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银耳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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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陕苏区时期通江银耳贸易的背景及条件

（一）历史背景。通江地处大巴山南麓，山高林密，物产丰富，盛产适宜银耳生长的青杠林，加之通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温和湿润，雨量充沛，这成为通江种植银耳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所以通江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种植银耳的传统。再者，银耳具有极高的药用和营养价值，《本草再新》《中药杂志》《中药大辞典》均确认银耳有滋阴、润肺、养胃、降火、补脑等多重功效。历代中医药学家都认为银耳与鹿茸人参同具声誉。［3］所以历来被视为珍馐，身价不菲，“当时黑木耳每斤五角，而银耳每斤贱则值洋二十元，贵则六十元”。［4］特别是作为皇家贡品之后，其价格常年居高不下。“据采访，清光绪年间，每斤银耳最多可换60名丫环，在通江县可买90亩水田或1000枚鸡蛋”，［5］11在宣统元年（1909年）银耳开始征税，“银耳称息，每两十文”。［6］122民国初期银耳贸易所得便成为通江县自治经费来源之一，“每年收洋四五百元”。［6］119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掠夺银耳作为筹措军费重要手段之一。（二）现实背景。苏区军民通过艰苦奋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但根据地的生存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地处秦巴山区，山高帝远，是全省的偏僻地方。而且，区域境内大山绵延，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主要运输工具是人力和畜力，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土地革命前，“巴中、南江等地，粮食亩产仅100余斤，棉花亩产仅10多斤”，［7］当地盛行种植鸦片，烟田约占土地面积的30％一40％，［8］且大多数是好田好地。在工业上也是家庭手工业为主，采用小作坊进行生产。商业上仅限于土特产和日用品的供销，以本地的小商贩为主，从事贩卖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油、盐、酒等，较大宗的贸易多为外地商人把持。随着红军的大量到来，这一地区已很难供应如此多物资消耗。另一方面，川陕地区的匪患、军阀割据以及敌人的封锁加剧了根据地的生存危机。川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农民赶集回家都会遭遇抢劫。更严重的是军阀与土匪勾结，无恶不作。川北曾有这样的谚语：“匪如梳，兵如蓖，团练犹如刀刀剃。卖猪牛，卖田地，倾家荡产还债利，捐捐捐，利利利，如今只剩一口气”；［9］川陕地区实行防区制以来，田颂尧、刘存厚、杨森、刘湘等各路军阀盘踞在此，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当时，苛捐杂税达70多种。时人曾贴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的对联进行讽刺。［10］此外，军阀间连年混战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粮荒，而且造成大量人员和物资消耗，严重破坏了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民党军对红军实行“围剿”并进行严密封锁，根据地不断“收紧阵地”，这就意味着供养战争的苏区面积大大缩小，内线作战带来的供给困难内物资短缺、补给困难更加凸显。这对于根据地经济建设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根据地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在红军到来之际，通、南、巴地区满目疮痍，“纵目田畴，已成黑化”，很多地方“房屋没人住，田地无人耕”。［11］据的回忆：“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12］所以，川陕苏区建立以后，苏区经济实际上几近崩溃的边缘。面对苏区严峻的经济形势，苏维埃政府将经济工作作为当时苏区革命的“最中心的工作”，在《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中指出，“立即执行财政、经济、粮食各项政策，充实革命战争的力量，这是目前苏维埃最中心的工作”，甚至打出了“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的口号，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指出：“反革命的进攻不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且采取经济封锁的毒策，想来增加我们的困难，敌人时常说，‘苏区物资缺乏不能持久作战。’因此，解决物质困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绝对保证工农红军的给养与供给，改善工农的生活，这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13］为此，党制定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尽一切可能，开展必须的经济建设，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苏区特产与发展手工业，发展合作社运动，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加紧执行统一累进税，节省经济与增强生产，拥护银行与调节物价，举办交通与水利事业等。”［14］苏区政府发挥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将通江银耳作为对外贸易的“大宗”，以保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来维持根据地存在和发展。

二、川陕苏维埃时期的通江银耳贸易

为了应对革命斗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之中，苏维埃政府始终重视苏区银耳生产与贸易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支援革命斗争、便利群众生活的重要手段。为此，川陕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发展根据地银耳贸易，改善根据地落后的经济现状。（一）和划分耳山。由于通、南、巴地区山高林密，交通极为不便，经济落后，这些自然条件限制，加之在军阀残暴统治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红军进入通江后，迅速进行了，1933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的布告》宣布无条件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坝子、山林、房屋等等收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所有。在耳林资源分配上，要求立即召集工农群众大会，大片林地由苏维埃政府管理，小片和就近耳林分给贫苦农民管理使用。可知，在这一时期，通江林地分国有、私有两部分。这样在政策上明确银耳种植的耳林资源权属问题，银耳货源也就源于这两部分。通江县境内的涪阳、陈河、平溪等10个乡镇一带因具有适宜银耳生长所需地理气候温度耳林等天然优势，所以这一地区仍然为主产区，面积“纵约两百华里，横约百余华里”。［15］（二）设专门组织机构。川陕苏区建立以前，政府没有专职管理银耳的机构，只有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行会，最著名的是以明确地界、解决纠纷、共同护林、防火防盗为主要职责的耳山会。红军入川后，为保证银耳生产与贸易，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1．建设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下设建设局，负责经营耳山，开垦荒地，改造农业，培养森林，豢养牲畜，奖励生产。2．合作社合作社负责解决经济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建立有向赤白区对外购买的制度。一方面收购、经销群众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粮食种子、农具、食盐、棉花、布匹、锅、药材等：另一方面组织茶叶、银耳、白蜡、木材、皮毛等物品的出口，换取食盐、铁锅、耕具等急需物品。1933年12月，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要求各地“发展合作社，建立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经济建设事业，来满足群众的需要”。3．经济公社经济公社实为国营商店，它是由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代表苏维埃执行具体的经济政策。掌握苏区重要生活物质如食盐、布匹等的调配供应，组织收购土特产品，开展对外贸易，把苏区的银耳、大烟等运到白区换取食盐、药材、枪支等重要物质。作为银耳主产区的涪阳，其经济公社设有一个独立的机关，即服务局，专门收购白耳和组织白耳的输出。1933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要求各级苏维埃组织群众“发展合作社或经济公社的组织，奖励群众从白区运布匹棉花盐铁等到苏区来卖，苏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烟等卖至白区”。4．秘密交通站苏区政府开辟了红色交通线，并在赤白区交界处设立交通站从事秘密对外交易，并有武装保护。（三）制定政策保护银耳贸易。1．保护耳林资源为了多产银耳以增加“出口”换取根据地紧缺物资，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对耳林的管理。时任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赵炳润在《百倍努力，加紧生产运动》中说到：“要宣传群众多培养森林，尤其是白耳山，更要努力经营。特别是赤北县钢溪河一带，红江县陈家河一带，青峪口一带……更应将未分与群众的白耳山好好经营，如果分与群众的则要督促县苏加紧经营，不得将白耳棒糟蹋一根，以增加对外贸易和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16］358苏维埃政府在《各级经委会目前应做的几点工作》一文中亦说：“群众分得的耳山准备（兴）白耳。小树苗须加意兴蓄与保护，苏维埃的白耳山，也要早早备兴白耳。凡是有材料的森林，都要大家兴蓄与培养，严厉禁止随便砍伐。”［13］2．保护和恢复商业，发展城镇农村集市贸易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川陕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恢复私营商业，疏通城乡物资交流渠道，活跃农村经济，以战胜敌人经济封锁带来的种种困难。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告商人书》指出：“商人们，在苏维埃政权下面无论大小商人只要服从苏维埃法令，缴纳统一的累进税，都可以自由营业。”城乡商业很快恢复起来，涪阳、陈河还设有银耳市，［20］如涪阳坝街上经营有上海货的商店就有3个，还收购银耳运往上海。《苏区营业条例》重申“苏维埃政府对于遵守苏维埃法令的中小商人，均准其商业上的自由，并予以苏维埃法律的保证”。另外通江城组织了工商协会，一方面宣传苏维埃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组织工商户积极经营。［16］3333．发放贷款贷款由川陕省工农银行负责。贷款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公社，经济公社总社在各县有分社近30个，联系面宽，业务量大，所需用周转资金多。在苏区收购粮食、棉花、银耳等以及到白区采买器材、药品、布匹、食盐等都由银行供给资金。出口的茶叶、银耳、药材等土特产品收入的现金，也须到银行存放。同时还对私营工商业者贷款，“为了恢复生产，活跃苏区经济，安定人民生活，银行就对他们分别发放小额贷款。贷款数目，每笔大约100元上下，利率一般不超过1％”，［16］338经过贷款扶持，商贩输出的黑白木耳、桐油、火纸、茶叶，输入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等得到很快发展。4．统一税收川陕苏维埃的税收有农业税和工商税两种。农业税以公粮的形式缴纳，工商税收实行统一累进税，取消了军阀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税务总局，县苏维埃政府设税务分局，各区及重要场口设税务分所。其中银耳产地税务分所有5个：涪阳坝、河坝场、陈家坝、新场坝、草池坝。《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将银耳同特货（即鸦片）、屠宰一起列为特种税税收项目，规定银耳“按每两之价值，抽百分之二十（但因革命受伤不能生产、红军家属、有特殊情形资金不满三十元以上，经苏维埃证明可免税）。”［16］332相较于屠宰税的百分之十和鸦片税的百分之五明显高出很多。每年在通江县境可收银耳税达万余元。同时，川陕苏区厉行贸易保护，据《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载，如对烟草、香水、酒等苏区不急需的物品课以重税限制进口，皆得从值百抽五起，以至百分之十为止。对于赤区急需的物品，如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材、耕牛等，若入口皆得免税，若出口皆得从值抽百分之二十起，以至抽百分之五十为止。必要时，苏维埃政府可禁出境。对于赤区之特产，如茶叶、煤炭、黑白木耳、木料、鸦片烟等免其出口税。这样的税收政策既促进了苏区与白区的物质交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为川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通江银耳的收购和销售。为减轻根据地经济负担，苏区政府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通江银耳成为赤区向白区的重要“出口”物资。据川陕苏区《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载：“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木材、猪毛、羊皮等赤区多余和不需要的东西输出白区；大批购买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需要的东西。各边区建立对外贸易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对外贸易。”《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八期的文中亦称：“（红军）之奖励银耳生产，不是为的消费．而是为的输出……”1933年12月27日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的《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鼓励“赤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等物卖到白区”去。可见，川陕苏维埃政府对银耳的出口极为重视。国营的经济公社从耳农和国营林场收购大部分银耳运到白区以换取食盐、药材等，主要是利用秘密交通线买卖运输物品，其次是由地方和部队派员到赤白交界区买卖货物。也有利用商界有名望的人士进入白区城镇从事贸易活动的。1933年6月，红色交通线开辟之后，总经理部在红江县碑坝建立转运站，赤区商业人员带上仿制的袁大头银元、孙小头银元和川版银元及大量的白木耳、白蜡、茶叶等特产进入陕南的汉中，以至远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又将白区购回的食盐、西药、以及枪支弹药运到碑坝，然后再分配苏区各地。来往商品还受红军部队武装护送。［16］369经营银耳贸易的私营工商业者有小秤杆子、大秤杆子、包袱客、坐庄。［5］107小秤杆子本钱小，流动零星收购，待到积成一定数量便卖给本钱大的商人。大秤杆子本钱也不很大，从耳农或小秤杆子手里收购银耳再卖给包袱客或坐庄。包袱客的本钱虽大于秤杆子，但无力设庄立号，就地收购后转售给坐商，有时也运到外地销售。坐庄本钱大，设庄立号，收购银耳后卖给外地客商如海客、汉阳帮等，有时也到外埠销售。川陕苏维埃时期，虽处在战争环境，苏区商业受到极大破坏，但是通过川陕苏维埃政府积极开拓“出口”渠道，使通江银耳贸易能够突破敌人的封锁行销于白区。通江银耳多销往上海，从通江陈家坝把银耳运送到上海有三条路：一由湖北襄阳经汉口转上海；一由巴中经南充、重庆转上海；一由绥定经万县转上海。第三条路经重庆到上海这条路线走得最多。每次运银耳五六百斤或一千斤。价格在每斤100元（苏区银币）左右。［6］1191932年9月15日《申报》第21352号载《益源公司大廉价》：“东新桥益源公司专售四川银耳及参燕等补品，今因到有大批新产银耳。特自十二日起，举行大廉价二十五天，另备原货银耳三千袋，每袋仅售洋一元，其他各品，亦均削码出售，连日顾客甚为拥挤。”1934年3月22日该报第21883号又载《市声》：“川产银耳之新商店，银耳以川北之通江、太平、南江三县出品为最佳……川北银耳庄，营业甚为发达。”这些仅仅是见诸于报端的商店，那些不为多数人所知道的销售情况更是不甚枚举。

三、结语

在“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号召下，川陕苏维埃政府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就地取材，来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巩固了根据地，支援了革命斗争，同时也为日后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而在连年军阀混战、土匪流窜、白区封锁的困境中，通江银耳贸易不免带有战时体制。［19］在后期，由于的“左”倾，有限的私营工商业遭到打击。据统计，在川陕根据地建立前的1931年，通江县毛浴镇总共有五十九家私营商店。而1933年后，经过“左”倾政策的惩罚、没收，私营商业只剩下7家，仅有的3家银耳庄被全部关闭。且由于技术限制，难免有部分质低量微的缺陷。但是，通江银耳在苏区建设实践中承担起了应有的历史使命，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通江银耳的质量产量将会大有改观，将成为革命老区建设的一大特色。

作者:向倩 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