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和社会管理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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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的若干认识

目前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颇多，一些学者通过梳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促使农村社会管理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管理机制可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社会的管理机制，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社会整合，在由士绅进行管理的农村社会，完成社会管理的整合机制是礼俗，而不是科层体制中的法律与法规；②20世纪初至1949年前的管理机制，这个时期政治整合突起与社会整合削弱；③1949至1978年的管理机制，这个时期是单向度的国家政治整合；④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机制，政治整合的松绑与社会整合的重启[2]。很多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是依托儒家道德文化及地方村规民约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发展变化。如孙立平认为，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并未下沉到乡土社会之中，农村社会的管理是由士绅阶层来完成的。而这种社会管理仅仅是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整合，它依托民间自生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实现着社区内的整合，以维持社区内的基本秩序[3]。贺雪峰认为，在传统中国，农民通过对村落的认同实现农村的稳定，但是这些合作与认同阻止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站在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农民是一个个宗族村落为沙粒的一盘散沙。以来，启蒙话语和现代法律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机制以几乎彻底的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农民内心，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金钱诱惑力所打碎，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一个扩展的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的大文化所取代。非正式制度缺乏了生长空间，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4]。夏周青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与国家政权相疏离的社会自治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全面深度介入，传统的家族组织被瓦解，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被纳入全国政治生活之中，弱化了农村内部的横向联系和认同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规划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现行农村管理体制，既承担着村民自治的功能，也承担了部分国家行政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仍然带有传统社会的痕迹，正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5]。对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钟涨宝认为，基层政府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绝对主体。明显已经“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并未充分扮演村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单一，造成农村社会管理不及。在转型期乡村社会内各个体与组织的分化加剧，农村社会的分化使得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亟待更新，当前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仍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静态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需求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管理陈旧理念之间存在冲突，农村社会风险的增加考验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危机应对[6]。在此状况下，亟需改革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关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路径，一些学者认为，要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革除城乡二元体制，确保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建立与我国农村实际相吻合的道德规范体系和整合机制[7]。以上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了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变迁的脉络，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农村管理体系是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传统农村乡村秩序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往的文献涉及的很少，这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内容。

2转型中的传统乡村秩序

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秩序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是人们从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以指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相互关系、维系共同生活的行为方式与准则。从静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与模式，体现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动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运行的规则性与连续性[8]。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类为正式制度，一类为非正式的制度。在本文中，传统乡村秩序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农村社会形成的，以非正式的制度为基础的，基于传统血缘、地缘文化的传统乡村规范。从内容上看，传统乡村秩序包括传统的习俗及地方性的乡村法规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央权力很难有效延伸至乡村，以自治为特点的农村地缘和血缘组织，宗族组织逐步成为维持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力量，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9]。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体现了农业文化环境下人与人之间遵循的互动规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风范[10]。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加快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也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半熟人社会”，在这种城乡流动的背景下，现代文化不断冲击着变迁中的农村村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秩序遭遇怎样的现代转型呢？

2.1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

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不能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来衡量，必须以乡村“社会关系”为核心[11]。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12]。在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很多现代性因素冲击着乡村社会，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结构。有的学者认为，亲缘网络作为传统社会中一套适应性的文化制度，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和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中国农民对于这种传统亲缘关系有一种“本体性”需求。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先赋关系的衰颓在中国社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传统亲缘关系，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复制和放大[13]。有的学者通过调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中原有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它的内涵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变化，“姻亲”进入差序格局，源于血缘和姻缘的亲缘关系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可以用“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来表示[14]。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壁垒的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民的生产方式不再以农业为主，传统农民的交往对象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朋友、同学、同事也成为农民的人际关系之一。尤其是农村社会中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历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对人际交往有一种强烈渴望，在外出务工的同事中不断发展出情感密切的“朋友”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加强与同学的交往，通过一起“同学聚会”、“拜把兄弟”、“日常生活的互相帮助”、“结婚随礼”等日常交往活动，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交往密切程度不亚于传统的家族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传统的血缘关系还要密切。这种行为交往既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利益的互惠。处于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民的交往方式不再局限于血缘与地缘关系，源于情感与利益的需求，在原有“差序格局”的基础上社会交往的范围在扩大，出现了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在某种程度上讲，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具有现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或特征，但是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仍然是相差甚远。

2.2传统礼俗与理性行动的并存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农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相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生活经验，大家是“同质”的，彼此差异性很小，乡村社会的生活完全靠经验就可以应付，在这样的生活中，农村居民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适应共同体生活的乡规民约，由于大家彼此熟悉，使乡村生活充满了人情味，同时乡村共同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一种规范作用，大家彼此对乡规民约也非常认同，传统道德、习俗、共同的生活，将村落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中，农村居民用习惯和经验就可以处理日常生活的事务，祖祖辈辈都是沿着共同的轨迹生活，生活不需要理性算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乡村生活的轨迹，乡村的悄然变迁，改变了乡民熟悉的生活路径，打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而又重复的小农生产方式，工业化、市场化的因素不断进入乡村生活，尤其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大批的农民外出务工，城市生活的经历不仅改变了他们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共同体”式的农村异质性不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另一方面务工群体也给家乡了带回了现代性的因素，加快了乡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理性化，理性就是在确定目标和行动时，为了更快的实现目标和提高效率，对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或工具进行了选择。传统社会的行为更多的是靠传统和经验，现代社会更多的是靠理性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及城乡流动的加速，传统的农村逐步原子化与个体利益理性化，面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农村居民在传统经验中无法需找答案，更无经验可循，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不得不成为进行理性算计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礼俗不断的受到侵蚀，农民在行为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实践场景结合传统礼俗与理性算计进行行为的选择。

3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的“嵌入性”特征分析

早在19世纪，随着外族的入侵，封闭的中国社会开始被卷入了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开始了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迈入了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具有“赶超型”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场变迁中政府起一种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是对外来工业化国家刺激的反应，因此在发展中，“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与相对落后的、传统的农村并存。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自己的内生秩序，随着现代化因素及市场经济的迈进，农村的传统乡村秩序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基于传统的伦理文化与道德意识仍是农村秩序的内核，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波兰尼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以借用“嵌入性”来启发我们对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来说明现代管理体系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了推进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探寻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以“村委会”与“乡政府”为核心的、以“自治”为特点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近年日益凸显目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缺乏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在中央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以后，“构建农村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随着社会转型，为了有效推动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农村社会应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现代管理体系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并不是农村传统秩序所内生的一种制度体系，而是为应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政府所建构的一种制度设置。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之所以作用有限，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这种制度的运行空间与原有的乡村秩序存在某种不一致，最终导致农民的参与程度不高，并没有达到应有的“自治”。构建现代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目前以“村委会”、“乡政府”为管理核心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构建现代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制度设置作为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管理制度，并不是独立运行的，其与中国农村经济、文化及乡村秩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深深嵌入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这种“嵌入”有一种物理学上的把某物体“嵌入”令一物体的涵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对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概念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发挥农民的社会管理主体的作用，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必须考虑到农村社会的现有乡村秩序，必须与农村社会的现有经济、文化、秩序等有很好的契合作用。

4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作为政府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建构，深深“嵌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乡村秩序之中的，找到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冲突与相互通融之处，是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策略。“行动与秩序”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话题，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目的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体，人与人之间没有自然的、牢固的联系，是通过“惯例和自然法联合起来的集合，他们的意志和领域在无数的结合中处于相互关系之中”[15]。现代社会中“契约”与“法律”是人们联系的纽带，而传统乡村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基于血缘与地缘上的、以传统的礼俗为规范的内生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以共同的信仰与集体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对人的理性及现代性、知识结构等有一定的要求。西方现代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这种以个人本位的社会是如何联接在一起的？这其中起作用的就是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以及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这种对信仰对社会来说也起一定的团结作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也把人塑造成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现代性个体，社会大众具有现代性。而传统乡村秩序的依靠的也是一种对集体的信仰，这种信仰把人们的行为束缚在传统的“乡规民约”的礼俗范围内，使得社会秩序成为可能。中国农村现代社会管理体系需要的是人的“科学理性”，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在很多方面仍具有传统性，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代教育普及程度并不高，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学历，大多数居民并不具有现代性思维及价值观，一部分居民在行动时具有一定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只是一种对利益取舍的理性。在乡村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做事逻辑仍然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使在中国城市，虽然人们的生活条件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在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等等方面仍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从多种角度看，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对社会个体行为制约上，是存在一些对立与冲突的，传统乡村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依赖的是熟人间人情与感情的联系，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契约”“、理性”。传统乡村秩序中人分亲近、疏远，依关系的亲疏制定不同的规则，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是不分远近亲疏的，大家要一视同仁。在传统乡村秩序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隐去的，存在的只是对集体的认同与信仰，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要求的是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对义务的承担，对规范无条件的遵守。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之处。首先在目标上，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关注的是整个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与传统乡村秩序中的促进社会整合两者是契合的。其次，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问题的大量涌现，单靠某个人或某个部门很难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这就需要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主体，使每一个农村居民都成为乡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传统乡村秩序里农民对社区的强烈认同恰恰可以成为每一个社区居民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强大动力。最后，传统乡村秩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是通过文化、习俗、道德等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对农村社会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非制度的规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非正式的控制对于农村社会起着一种秩序维持与控制的功能。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一种正式的控制力量，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通过强制等外在力量对农村居民的行为进行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社会管理体系要借助传统乡村秩序对农村社会的维系功能，潜移默化的对农村居民的行为进行规范控制，这样才能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5结论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中国农村社会加快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现代性因素不断进入农村社会，原有的乡村秩序被沁入新的要素，但是由于文化的滞后效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乡规民约为规范的乡村秩序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建立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既是农村现代化转型的需要，也是实现农村稳定发展的现实策略。制度的建构必须以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依据，作为“嵌入”的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既要考虑到农村社会的原有的乡村秩序，又要考虑农村居民的现代性程度，在这种基础上，才能设计出与农村秩序相契合的制度体系，推动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作者：张红霞张学东方冠群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