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分析论文：农村发展与社会理论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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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颢工作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

一代新型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成长起来。城镇化是我国亟待解决而长期以来又没有得到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目前依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00年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36%，但仍然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并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根据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一，推进城镇化进程，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工业化后期会超过第二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日益要求第三产业提供日益增长的社会劳务服务。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工业化需要集聚状态，只有人类活动集中，才能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才能产生集聚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失去动力。第三，推进城镇化进程，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农民集聚到城镇后，会对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有效拉动。他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商品性消费上升，能有效增加市场需求，拉动内需，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第四，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我国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农业人口拥有的资源很少，单位土地的产出率、种植业的增长空间都很有限。农民要致富，唯一出路就是降低农业人口，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农民新的收入来源。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收入可以提高，另一方面留在村里的劳动力的产值也会提高，收入也可以增加。这是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第五，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途径和重要载体。邓小平早就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也曾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

第一，必须对弊端丛生的农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农村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管理体制曾多次变更。在“”号角声中形成的、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一种农村管理体制就是政社合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的分级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需要，但却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制约和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取消了这一体制，在农村建立了区、乡、镇等政权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期间又几经变革，逐步演进到目前的“县—乡（镇）—村委会”结构。目前这种农村管理体制可以说基本适应了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但仍存在诸多弊端：首先，目前的乡镇机构基本上都是几经合并而来的，乡镇数目虽减少了，但“吃皇粮”的人员却并未真正减少，有的地方还有所增加，因此，农民的负担并未从根本上减轻；其次，乡镇级别虽低，但机构庞杂，除了设置多个办公室之外，还有所谓的“七所八站”，无形中助长了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并进一步发展为权力腐败；再次，乡镇政权和县级政权之间的管理权限没有真正理顺，即所谓“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不清晰，使乡镇管理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乡镇的主要领导大多是从县里各机构抽调、委派下去的，他们很多人不能真正安下心来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而只是把下派当作进一步高升的跳板。由此可见，目前的农村管理体制仍然是弊端丛生，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负重难行。因此，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农村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已势在必行。首先，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转移一部分吃乡镇财政的人员，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己之长。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采取大量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税收减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措施，鼓励乡镇机关人员从事第三产业或直接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等，还可由政府安排一些人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以缓解农村教师不足的压力；其次，必须大力精简县区和乡镇机构，职能相似的尽量合并掉，可要可不要的全部撤消，不必强调和上面机构保持一致。另外，人口较少的县市区和乡镇也可考虑合并掉，以减少财政负担和管理成本；再次，理顺县区和乡镇的关系，按照权力下放、便于管理的原则，尽可能将大部分职能部门放到乡镇一级来管理；最后，县区和乡镇一级的主要领导可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实行公开竞选。可以说，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不仅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推动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这项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必须彻底改革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破除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藩篱。社会文明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城市政治文明和农村政治文明应同步发展。但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却人为地分割了农村和城市的紧密联系，使农村文明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二者分离、无法融合，严重地影响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良性发展。我国当前的户籍管理现状是：把全社会人员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农业户口人员只有通过升学、参军或招工等途径才有可能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实际上把人们分成了两个不同类别的社会人群，无形中造成了对农民这一群体的歧视。即便农民进城务工（即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在子女入学、就业、置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受到和城市人口完全不同的待遇。因此，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出发来看，这一制度是十分不合理的；从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来就已处境极为不利的农村，在二元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其发展的空间就更为狭窄，无法迈进城市文明的轨道和融入到整个社会文明的大氛围中去，最后就只能独立前行，这就使得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同城市政治文明发展相比，显得更为艰难。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把农村文明融入到城市文明，把农业发展融入到工业发展的轨道上，才跨进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国家行列中去的。因此，对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已到了砸破坚冰的时候了。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了很多年，但依然是负重推进，像很多阻碍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的东西，如官本位现象、人事档案制度、职务终身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可以说，这些现象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极大的阻力。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对户籍制度作修补式的改革，都不如彻底取消这一完全不合理的制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推动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取消户籍制度之后，公安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健全和完善公民身份证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来管理好社会秩序。第三，必须切实推进农村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环境。民主和法制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因为真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核心的，同样道理，没有法治也就没有民主，因为离开了法治，民主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不能只一般性地承认农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机制将农民的政治权利具体化。现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着重义务、轻权利，重感情、轻法治，重义气、轻规范等现象，不少农村地区的管理方式是家族式的、宗姓式的、野蛮式的，由此而引发了不少违法犯罪现象。造成这种现状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重人治、轻法治的积淀传承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使得农村法治环境缺失、法治观念淡薄，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为了推进农村法治的进程，首先，党和国家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各级司法机关必须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农民的法治观念教育。要教育农民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不可软弱忍让，向强权和恶势力低头，要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各种权利，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贡献。第四，必须加大对非法组织打击的力度，阻断其对农村的渗透。在社会转型时期，非法组织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这个时期，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带有过渡的性质，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种非法组织便会趁机生成，在国家政策的空隙间活动，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各种流氓集团、假借科学或宗教名义的各种迷信组织、带有邪教性质的各种组织、带有宗族性质的地方恶势力组织等。这些组织把人员发展的重点都放到了农村，因为农民文化素质偏低，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易受蛊惑和欺骗。这些非法组织对农村的渗透，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它践踏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境地，无形中剥夺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其次，地方性非法组织的横行，严重地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有的地方造成了非法组织控制地方政局的怪现象，而有的地方则出现了地方政权组织与非法组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现象；再次，非法组织使用非正常手段操纵民意和选举，使得基层民主制度形同虚设。针对非法组织对农村的渗透和对农村民主政治的践踏、破坏，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要加大打击的力度，要集中警力、重点突破，把一些危害严重、破坏力极强的黑恶势力彻底铲除，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日常治安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构筑一个健康向上、祥和文明、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切实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

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关系，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第一，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因此，就农村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首先是经济建设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经济落后，必然导致农民民主政治意识的淡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填饱肚子，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不是要更多的民主权利；农村经济落后，也无法为农民参政议政提供各种具体设施和信息资源，如会议室布置、报纸杂志订阅、电视电脑购置等都需要资金；农村经济落后，还直接导致农村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不能健全起来，如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否则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其次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农村民主制度的健全，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进而化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另外，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大农业，走向大市场等，也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才能逐步得到实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应注意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统筹规划，使二者协调发展。第二，经济发展与人口生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分强调“人多力量大”，未能及时控制人口生产，因而使得我国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口压力过大的问题，同时也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峻的人口形势迫使我国政府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有力地抑制了人口过猛增长的态势。但从总体上来看，农村人口问题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并且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比较严重，加之计划生育措施不力，使得超生、偷生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很多计划外生育；二是农村人口压力逐步转变为土地压力、消费压力、发展压力、农业现代化压力，使得农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被人口增长所稀释和湮没；三是农村人口过多，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城市目前又无力接纳这么多剩余人员，因此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考虑人口因素。要通过政策调整，逐步实现经济与人口的和谐发展。首先，要逐步改变现行的以惩治为主的计生模式，代之以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模式，形成计划生育的良性运作机制；其次，用市场机制约束人口生育，使多子女家庭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下负担显得更为沉重，从而使其他人自觉地遵循市场法则，放弃多子多福的幻想；再次，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人口的规范、有序管理，从根本上杜绝超生、偷生等现象的发生。只有实现了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推进。第三，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牺牲、破坏环境与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尽管这些地方获得了一时的发展，但从长远角度讲，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经济发展破坏了环境生态，而环境生态的破坏，却反过来使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后劲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等到这种灾难达到一定的极限，需要花大力气和代价来改善环境和生态的时候，无形中又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正视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坚持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发展。因为大自然是我们生活的家园、生存的支撑，保护好大自然的生态链和环境链就等于保护我们自身。农村经济完全可以通过良性循环的途径获得发展，即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酿酒业、食品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生态旅游业以及高技术含量产业。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明显的工业项目，如造纸业、煤炭开采业、化工工业等，农村地区在科技水平和控污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投产这些工业项目。其次，要在保护好环境和生态的基础上，让环境和生态反哺人类，如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为农村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机遇，提供发展的平台。因此，环境生态的保护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关键是要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充分利用环境生态的优势促进地方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第四“，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的关系。对于农村的发展，有“外部输血”、“内部造血”以及二者的结合等几种形式。笔者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各地农村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不可套用一种模式，而应根据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模式选择。具体而言，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发达水平的农村地区而言，应主要靠“内部造血”来获得新发展，因为这一农村地区的“肌体”处于丰腴状态，完全有能力实现自身“造血”；而对于落后、甚至极端贫困的农村地区而言，则必须通过“外部输血”来实现，因为这样的地区“，肌体”干瘪，无力“造血”，国家应采取财政支援的方式使之首先脱贫，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再通过科技支农、教育支农、卫生支农、文化支农等形式使之走上致富路；对于处在中游水平、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农村地区，则可采取“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相结合的方式，因为这样的地区虽具有一定的“造血”能力，但仍不够强壮，如果适时加以“外部输血”，则可使其迅速富裕起来。因此，就“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应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不可一概而论。第五，党的政治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应当说，村民自治是我们党为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村民主政治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它本身就是我们党发扬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体现，因此，村民自治与党的政治领导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但在具体工作和职能划分方面仍须进一步理顺关系，使二者既有所分工又融为一体。具体说来，一是，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在组织体制上要分开。村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而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二者在领导成员的产生途径上也不一样，因而二者必须在组织体制上分开，不可混淆。二是，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必须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不可越权行事。村党组织主要管方向性的大事，如在农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负责村民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干部工作等，村民委员会主要管具体事情，如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治安等。三是，村党支部要积极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行使权力。要坚决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办事，对村里的重大问题，像经济发展规划、重要基建项目等，村党支部应会同村委会，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力求把党组织的意见体现为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升为村民意志。四是，村民委员会应主动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治。村民委员会对村内工作中的一些大事必须主动向村党支部报告，以得到党支部的支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把村里的日常事务工作做好。第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关系。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传统思想观念比较浓厚，基本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并不主要表现为积极的一面，而主要表现为消极、保守和落后的一面，笔者这里姑且称之为封建性的思想观念。这种现象生成的原因，一方面与农村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意识架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之上有着直接的渊源。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封建性思想观念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1.迷信思想。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上天预先安排好的，相信上帝和鬼神的存在等；2.崇拜意识。包括对权力的极度崇拜、对“救星”的狂热崇拜、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对名人的追逐性崇拜等；3.平均主义观念、“大锅饭”思想。这是典型的“不患穷而患不均”的心态，即大家无论能力大小、力量强弱、贡献多少，一律平均分配，任何人都不得有差别，否则即为不公，在当前主要表现为“仇富”心态；4.家族观念、传宗接代思想。把族规看得比法律还重要，重男轻女；5.哥们儿义气。只以小圈子的利益作为做事的出发点，而不惜损害其他人的正当权益；6.奴性意识。喜欢顺从别人，而缺少独立自我意识，希望能碰到一个好主子，在其荫蔽下生活；7.帝王情结。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且拥有三妻四妾、三宫六院、衣锦还乡；8.复古思想。认为今不如昔，还不如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里为好。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思想观念无疑会对现代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形成极大的冲击，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它排斥了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等的进步理念，无形地、潜意识地弱化了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意志和决心。如有些地方出现的“村霸”“、乡霸”等横行一方的现象，其原因就与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密切相关。因此，党和政府要不断加强农村社会主义进步思想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武装农民。当前要着重加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的教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教育农民把握好、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要明确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要教育农民不要有尊卑贵贱的思想意识，还要让农民树立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观念。另外，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群众还要自觉树立现代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等。只有用现代文明中蕴涵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武装农民，农村的封建性落后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