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艺术村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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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对GDP的近乎偏执的狂热追求。作为经济基础的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而城市化、工业化甚至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经济增长点”则可以给GDP增光添彩，农村、农业自然被淡化了，边缘化了。而“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话。”［3］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4］靳勒的《艺术村庄》用访谈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农村、农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从恶劣的自然生态、生产环境，到“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状况，从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到乡村社会的萧条景象，到功利化宗教信仰的卷土重来，到乡村治理的虚化与腐败，再到村民对乡村发展前景透露出的迷茫和担忧，这一切无不深刻映射出农村萧条、边缘化的基本事实。农业、农村、农民，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正因如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领导人，相当普遍地喊出了“三农问题”，呼吁重新建设乡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政府更是作出了具体安排，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乡村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建设问题。它首先要求我们整个社会对发展理念，尤其是对现代化的想像发生根本性转变。乡土中国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是向城市化、工业化靠拢，绝不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靠拢。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传统乡村文明有它独特合理优良的因素存在。“传统乡村文化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正在于其蕴含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3］而今天我们建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更应该结合科学合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社会、文化重建为主体，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推动的情况下，进行一场以和谐发展、幸福生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建设。其核心在于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存在的尊严，使其以区别于城市文明的独特的生命意义、生活意义、文化意义而存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条“自上而下”解决当代中国“三农”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一条官方的政治途径，应该说这是国家意识下的民族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讲，亦是国家意识对乡土中国的一次改造，一次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尝试或探索或实践更多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更多的基于政权建设，而不是一种社会建设，一种文化建设，没有摆脱把乡土中国“城镇化”、“小工业化”的思维定势。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竭力避免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现代化的想像，不能改变对发展理念的认识，最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只能是再造一些并不适合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住房，走一些劳民伤财的过场，甚至造成对乡土中国的再一次雪上加霜的破坏。《艺术村庄》则提供了乡土中国重建中的另一条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的可能性，并且，已经显示出农民“自觉、自发、自创、自治”的特点，展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秉承祖先“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魅力。而“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5］同样，我们必须指出，乡土中国建设中这条“自下而上”的路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浑融一体，共谋发展”探索过，实践过，也总结出了深刻的理论成果，《乡村建设理论》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历史大环境，更多的集中在救亡运动、主义之争、政权争夺的宏大叙事中，真正的乡土中国的建设还远远没有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国计民生、文明创建的高度来对待。但“乡村建设”运动对我们今天进行的乡土中国的重建意义重大，它的启示有：一是“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乡土中国的重建，不能“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二是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共同建设。三是当代乡土中国的重建，目的不仅仅是改变现状，不是拾遗补缺，而是基于“自觉和创造”的目的，基于对科学合理、和谐幸福、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自觉认同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模式的创造意识和热情，最后的指向是包括9亿农民在内延及知识分子以及全体13亿中国人对人的尊严的自觉和提升。靳勒的《艺术村庄》记录了乡土中国建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在同一个基点———中国甘肃秦安石节子村———的交汇与碰撞，证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急迫性，也重生了梁漱溟们对乡土中国的希望和憧憬。艺术家们和村民的互动一次次生动而具体的证明了苦难的乡土中国数千万年一脉相承的勤劳、质朴、勇敢、活力和魅力。实际上，在乡土中国重建的道路上，我们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我们不仅有“前车之覆”，“殷鉴不远”的便利，而且还有“他山之石”可资借鉴。我们的东邻日本，曾经在追求所谓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乡土农村的大萧条、大衰败，那些乡村痛苦的死亡过程，在日本民众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和阴影。那时的日本人无可奈何，只能承受这被认为是现代化征途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并非在劫难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化解、纠正、超越这种可能性，并且建设更美好更和谐更体现人类智慧的家园。这种情形反而成了促进人类及其文明升华和飞跃的跳板。日本人不幸的承受了文明“硬着陆”的痛苦，当然，我们绝不能小看日本人，他们并非一无所获，他们以牺牲和痛苦认识到故乡的魅力，认识到“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故乡不应仅仅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并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6］

日本人西村辛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借鉴。《艺术村庄》中石节子村重建的故事则完全源起于一个童话。2007年，艺术家艾未未、靳勒联手给了石节子村几位村民一个童话，一个取名《童话》的行为艺术。这是一个真正的童话，石节子村这几位村民，免费去了德国卡塞尔、敏斯特，参加了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他们做梦也做不到，一下子能去一个想都没想过，听都没听过的这么一个地方，最后他们去了”，“村子里神仙塔的道长担心回不来最后没有去，浪费了一个名额，等大家都回来了，他很后悔。”2007年冬，艺术家赵半狄和他的熊猫艺术团来到石节子村，和村民一起举办了一场山村春节联欢晚会。2008年2月9日，艺术家靳勒，这个石节子村出的“大人物”，被村民自发以直选的方式选举为村长。2008年，旅英女艺术家到石节子村和村民、孩子交流。2008年5月18日，石节子村民为“5•12”地震灾区自发捐款，筹集善款人民币2000元，由村长靳勒转交到文县肖家小学老校长和现任校长金文成手中。2008年10月，村民与艺术家一起到北京798艺术社区，举办《主人》艺术展，“人人成了艺术家”。2009年2月3日，“石节子艺术馆”开幕。石节子村走上了向艺术嬗变之路。石节子村民遭遇童话，经历童话，并开始追逐童话。石节子村民选举艺术家当自己的村长，让艺术为村庄的嬗变服务，让艺术为幸福生活服务！艺术，能够拯救村庄，能够带领石节子村民走向富裕、幸福的人生之路吗？热爱童话的人不沮丧，有梦想的人不寂寞。在乡土中国嬗变的大潮中，石节子村的“艺术村庄”只是一个个性鲜明独特的个案。平遥、周庄、鲁镇、千灯，则是另外一种模式。那里保存了历史和文化，深入了历史和文化，并且超越了历史文化，因而获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民安金磊则是又一种模式。因为“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安金磊关心自然农法，关心精耕细作，关心有机农业、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他的方向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的方向。”［7］而收藏家蔡国强眼中的“农民达•芬奇”又是另一种模式。因为在江苏、安徽、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宁夏、甘肃等等地方，蔡国强“收藏了很多农民造的潜水艇、直升机、飞碟、机器人”，“他们不管年纪多大，挣钱挣多少，每个人长得都好看，轮廓很清楚，眼睛很聪明很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8］这是一片盛产童话、神话和梦想的热土。这就是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嬗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充满创造力和对未知世界的开拓勇气的历史巨变。

本文作者：李胜利工作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