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能源成本核算及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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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能源消耗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能源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据《BP全球能源统计》2011年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占全球的20.3%，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目前，我国的节能政策和焦点主要针对于国内部分的能耗。然而，由于国际贸易的开展打破生态环境的地域概念，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密切关联。国际贸易不仅限于实物资源的流动，进出口商品的同时伴随着隐含能耗。了解我国各产业部门及总体贸易能耗成本，可以从对外贸易的视角下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有助于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关于贸易中隐含能问题的研究，国外学界关注的比较早。Machado等(2001)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1995年巴西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为831PJ，进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为679PJ，巴西在贸易中是能源的净出口国，且其出口产品的能耗强度比进口产品能耗强度高40%，因此巴西的决策者应关注国际贸易可能对国家的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带来的额外影响［1］。Nguyen等(2006)采用结构分解法和幂级数展开对1996年到2000年越南的隐含能耗强度变化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种植业和维修服务业对提供高隐含能耗强度有显著贡献，而在降低能耗强度方面，纸浆业发挥重要作用［2］。Kahrl等(2008)检验了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指出出口贸易是中国国内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能兼顾能源环境因素的经济贸易发展机制［3］。Liu等(2010)利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法，对中国1992－2005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大促进是隐含能净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但是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抵消了一部分隐含能进出口增长［4］。

针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能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开始于2006年。周志田等(2006)通过对典型商品加权的办法，计算了2002和200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率先指出隐含能出口量快速增长是导致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5］。李坤望等(2008)通过编制混合型能源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能源含量。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进出口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贸易量［6］。但是该研究没有将国内和国外的能耗系数加以区分，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进口隐含能值。刘峰(2007)和齐晔等(2008)在计算中国隐含能源进口量时，采用了日本的投入产出表来估计进口货物的能耗系数［7－8］。但是由于日本的技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先进的，因此不能很好地代表我国进出口贸易伙伴的整体能耗系数，因而过低地估计了进口隐含能的值。本文在参考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对于模型设计和数据整理都做了较多的改进和扩展。模型设计方面，考虑了国内外技术水平的差异，在计算进口产品的隐含能耗时利用台湾地区(我国进口贸易平均能耗系数与台湾地区的最为接近)的技术系数进行了修正，使得外贸隐含能值更为客观和准确;数据处理方面，由于现有的投入产出表为五年编制一次，本文以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从价格和技术两个方面均做了相应调整，保证了测算结果的连续性。除此之外，本文区别于已有相关文献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不仅设法更为准确地核算外贸隐含能，而且提出了外贸能耗成本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政策建议中，提出如何从贸易环节上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方法和策略。本文的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模型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我国对外贸易能源成本核算及能源贸易条件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实现贸易节能降耗的政策建议;最后部分是结论。

二、模型与数据

(一)能源投入产出模型根据投入产出的横向平衡关系，假设一国经济中包括n个产业部门，可以建立如下数学模型:X=AX+Y(1)其中:X表示经济中总产出的一个列向量，AX表示中间投入，Y表示包含其他最终产品的社会最终产品列向量。A表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其中每个元素为Aij，且Aij=xij/Xj(i=1，2…，n;j=1，2…，n)，Xj代表j产业的产出，xij代表Xj所要求直接投入的第i产业的产品的量。在投入产出模型中，最终需求Y包含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和净出口量。最终需求Y与总产出X之间的关系可以如下表示:X=(I－A)－1Y(2)(I－A)－1代表里昂惕夫逆矩阵，其中元素为αij(i=1，2…，n;j=1，2…，n)，αij代表每单位的j产业的产出所需要第i产业的完全投入产品的量［8］。能源投入产出模型的隐含能计算中，pd是国内所有部门包含的隐含能总量，它一个以pdj为元素的行向量，其中pdj代表j产业每单位产出Xj的直接能耗量。

(二)系数的选择与调整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能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但是，我国的贸易国有近百个，一一根据投入产出表来确定其各类商品的能耗系数难度较大。本文将采用台湾地区的技术系数来估算进口隐含能。选择台湾地区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进口贸易中的平均能耗系数与台湾地区的能耗系数最接近。其次，台湾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为我国投入产出表五年编制一次，本文以2002年、2007年为基准年，对于基准年之外其他年份的能耗系数，作了技术水平、价格指数和汇率三个方面的修正。

(三)数据来源本文计算中国1998－2007年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采用了中国大陆1997年和2002年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台湾地区2001年49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和2006年5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国大陆各部门的能源消耗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台湾地区各部门的能耗数据来自台湾经济部能源局2001年和2006年的能源平衡表。由于能源消费部门和投入产出部门的分类不一致，因此，对于投入产出表以及能源消费部门进行合并，形成28个部门。

三、我国外贸能源成本核算及其能源贸易条件的实证分析

(一)外贸能源成本核算分析本文计算了1998－2007年的出口隐含能量(energyembodiedwithinexportproducts，EEE)、进口隐含能量(energyembodiedwithinimportprod-ucts，EEI)以及隐含能净差量(netembodiedenergyoftradebalance，EEB)这三个量，其中，隐含能净差可以用来衡量我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成本。相同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额变化如下:1998到2002年间，中国贸易顺差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3800亿元左右。在此期间，我国对外贸易能源成本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94910.75万吨标准煤下降到2001年的63273.76万吨标准煤。2002年以后，贸易顺差值迅速增长，从2002年的4256.07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1520.44亿元，增加了4.1倍。相应地，2002年之后能源成本开始大幅度的增长，从2002年的64039.12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07年的151601.95万吨标准煤，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成本也在这一期间迅速扩大。在出口方面，1998到2007年间，随出口贸易量的迅速增长，出口隐含能量在1998－2007期间出现显著的增长，从1998年的187503.81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7年的248728.23万吨标准煤。但是，隐含能出口量并不是一路上扬，而是在2001年小幅下降到了155866.82万吨标准煤，但在2002年到2004年，隐含能出口量呈迅猛增长趋势，2005年出口隐含能达到了最大值的252323.78万吨标准煤。之后，出口隐含能量基本维持在25亿吨标准煤上下。在进口方面，进口贸易额在十年中，从1998年的11626.10亿元上升到73300.10亿元。然而，与出口隐含能量不同，随着中国进口贸易量迅速增加，进口隐含能量没有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而是基本稳定在10亿吨标准煤左右。这是因为除了贸易规模之外，技术因素和出口贸易结构等其他因素从相反的方向影响了出口隐含能值。总体来说，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付出了巨大的内涵能源成本，且能源成本在2002年后一直增大，增幅显著，这说明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加大了我国的能源成本。

(二)能源贸易条件分析在核算对外贸易中能耗成本的基础上，本文还分别计算了进口和出口的节能效率，具体是以下三个指标:(1)进口节能强度μi，用来衡量单位进口价值所包含的隐含能量，其公式为:μi=EEI/Xm(18)其中，μi代表进口节能强度，分子EEI为各产业进口隐含能量的总和，分母Xm为各产业进口价值量总和。(2)出口耗能强度μe，用来衡量单位出口价值所包含的隐含能量，其公式为:μe=EEE/Z(19)其中，μe为出口耗能强度，分子EEE为各产业出口的隐含能量总和，分母Z为各产业出口价值量总和。(3)能源贸易条件指数μ，即为出口耗能强度与进口节能强度之比:μ=μe/μi(20)当μ值大于1时，单位价值的出口所包含的隐含能的量要大于单位价值所包含的进口隐含能量，意味着对外贸易不利于一国整体的能源节约;反之，则说明对外贸易有利于一国整体的能源节约。通过表2中的结果可知，从1998到2007年我国能源贸易条件指数均大于1，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不利于节能。能源贸易指数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在2005年达到了最高值2.5，但是2007年的能源贸易指数仍高于1998年的指数，这说明随着贸易的发展，出口能耗强度与进口能耗强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利于降低国内的能源消耗水平。四、实现贸易环节上的节能降耗对策分析为了减少我国贸易中的内涵能源成本，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在货物贸易方面，发展绿色对外贸易。充分运用调整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消减出口配额，将部分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措施，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逐步淘汰“两高一资”产品和技术水平落后、社会效益低下的加工贸易;重点支持节能环保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优势农产品出口;严格控制高耗能设备的进口，鼓励进口能源成本高的产品。鼓励引进节能环保型外资项目，将吸收外资比较集中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节能能源的基地。加强贸易领域节能降耗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二，在服务贸易方面，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1)建设节能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提高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效率，节约流通成本。广泛推广和采用节能、节水、节材型产品和技术;严格执行节能标准，最大限度地节约照明、空调用电。通过有效整合物流资源，减少车辆空驶率，降低物流成本;(2)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传统服务业改造和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引导和促进居民服务业发展，加快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引导外资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连锁、信息技术、软件及技术开发等现代服务业;(3)加大服务贸易的进口。要继续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鼓励服务贸易的进口。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推动我国成为全球服务业外包的新基地。

六、结论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和台湾地区能源消耗数据和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和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中的能源成本和贸易条件指数，并且提出了从对外贸易环节上实现节能降耗的对策建议。

我们总结了如下三个主要结论:

(1)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付出了巨大的内涵能源成本。1998到2002年间，中国贸易顺差变化不大，在此期间，我国对外贸易能源成本呈下降趋势。2002年以后，贸易顺差值迅速增长，相应的能源成本开始大幅度地增长，从2002年的64039.12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07年的151601.95万吨标准煤。这说明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我国付出了更大的能耗成本。

(2)从1998到2007年我国能源贸易条件指数均大于1，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不利于节能，在2002年之后指数甚至达到了2以上。能源贸易条件指数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2007年的能源贸易指数仍高于1998年的指数，这说明随着贸易的发展，出口能耗强度与进口能耗强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利于降低国内的能源消耗水平。

(3)针对我国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能耗成本，本文给出了以下降低能耗成本的建议: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发展绿色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政策控制“高耗能”行业的出口，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在服务贸易方面，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加快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发展附加值高能耗少的现代服务业。这些政策措施将有效降低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能耗成本，以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节能降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