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由贸易”主义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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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表明：主要发达国家最初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程中，曾建立起严格、完备的关税壁垒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的不间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保证了英国、美国在较短时期内高效率地完成了工业化，直至其工业产能足以抵御进口产品竞争时，才逐步实现关税自由，并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鉴于此，我国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应是正视自由贸易的公平性原则和精神，并与主要贸易伙伴谋求基于公平贸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关键词：公平贸易;自由贸易;贸易摩擦;贸易保护;贸易壁垒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国际间贸易摩擦归因于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各个经济体所坚持的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博弈。在每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前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秘书处以及其他一些贸易经济学者通常都作出非常乐观的预测：国际间关税削减后将直接导致世界贸易额扩大数十亿美元。同时，人们都普遍认为今天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所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提出“主张公平贸易，重振美国经济”。在其执政以后，“公平贸易”更是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词，美国此后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主动谋求基于“公平贸易”原则的一系列贸易措施。近两年美国、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访华时，也都更多的讨论“公平贸易”的概念。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以援助农业国家小规模、家庭化种植业的“公平贸易”概念，本文中所提到的“公平贸易”则是指国与国层面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机制或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形式。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自由贸易”这个术语，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自由化及其公平原则的演变。

1英国、美国——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影响者

在1721年第一任英国总理罗伯特•沃尔波开始实行贸易政策改革与1846年废除玉米法期间，英国为保护其国内工业而采取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出口补贴、对用于出口产品的进口原料进行关税退税、以及国家政策层面的出口质量控制。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致力于在欧洲传播“自由贸易”学说。由于废除了“玉米法”，英国虽然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从1860年的英法贸易条约以及随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纳入“最惠国待遇”条约开始，欧洲大陆进入了一段“关税裁军”时期。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保罗•巴洛克所说，英国的技术领先是其向“自由贸易”制度前进的推动力，而这个技术领先是在其“高耸而持久的关税壁垒”保护下实现的。因此，被称为现代“幼稚产业”学说之父的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特别是关税保护）发展幼稚产业，并认为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是自私的。因此，这种“关税裁军”趋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间，贸易保护程度的持续恢复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共同趋势。法国和德国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使英国受益而非自身受益，并逐步提高了关税，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廉价粮食流入。到1913年，所有大国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其幼稚产业。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影响，陆续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然后这些殖民地都遭遇了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印度更是遭受了工业化进程的倒退——英国先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然后在1857年通过英国直接统治，在印度建立了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市场，从而彻底摧毁了当地的纺织工业。对于美国而言，尽管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伟大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保护制造业，而应该集中发展农业，但是许多19世纪的美国政客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他们的国家。美国内战的主要聚焦点除了南方奴隶制之外，南北方对关税的不一致观点。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经济保护主义者，他所在的辉格党主张以基础设施发展和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体制”，因为该党派已明确认识到“自由贸易”主张其实是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内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全面建立关税壁垒以发展国内工业化，以抵消来自进口产品的冲击。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第一个系统论据是由美国思想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在18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美国是世界上制造业平均进口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前，运往美国的货物成本很高，因此美国天生具有极高的贸易保护程度。可以这么认为：美国的工业在1945年之前是世界上受保护最严格的行业。

2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崛起

作为主要的工业强国，美国和英国都认为国内的繁荣依赖于廉价原材料的现有供应和其工业制成品的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两国政府主张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平等地进入世界市场和平等地获得工业原材料”。然而，这两国的讨论侧重于要求其他国家“消除”对英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及其产品出口问题则避而不谈。迫于其自治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的压力，英国政府才逐渐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在足够的保障机制下、在有限时间内实施关税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权利。然而，美国不愿意对其他国家做出这种让步。联合国于1948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中，美国代表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尽可能低的关税水平来最好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持相反的观点，要求制定经济发展的特殊宪章条款，并灵活运用关税和其他障碍来保护其国内幼稚产业。国际贸易组织(ITO)宪章中关于“经济发展和重建”的章节是基于对上述谈判回合中各国意见的妥协。但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与参议院很快明确表示不会批准此宪章——尽管它基于“自由贸易”概念，但它不符合美国利益。这表明，在使用“经济发展”这样的词汇时，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理解并诠释其含义的。纵观二战战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的发展历史，有一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始终能从世界贸易体系中获得公平的利益份额。由于国际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抱怨其国家利益被世界贸易体系所忽视，在1950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哈贝勒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其在1958年提交的报告中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产品面临着高额关税。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哈贝勒报告发表20年后的1979年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结束时，仅是在“热带产品”大类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出关税减让的请求书中仍有4,400个应课税项目。从理论上讲，在“农业协定”之后发达国家给予的补贴将被取消；但实际上，补贴的总价值实际上已经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国家中，其国内对农业补贴支持的价值总和从2760亿美元(1986-88基准期的年平均值)上升到1999年的3260亿美元。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认为1947年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世贸组织是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和贸易实践。然而现实情况是：世贸组织是在谈判规则的基础上规范国际贸易，而不是基于所谓的“自由贸易”。首先，单个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缺乏国际间谈判的影响力和判定其谈判立场的能力，并且不能将与世贸组织各谈判机构的沟通结果顺利提交至国际组织并坚持贯彻、落实。其次，单个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政治影响力，而这正是在谈判过程中取得积极成果所必需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面临的主要缺陷。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每一个谈判议程都是在少数国家之间进行的，这个非常不透明的过程在历史上被称为“绿屋谈判”，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对手，并对他们施加强大压力。由于相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被邀请参加“绿屋谈判”，发达国家的参与和影响程度远高于其在WTO会员国中的份额比例。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纺织和农业）始终遭遇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的排斥，并仍然面临高额关税。另外，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谈判组于1991年12月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英文缩写TRIPs)。尽管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该协议经过讨论修改后，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际被各国接受而成为正式协议。知识产权协定是乌拉圭回合一揽子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世界组织成员都受其规则的约束。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授予垄断权利有效的制约了国家间的竞争，使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而且价格往往过高。TRIPS导致的一些药物的高价格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特别是在南非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药物方面。总之，WTO体系受规则支配，并反映了采用这些规则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些规则并不反映对各国产品“自由贸易”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国家在农业和纺织等产品领域（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都保持着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因此，发达国家没有在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产品领域内实行具有公平性的“自由贸易”。这种人为的忽视是由WTO的这些规则直接促进的。

3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世贸组织目前的运作表现出许多不平衡，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能差异以及主要出口贸易条件(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规则。这些不平衡与不恰当的贸易政策和发展政策相结合，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法克服其薄弱的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被动地位。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从公平的自由贸易中获益，同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表明贸易自由化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贸易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而是实现均衡、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已经到了自由贸易、公共贸易缺一不可的地步。正视公平贸易的原则和精神，与主要贸易伙伴谋求基于公平贸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应是我国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我们要对“公平贸易”有自己的深入的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视角，根据中国所处的条件，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更需要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结合起来，毕竟，“自由”和“公平”也是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国的贸易政策不能仅是自由贸易政策，而必须是兼顾公平贸易的自由贸易政策。“一带一路”在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同时，也要为全球的“公平贸易”做出贡献，从而为全球经济解决“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关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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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谷克鉴,喆儒.“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经济学逻辑[J].国际商务研究,2018(3).

[3]王鑫,KazunobuHayakawa,ShujiroUrata,等.更好地设计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J].WTO经济导刊,2017(11).

作者:沈雁飞 单位: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