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组织论文：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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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佟玉权邓光玉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管理学院

民间组织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一)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然而也要看到，根置于乡村特定环境下的各种农村民间文化组织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融为一体，组织成员多由社区居民民主自愿产生，他们更熟悉乡村情况，又有着丰富的地方知识和工作经验，在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较强的号召力，其组织工作更容易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尽可能发挥农村民间组织作用，使其成为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者，成为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作用的有力补充。高度社会化，特别是充分发挥各种民间组织的作用，是许多发达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意大利，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民间文化组织很多，像“我们的意大利”、“意大利艺术品自愿保护者协会”、“意大利古宅协会”、“意大利古环境协会”等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3］英国的“国民信托”组织人数达到了250多万人，管理着2700多处文化遗产，而其中开放经营的达到500多处。［4］我们的近邻日本，从繁华的大城市到偏僻的乡镇，几乎都建立有保护各地方文化遗产的民间社团组织，像“狮子舞保护协会”、“花祭保存会”、“田乐保护协会”等等。［5］近些年，受市场开发影响，我国一些传统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村镇也开始自发地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民间组织。如，河北邯郸县河沙镇南街村的南街书画社，集书法、绘画、摄影、雕刻等为一体，自1995年成立后，许多村民踊跃加入，他们在这里写写画画，交流切磋，一大批民间“书画专家”脱颖而出。［6］还有，在云南师宗县，近年活跃着数十个、从业人员达3000余人、每年演出1．6万余场的各种民间文化演出团体。它们以乡村为舞台、以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农村事为蓝本，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即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也通过这种形式促进了优秀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7］(二)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促进者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1997)要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原真性保护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工作性质上基本上属于一种“行政意愿”，其组织措施经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大众性”形成矛盾或偏差。而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的集合体，民间文化组织成员长期置身于当地文化生态之中，耳濡目染，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更为深刻，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经验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有效避免“民俗”演化为“官俗”的重要保障。同时，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成员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对那些祖先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有独钟，有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时间充沛，甚至不计报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和传承中自娱自乐，这些成员在保护当地文化中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使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成为可能。(三)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社区利益的维护者许多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价值突出、原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活着的”遗产类型。实践证明，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或产业化发展的产业链中，农民经常处于生产等基础环节，即处于产业链的低级阶段，加上农户的分散，势单力薄，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实践也证明，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维权事例中，缺少的最重要一环是权利主体的代表。因此，要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有效维护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就应当努力寻找利益相关人的代表，使分散农户能够组织起来。云南纳西族东巴纸资源共管协会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8］纳西族的东巴纸是用高原上特有的植物，经祖传工艺制成的古老纸张。东巴纸成为古代纳西人书写重要的契约及东巴经文的载体，承担着传承纳西文明的重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东巴纸被开发为旅游纪念品，或作为东巴画的绘画纸张。由于受市场需求拉动，加上一些人的利欲熏心，本该为东巴及老艺人所掌握的，其传承受多种限制的这种独特工艺，开始被大量模仿。各种打着“原生态”东巴纸旗号的旅游纪念品充斥于景区，严重侵害了东巴纸传统工艺持有者的权益。2006年9月，有关方面组织成立了东巴造纸传统资源共管协会，作为一个会员制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能够代表纳西族东巴造纸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开拓东巴纸市场。(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者公共产品及其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它们的供给需要政府的行政手段的介入，需要有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但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能力总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匮乏。一些已有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如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也因经费不足，大多处在荒废的境况下。尽管近些年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文化下乡活动，但仍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特别是能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并可直接参与的文化活动甚为稀少。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可以向社会提供众多服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必有效的社会事务。”［9］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多是由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并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或者是传统乡村社会流传下来的各种民俗文化类民间组织，如民间社火、庙会、灯会、花会、戏会等，或者经农民自愿，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适应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而组织的各种文化类社会团体，如上文所提到的丽江东巴纸传统资源共管协会等。这些民间文化组织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性，可极大地促进社区农民参与，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增进民间交流和感情交往，满足农民精神需求。这些社会文化类公共服务不同于单纯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如农村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社会保障等纯粹公共产品，这些服务更具有多样性、地方性、灵活性等特点，它们可最大限度地弥补政府在该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些由民间文化组织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联，通过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活态传承”。

有效发挥农村民间文化组织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提供组织制度保障总体看，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存在着发育不足、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社会公信力和服务社会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截止2011年6月，全国依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有44．8万个。按人均算，我国平均每3000人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这一数字的横向比较，日本是400人、美国不到200人、英国则为100人。鼓励支持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它们在组织引领农民致富、反映农村民众诉求、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应该看到，近些年，为发展农村经济，各种专业经济协会开始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3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简化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并通过宣传和典型示范等形式支持其健康发展。然而，相比各种专业经济协会，农村的各种民间文化组织的建立和运作遇到了许多困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规定的主管部门挂靠以及民间组织登记所需要固定办公场所、工作人员、注册资金等规定，对于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来说可谓是门槛不低。为保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能够在一个稳固的和有灵活性的组织框架下开展活动，有关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修订，特别是就如何发挥它们在保护和传承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独特作用，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应得到确认和体现。同时，各省、市制订的地方相关法规也要做出明确规定，使民间文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依法降低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登记准入标准，积极试点和推广民间社会组织综合配套改革，把更多民间组织纳入到合法范围内，变数量控制型管理为规范服务型管理，以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及社会管理工作变得更为完备、更为科学。(二)给予经费及政策支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发展中的最直接的问题是经费短缺，组织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没有资金保障。在民间组织发展较好的西方发达国家，民间组织经费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政府的常规性拨款和一些专项资助外，各种基金会、企业资助、社会捐款以及民间组织的专业活动收入等都是民间文化组织的重要经费来源。［10］目前我国农村的各种民间文化组织还是弱势群体，它们既不同于城市行业协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不同于各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经费来源。特别是受各种认识偏见影响，那些根植于民间社会，有着良好群众基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活动经常被排除在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得不到有力的帮助。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乡间艺人因难以享受公共文化政策特别是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成为“边缘文化群体”，其生存境况岌岌可危。［11］鉴于此，建议政府部门拨出专款鼓励支持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发展，除了在制度规定上降低其准入门槛外，要为各种农村民间文化组织的成立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及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鼓励民间文化组织开展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活动，对于其组织的非营利性活动或公益性活动在经费、活动场地、人员、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有力的帮助;政府的各种公关活动场合也要努力为地方民间文化团体创造各种展演的机会或优先购买其文化产品，促进民间组织不断走入市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政府不仅要鼓励城市文化下乡，也要为乡村文化进城创造条件，在城乡文化统筹中积极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除此以外，还应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制定减免税收等各类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或捐助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及其所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三)注意发挥农村文化精英作用农村的文化精英是长期在乡村民间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骨干力量，是民间文化集体记忆的突出代表。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文化精英们谙熟地方文化并有着一定的技艺专长，他们体察乡村民情，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和凝聚力，善于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村社区民众参与各项文化活动，成为地方乡土文化的传播者，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独特贡献。我国农村各类民间文化组织尚处于建立、起步阶段，及时发现、培养和有效发挥农村文化精英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和榜样示范上的作用非常必要。有关部门要将对农村文化精英的选拔培养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通过举办村头文化、田间文化、庭院文化、社区文化活动，挖掘和培养在器乐演奏、音乐舞蹈、戏曲、说唱、书法绘画、摄影等各方面的文化精英及文艺业余爱好者，建立起由乡村文化干部、退休乡村干部教师、各类手艺人及其他各类农村文化能人和业余爱好者所组成的文化骨干队伍。政府的文化部门要经常组织文化座谈会、汇报会和各种文化竞赛活动等进行文化交流切磋，有计划地开展相关业务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学习，选派优秀的文化精英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学习考察，使他们能够吸收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思想、新经验、新技术和新观念。(四)正确引导与科学规范农村的民间文化组织尽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们绝不可能替代政府部门而包揽整个工作，相反，其积极性和独特优势的充分发挥，是以政府部门的热情支持和正确引导为前提的。［12］应该看到，农村的民间文化组织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诱发一些不健康文化，甚至出现参与群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以社团名义疯狂敛财、违法乱纪等情况，这些都与民间组织的宗旨背道而驰，政府必须加以正确引导、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管，而不能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既要对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其习俗给予必要的宽容并支持文化社团的传承活动，又要积极借鉴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坚持文化的创新精神，积极引导民间文化组织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还要看到，农村的许多民间文化组织仍然处于松散型、临时性的非正式状态，组织成员大都缺乏组织管理知识和经验，法律意识淡薄，组织内部少有相关规章制度，由管理混乱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和事故也时常发生，其稳定与规范运作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加以引导，给予帮助，使它们能尽快地成熟起来。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大众性和传承性都决定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政府是主导，民间社会是主体，民间文化组织则作为民间社会保护主体中的中坚力量。农村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已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处于急剧消亡的境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文化组织的独特作用已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只有通过改进传统文化演进的内生机制，培育和壮大广域覆盖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的民间文化组织，创造形成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性保护与全社会自下而上的民间保护有机结合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逐步从根本上扭转文化生态不连续、保护工作难以持续的不利局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