该村应采取政府主导的复合型模式，构建个人主体、社会参与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政府应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核心，切实解决“扶持谁、怎么扶、扶什么”的问题；贫困个体应树立主体意识，培育脱贫奔康的内生发展动力与自我建设能力；社会应广泛参与，贡献多方智慧与各界力量。国家、个人、社会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模式保障。

关键词：精准扶贫；陈营村；贫困户；对策；机制

陈营村坐落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中部，利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片区县，属于黄淮平原资源贫乏区。皖北地区以其贫困程度之深、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17年6月，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从结构上看，现有贫困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1]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

一、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实证研究：以陈营村为例

本研究基于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为探究脱贫攻坚的实施现状并廓清内在困境，借以探寻可行路径，我们的调研团队赴陈营村实施了共计三次的驻村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对乡镇干部、驻村干部、扶贫工作队、贫困户等不同主体进行访谈及观察，借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在该村的实际开展情况。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位于镇东南部，是国家级和大别山片区重点贫困村之一，陈营村下辖10个自然庄，共677户，人口总数为3540人，现有贫困户121户，贫困人口为249人，贫困发生率为20%。其中，一、二级残疾人口26人，五保户32户，农村低保户62户，一般贫困户27户。村内有小学一所、标准化卫生室一所，主导产业为小麦、玉米，村民大都发展种植业或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外出务工人员700余人。我们以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贫困人口已建档立卡的121户贫困家庭的贫困基本信息为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研究与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一）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统计户主年龄描述可知，在121户贫困家庭中，户主年龄最小为26岁，最大年龄为98岁，贫困户主平均年龄64岁。如图1所示，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并且随着贫困户户主年龄的递增，贫困家庭的数量先逐渐增加后逐渐减少，其中在70至80岁年龄段的贫困户数量达到最大，说明该村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二）因病、因残为主要致贫因素。由贫困因素频率表可知，陈营村贫困户中因病、因残、因学、缺乏劳动力是导致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66.1%、36.4%、17.4%、15.7%，详见图2。（三）家庭人口数与致贫因素关联密切。由家庭人口频率表可以看出，贫困家庭人口数为1人、2人的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41.32%、31.40%，家庭人口为3人及以下的累计百分比为86.78%，说明大部分贫困家庭的人口为3人以下，并且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多，人口数对应的贫困家庭数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从贫困家庭人数分布图可更加直观看出家庭人口分布情况：当该村贫困户家庭人口数为1至2人时，致贫主要因素为因病、因残，而当家庭人口数大于等于3人时，致贫的主要因素为因病、因学。以上贫困程度的因素分析均是针对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虽能看出贫困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影响程度大小，但无法得知各因素对贫困程度影响的具体程度。我们运用SPSS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个贫困因素对贫困程度的影响，并获取可以体现影响程度的具体数值。由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因残、缺劳动力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在统计上无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残、是否缺乏劳动力对贫困程度均无显著的影响；因病、因学的p值均小于0.05，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病、是否因学分别对一般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有显著的影响。

二、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深层阐释

（一）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皖北地区整体经济基础薄弱，人均纯收入低于安徽省内平均水平，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青壮年普遍向大城市转移，留守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设主体缺失，随即衍生出经济、教育、养老等诸多社会问题。陈营村以发展玉米、小麦种植业与外出务工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高达700余人，且该村贫困家庭户主平均年龄偏大，为64岁。城镇化的进程致使皖北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3]。（二）“疾病-贫困”恶性循环，贫病交加难以治本。在深度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因此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刻不容缓。由陈营村贫困因素频率表可知，陈营村贫困户中因病、因残为主要致贫因素，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66.10%、36.4%。近年来，陈营村在对口支援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的帮扶下医疗卫生事业得到稳步发展，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专业技术人数总量不足、技术不高，基层卫生条件和妇幼保健力量较为薄弱等问题突出，成为全村卫生工作发展的“短板”，且部分常见高发疾病成为因病致贫和返贫的重要因素。（三）脱贫内生动力欠缺，自我发展能力匮乏。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的积极性不高，消化和吸收现代生产方式和技术的能力较弱，对未成年人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现象普遍；生产经营资金少、物资匮乏、技术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信息闭塞、开拓市场能力较弱、营销手段落后，等等。因此，应着力培育其劳动致富的能力，激发其脱贫奔康的内生动力，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掌握一项致富技能。

三、典型贫困村“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从长远出发，一个地区的长久脱贫，外部帮扶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脱贫不返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离不开贫困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个人而言，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为其提供适宜的劳动技能培育方案；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而言，关键在于使其具备可持续维持生计的能力。贫困人口身为贫困主体，应积极探索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路径，以“治本”为导向增强“造血”功能，助推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对各致贫因素斩草除根，使其抗逆力得到增强，巩固短期扶贫成果，为摆脱“贫困陷阱”提供强力支撑与不竭动力。创新精准扶贫思路，应建立复合型扶贫模式：以政府为主导、贫困个体为主体，并整合社会各界扶贫力量参与，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一）政府主导，攻坚克难。1.精准识别，夯实基础精准识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做到贫困人口信息全面、分类准确，才能做到因人施策、精准发力。例如2016年11月底，陈营村驻村第一书记发现错漏2户，据2017年最新访谈数据显示陈营村贫困户为123户，贫困人口为250人。当地政府应以建档立卡数据为基础，不断扎实开展“回头看”工作，继续对贫困村逐村逐户走访调研，对贫困人口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核查。确保精准识别无错漏，脱贫奔康基础实。2.精准帮扶，突破难点政府应围绕“保健康、扶智力、兜底线、促发展”四大任务，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因事为制，以更完善的“政策包”打好脱贫奔康的“攻坚战”。心心相惜，筑起医疗卫生新希望。解决“贫病交加”问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也是脱贫奔康攻坚战的主攻方向。政府需不断完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加快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尤其应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体系。息息相关，教育孕育未来新力量。抓好智力扶贫，阻断代际传递。“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愚致贫”并称为精准扶贫的“三大顽症”。政府应全力以赴，斩断因学致贫与因贫辍学的代际传递，落实“寒门圆梦”助学计划，带动其家庭脱贫奔康。生生不息，坐实民生兜住底线。保障与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新起点，因此政府应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效果更显著的举措，以贫困人口需求为导向，为其织牢织密保障民生的“兜底网”。对丧失劳动能力或通过开发式扶贫仍无法脱贫的全体特困户进行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欣欣向荣，孵出特色产业金凤凰。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最有效的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贫困地区应结合当地实际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创新。如：调研地利辛县陈营村政府实施光伏产业扶贫，分享阳光财富，采取大小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依托电站解决全县所有行政村经济收入“空壳村”问题。3.精准管理，汇聚合力脱贫攻坚是一场时间紧、任务重，且必须胜利的硬仗。打铁还需自身硬，扶贫队伍各级需上下联动，从队伍建设、服务方式、督查管理等方面作全方位完善部署。充实县乡村三级帮扶力量。地区扶贫办应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抽调县直优秀干部到扶贫办集中办公，对口联系乡镇。建立“培训+考试”的考核机制，提高扶贫干部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掌握水平和工作能力，打造一支真正爱岗敬业、求真务实、乐于奉献的扶贫干部队伍。创新网络化服务方式。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扶贫工作应加强信息化管理，对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实现信息化、便捷化、透明化，实施“网上扶贫帮办”，为贫困人口提供更为精准、方便、快捷的帮扶服务。4.精准考核，强化督查流于形式的“数字脱贫”和“被脱贫”等现象屡屡发生，精准考核切忌“自说自话”式的扶贫督查。以问题倒逼变革，政府应明确具体问责方式及范围，制订出台相关工作督查问责办法，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要增强对贫困地区的审计督查力度，地方政府应构建多元化系统监管机制，积极引进第三方独立督查，并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可有效避免帮扶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尴尬。（二）个人主体，内生发展。“等、靠、要”思想是精准扶贫的绊脚石，绝不能让精神匮乏成为脱贫奔康的“短板”，要使贫困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能够“获得感”十足，与全国人民携手奔康。1.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激发奔康干劲；治穷先治愚，鼓舞脱贫斗志。应采取形式多样的措施加强舆论宣传，大力宣传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勇于创新创业、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先进典型，注重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和就业创业的技能特长，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奔康的内在活力，培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更多贫困劳动者通过就业创业脱贫奔康。2.增强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量村民可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生产技能、医疗保健、法律常识等活动，也可通过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吐心声、话发展，参与趣味运动会、知识竞赛，在合作交流、互帮互助中增进感情、积聚正能量，补齐文化短板，为脱贫奔康筑牢群策群力、同心同向的文化基石。（三）社会助力，多样帮扶。贫困内涵的多维性、贫困成因的多样性、贫困人口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精准扶贫工作复杂多样，仅依靠政府的有限力量难以完成。参与生产经营是贫困人口获得收入来源的基本途径，企业与产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决定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该贫困地区的减贫速度与发展潜力。一是要改变“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局面，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明确政府与社会在精准扶贫开发工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引导其有序参与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有效协调与管理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开发工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二是要完善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引导多方社会力量有机结合、汇聚合力，鼓励社会力量的扶贫潜能向贫困地区聚集，积极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构筑“社会各界力量皆愿为、皆可为、皆能为”的大扶贫格局。1.企业参与精准帮扶，实现多元发展共赢企业与产业的发展在促进贫困个体与贫困地区的协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例如皖北地区可发挥平原土地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大棚蔬菜种植与畜牧养殖业，拓展生猪、肉牛、蛋鸡、肉鸭等养殖产业，创新特色产业扶贫。2.学校发挥智库作用，阻断贫困代际相传学校在精准帮扶当中应主动承担起教育的社会职能，应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从贫困地区实际出发，加大智力扶贫力度，阻断代际传递。据调查结果分析，陈营村“因学致贫”对贫困户的贫困程度有着十分显著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着力扩大教育资源，普及农村学前教育，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托当地特色，促进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协同发展，做到从根源上拔除“穷刺”。努力提高高等教育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农村学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加强对贫困学子受教育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拓宽寒门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提高资助帮扶力度，保障留守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在保护寒门学子自尊心的基础上促进其成长成才。3.医疗救助贡献力量，为民健康保驾护航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降低因病、因残致贫、返贫的风险，以打破“贫病交加”的循环圈。第一，应加强疾病预防工作。以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为主，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控机制与工作机制。例如陈营村患有慢性病中老年人众多，应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健康管理，提高对高血压、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规范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力度，改善贫困人口尤其是婴幼儿营养状况，降低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患病率和死亡率等[4]。第二，重视老年贫困人口健康问题。针对贫困人口的疾病特点，制订与落实老年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案，增加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条件，出台中老年疾病的防控措施；建立基于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探索以农村家庭为主、社区为辅、能提供上门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5]。更应创新探索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模式，组织精准服务，构筑医疗扶贫兜底保障。精准扶贫是“政府、个人、社会”三大参与方的互动过程，因此，扶贫攻坚应建构政府主导、个人主体、社会参与三者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政府应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核心环节展开；个人应树立主体意识，拥有脱贫的干劲和决心，自力更生，“撸起袖子加油干”；社会各界应广泛参与，勇担责任，贡献智慧，集结力量。国家、个人、社会合力形成“三位一体”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J].先锋队，2017（27）：4-9.

[2]石国亮.全面准确地理解报告对社会组织的新要求[J].中国社会组织，2017(20)：18-20.

[3]田伟，贾敬全.皖北农村“空心化”形成机制及治理策略[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3.

[4]杨立雄.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打破“贫病交加”循环圈[J].中国医疗保险，2016（2）：12-16.

[5]李兆友，郑吉友.我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616-621.

作者:檀江林 舒怡萍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