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新经济期农民的情绪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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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晓菊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将注意力集中在田间劳动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对苏维埃政权态度友好。各地富农虽然敌视苏维埃政权，但多数情况下并不公开表露。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居民较集中的地区，富农和神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由于税赋沉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有出现逆转的迹象。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消极情绪迅速做出反应，主要措施是修正农村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税收负担。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部颁布法令，实行统一农业税。统一农业税是每年根据农户的耕地数量和收成情况向农户征收的单一税赋，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税种。该法令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均须纳税，统一农业税以实物、货币或两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粮食生产仅能满足当地消费的北方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统一农业税以货币形式征收。次年6月，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因缴纳统一农业税而致贫的农民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日益尖锐的城乡关系问题使国家最高领导层焦虑不安。1923年沃罗涅什省瓦卢伊斯科县的价格关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区的价格剪刀差情况：1俄磅③糖兑换35普特④黑麦、1.5俄磅鲱鱼——1普特黑麦、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麦、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麦。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蒙受巨大损失，1923年农民损失约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因粮食丰收而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1923年10月苏联爆发了剧烈的工业品销售危机。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工业品价格下调23.3%。但实际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始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1923年秋，苏联相当多的省份经济状况不佳，加之已开始征收统一农业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些恶化。许多省份上年收获的粮食已无剩余，许多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出现在31个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省和远东的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农民因害怕歉收而卖掉牲畜，以储备粮食。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贫困农民希望迁移到其他地区居住。北德维纳省和沃洛格达省的农民也向外迁移。维亚特卡省的农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亚。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失衡，农民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中农和贫农进一步贫困化，富农加紧对他们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数省份的农民怀有不满情绪，捷列克省、阿穆尔河沿岸省和外贝加尔省的个别乡村甚至发生起义，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动也有卷土重来之势。城乡脱节对农民的社会情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民们在党外群众会议上抱怨说：城市生活恢复到一战前水平是以农村的严重贫困为代价的；苏维埃政权更关心城市，对农村只是一味地征税，等等。农民的政治诉求明显增强，建立“农会”的意识日益强烈。1924年5～6月，广大贫农因濒临破产而骚动不安。萨拉托夫省的贫农说，“除了贫穷之外，苏维埃政权什么都不会给”。西北省份的贫农说，“苏维埃政权对殷实农民来说是好的”①。在土地规划过程中，农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受富农分子的宣传鼓动，农民们对地方当局进行抵抗，甚至殴打警察。奥廖尔省的农民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赎买土地变成了高额税收。在新粮收获前，没有存粮的贫农只能向富农借粮食和饲料，往往要受富农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将全部土地交给邻村的居民耕种，条件是对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胁引发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绪，各地农民纷纷邀请牧师做祈祷。许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层组织和乡执委会对此类活动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举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顿河州等）。神职人员利用农村的情绪，以“神灵显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结队的朝拜者。科斯特罗马省出现大规模朝拜活动，因为人们传说“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残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罗斯许多产粮区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因过多征税、不合理的价格政策而诱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温。农村地区到处在传言，列宁的逝世导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成为政治骚动的强力催化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秘密报告指出，农民中间的激进情绪在全面、迅猛地增长，各地农民普遍表现出在各级政府中选派代表的政治意识。在当时进行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们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苏维埃的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与工人平等的选举权”等要求。农村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歧视性政策无比愤慨。与此同时，“宗教热”几乎遍及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在粮食歉收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神职人员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和歉收的形势，组织大型宗教游行，加强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在乌克兰，宗教运动广泛展开，教派和东正教团体越来越多。宗教界的宣传鼓动往往充满政治色彩，如反对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贫农委员会，反对犹太人等。农村的社会情绪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农村”的著名口号，号召国家机关及一般单位和个人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需求，并着手在农村实行一系列相应措施。农民们对“面向农村”的口号产生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对其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重建苏维埃”（Оживлениесоветов）成为农业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强党外农民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但是，在“面向农村”框架内对农民的让步并没有触动苏维埃机关的形成机制。显然，对于理顺城乡关系、缓和农民情绪来说，“面向农村”的口号实际上无济于事。仅仅过了一年，“面向农村”的路线就不再实行。1925年1月，苏联中央情报机构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表现》的报告，其中指出：最近几个月一些省委和农民寄来的材料都强调，农村居民对工人和共产党怀有敌意。农民们说，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拿着高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享受社会保险、医疗、学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资源。农民们特别气愤地表示，许多领导干部拿着丰厚的薪水。他们认为，“城市资源的所有外部表现（汽车、剧院、城里人的贵重衣服）均为共产党员所享用，并以此为根据，明确地谈论党的官僚腐败、党从诚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群体变成了靠农民养活的最高特权阶层”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民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要求减少税收、降低工业品价格等），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要求改变国家的农业政策、创建农会、建立农民党、取消选举权的限制、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的活动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党员会议上指出，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失去同盟者的危险，农民可能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失败”①。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各地农民对政府的价格政策更是怨声载道。沃罗涅什省的农民说：“从前买1件衬衫只需1普特粮食，如今却要4～5普特，买1双长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粮食。”②托木斯克区的一位中农说：“苏维埃政权搞投机活动：1副手套就要4普特粮食，沙皇时代1副手套只卖25戈比。”③农产品价格过低无疑给苏联的粮食收购带来巨大隐患。1927年夏，粮食收购再次出现危机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苏联历史上有名的“粮食罢工”运动终于爆发。农民们决定把粮食先存放起来，待粮价上涨时卖出。下伏尔加边区巴拉绍夫地区新波克罗夫斯克村的一名富农拥有2000普特粮食（仅交给粮食收购站50普特），做粮食投机生意。他在农民中间说：“只有傻瓜才把粮食白白地交给国家，你们这些男子汉，要把粮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场上出售，那样会更好……”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普遍心态。一些富农和富裕农民散布有关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饥荒和战争不可避免等言论，号召农民们把粮食藏起来④。“粮食罢工”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食品脱销断档的情况。政府部门紧急采取凭票证供应食品的办法。1928年许多地区启用粮食供应卡；1929年2月14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凭票供应；1928～1929年度，对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实行了凭票供应。斯大林将粮食收购危机仅仅归咎于富农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及小农经济的先天弱点。1928年年初，斯大林亲临西伯利亚产粮区进行农业考察。其间，他建议以“非常措施”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运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将拒不缴纳余粮的富农绳之以法，强行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粮食收购问题。6月1日至5日召开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此时，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已基本确立，并被不断地加以运用。在实行“非常措施”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这一方面严厉打击了富农阶层，另一方面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中农的利益。农民们纷纷抱怨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废除”，“余粮收集制正在恢复”⑤，等等。强制性粮食收购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已接近尾声。1929年1月，粮食收购行动基本结束。从这时起，苏联对有存粮的农民展开清洗。这一行动只是取得了短时间的效果。农民交了粮食，但他们的自我保障来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随之减少。粮食定量卡的实行意味着农民们难以从城里购买粮食。同年春，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粮食困境”笼罩着列宁格勒州、中央地区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乌克兰南部一些地区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食品中使用粮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捣成粉的三叶草根和干的桦树皮、麸子、油粕、燕麦、野豌豆。无数人患上胃病，身体开始肿胀。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斑疹伤寒四处蔓延。农村的社会形势异常紧张。贫农和贫困化的中农对苏维埃政权所偏爱的城市工人充满怨愤。中农和贫农对那些靠粮食危机发财、到处收购牲畜、签订奴役性借粮契约的殷实农民颇为不满。农民们聚集在区执委会那里，要求分给他们粮食、准许自由买卖、允许派人到粮食多的地方采购粮食。痛打基层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委员、火烧粮仓、盗窃粮食的事件屡见不鲜⑥。早在1927年，大多数农民已将工农联盟的口号看成“虚伪的、欺骗性的宣传”。此前，农民主要对职员表示不满，如他们说“职员不穿带补丁的裤子”、“应取消所有职员的薪水”等等。后来，不少农民开始对工人也表示不满，说“他们得到的很多”、“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时活儿”等等①。农民认为，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小，受教育机会较多，农民与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蜕化为特权阶层，农民则是二等公民②。农民写给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苏维埃机关及报纸杂志社的信件表明，农民认为政府的农村政策不公正。他们说：“政权是我们的，权力是你们的。”“让国家把我们的土地拿走，我们像雇佣工人那样工作8小时，只要供我们吃穿，不给工资都行。”③农民们的上述看法不难理解。新经济政策时期，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及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职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当时，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儿童机构和其他服务设施极其匮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苏联政府在农村地区经常举办“清洁周”、“洗澡周”等活动。再者，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虽明显减轻，他们多方面利益却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苏联在宣布实行工农联盟的路线之后，没有真正地扩大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如消除苏维埃机关选举中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20世纪20年代末，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出现的口号——“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在农村再度流行。农村民众对政府强制征收粮食、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及对当地共产党员、贫农委员会和民警机关的专横、酗酒和受贿行为甚为不满，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一些不保护群众利益的地方，农民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中央工业区、商品性农业省份、西伯利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