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交易关系中流出方续约倾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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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研究交易关系稳定性。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DavidA．Hen-nessy(1999)认为，可以通过稳定的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渠道关系进行纵向协调，下游的加工企业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生产进行控制和监督，从而以较低成本获得稳定的农产品原料供给。［3］王芳等(2007)认为，农户与公司或企业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这既有利于公司或企业与广大分散农户的联系，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也避免了小农户在与企业交易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恶果，提高了农户的谈判地位或讨价还价的能力。［4］孟召将(2012)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与清远市两地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比较分析得知，资产专用性和制度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交易费用就成为决定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最为主要的因素。［5］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郭晓鸣等(2010)认为农产品契约交易关系稳定性差的原因在于契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契约实施制度不完善，企业、农户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委托一激励约束机制失效以及企业与农户之间博弈能力的悬殊。［6］姜晓萍(2011)认为，农地流转中的强势方与弱势方的势位差极有可能使自认为是弱势的一方采取不合作态度，故意制作一份不规范的协议，便于预期利益受损时毁约。［7］近年来，部分学者是从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研究交易关系稳定性。西方学者对渠道行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庄贵军将渠道行为理论引入中国，自此渠道行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8］徐建等(2012)以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契约型渠道关系中农户的违约率倾向，认为农户的违约率与其社会网络结构和企业的渠道行为应用方式有关。［9］张闯等(2011)也以类似的方法，研究了订单农业中农户续约意愿的问题。［10］虽然存在大量针对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但都集中在农产品交易市场，针对农地流转市场的现有文献比较缺乏。鉴于此，本文针对农地流转市场，以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视角，对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稳定性进行研究。

理论与假设构建

1．渠道权力理论与应用渠道权力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渠道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感知、建立和处理等问题，该理论认为渠道权力是渠道关系的一个基本属性，不同水平的渠道权力存在于各渠道关系中，渠道权力的结构是其他渠道行为(如满意、信任和冲突等)的基础。［11］渠道成员占有的权力不一定被使用，因此渠道权力的占有和使用通常并不一致。［12］现有渠道行为理论的有关研究常常将渠道权力应用概念化为权力基础的应用，将其分为强制、奖赏、专长、信息、参照和合法性。［13］但在实际中，很难将上述权力基础准确区分，故部分学者对权力基础进行了二分框架的构建。Hunt和Nevin提出权力基础可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分为两大类，既强制性权力基础与由奖赏、专长、参照和合法性组成的非强制性权力基础。［14］此二分框架获得了大量学者认可，本文据此将农地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形式二分化为两种形式，既流入方强制性权力应用和流入方非强制性权力应用。2．流出方密度对流入方渠道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人际网络密度是反映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15］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实际联系的数量越接近总的可能数量，社会网络的密度就越大。由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目的是将零散的土地整合，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因此与某一特定农地流入方形成渠道关系的流出方通常是同村或邻村的村民。这些同村或邻村的农地流出方之间的网络密度，形成了本文网络密度的研究对象。农地流出方网络密度的增长，会对其形成积极的影响:其一，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通畅，流入方采取的权力应用方式，包括强制性权力应用和非强制性权力应用，都被流出方在交流中所熟知。［16］其二，在频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网络内的成员容易形成共享的观念和行为规范，使其在成员之间保持一致，形成结盟，使得渠道权力向流出方倾斜。［17］因此，在高网络密度条件下，流出方在行为上容易达成一致，可有效地制约流入方的权力使用。Antia和Frazier对此做过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网络密度的提高，渠道成员在实施违约行为后的惩罚会有所降低。［18］因此，在较高网络密度下，农地的流入方会更多应用沟通和交流等非强制性权力，而较少应用惩罚和威胁等强制性权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1a:流出方网络密度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强制性权力越少;假设H1b:流出方网络密度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越多。3．流出方网络中心性对流入方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成员的网络中心性，反映的是网络成员趋于社会网络中心的程度。在较高网络中心性的条件下，此网络成员所处位置发生的信息与资源流通更加密集，便于其掌握这些信息与资源，有利于网络成员提高自身能力和绩效。［19］同时，处于较高网络中心性的网络成员，其行为将对其他网络成员获得技术、信息和资本等资源的能力产生影响，也能影响其他网络成员的行为和概念规范。［10］所以，网络中心性较高的网络成员，通常在网络中的社会地位较高，拥有一定的权力、威望和影响力。本文所述的农地流出方网络中心性，具体是指流出方的家庭在其人际网络中(同村或邻村)的中心性。当农地的流入方对其应用了强制性权力时，高中心性的流入方可能将这些信息很快在网络中进行传递，影响其他网络成员的看法，也可能带领其他流出方针对流入方的行为进行一致的对抗。所以，随着流出方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流入方会更多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更少使用强制性权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a:流出方网络中心性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强制性权力越少;假设H2b:流出方网络中心性越大，流入方倾向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越多。4．流入方权力应用方式对流出方续约倾向的影响渠道成员运用沟通和协助等行为，以达成或满足渠道伙伴的期望或要求，就是非强制性权力应用。渠道伙伴受到良好对待时，心理上会得到一些满足，会获得尊重与公平的自身体验，认为从此渠道关系能较好地获得收益。［12］另一方面，渠道成员运用惩罚和威胁等强迫手段，强制影响其渠道伙伴的行为和态度，就是强制性权力应用。在被迫改变行为后，渠道伙伴会因为内心的不满，感到自身权益受侵和受到不平等对待，同时感到其遭受了心理和经济上的损失。结合以上两点可知，渠道伙伴在受到非强制性权力应用时，会对渠道成员的行为表示认可，会使其续约倾向提高;渠道伙伴在受到强制性权力应用时，对其渠道成员的行为并不认可，会使其续约倾向下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3:流入方使用强制性权力越多，流出方续约倾向就越弱。假设H4:流入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越多，流出方续约倾向就越强。本文的概念模型在上述4个假设的基础上，完成了构建，如图1所示。

调研与分析

1．确定样本与采集数据本文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调查对象是已经产生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的农村家庭。预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春节期间，对西安市周边农村进行调查;正式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3月初至4月底，对陕西、河南、山东和江苏四省存在农地流转的农村进行调查。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性和回收率，调查员选择家在农村，所学专业与本研究相关的学生;调查时调查员向受访者进行一对一的询问;预先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要求调查对象必须了解其家庭的整体情况。本文两阶段调查共访谈613人次，得到有效问卷468份，有效率达77．1%。问卷描述性问项统计得知，受访者年龄在18—60岁年龄段占94．8%;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占97．1%;党员或村干部的受访者占6．4%;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2人，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2．1人;平均农地流转签约年限为3．4年。2．变量测量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结合农地流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后，确定了本研究的初始量表。参考Antia等和尹洪娟等［的研究，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量表各设立了4个测项;［18］［20］参考徐建和庄贵军等的研究，强制性权力应用和非强制性权力应用量表各设立了4个测项;［9］［21］我们对农地流出方续约倾向的量表进行了自主开发，设立了3个测项。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初始量表如表1所示。预调查共访谈103人次，获得有效问卷94份。采用Cronbach－α系数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分析，发现量表潜变量的α系数均高于门槛值0．7，表明量表的内部信度较好。借助SPSS软件，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来分析问卷的效度。结果显示，KMO为0．843，Bartlett球度检验在0．001统计水平上显著，故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负债矩阵，共提取了5个因子，如表2所示。根据测项的达标原则，剔除不合格的测项DEN2。由表2可知，5个因子分别载荷了流入方非强制性权力应用、流入方强制性权力应用、流入方网络中心性、流出方网络密度和流出方续约倾向这五个变量。由此形成了本文正式量表，供后续大样本的正式调查所用。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1．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检验通过对陕西、河南、山东和江苏四省的正式调查，获得了大量基础数据。为了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借助AMOS对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各观测变量在相应潜变量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全部高于0．8(P＜0．001);同时任意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此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与判别效度。对潜变量进行组合信度的计算，显示各组合信度均大于门槛值0．7，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2．假设检验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我们借助A-MOS17．02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同时，整个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为:χ2/df=4．05，RMSEA=0．088，RMR=0．054，GFI=0．881，AGFI=0．837，NFI=0．930，NNFI=0．937，CFI=0．944，IFI=0．945，指标显示数据拟合较好，可用于本文的假设检验。由表4可知，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这两个农地流出方人际网络的特征对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流出方的人际关系网络密度对流入方强制性权力应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H1a=－．575，P＜0．001)，对非强制性权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H1b=．165，P＜0．01)，因此假设H1a和H1b得到支持，这表明在流出方高社会网络密度条件下，农地流入方会较少使用强制性权力，而更多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农地流出方的网络中心性则对流入方的权力应用方式没有显著影响(ΒH2a=－．096，ΒH2b=－．018)，因此假设H2a和H2b未得到支持。未得到支持的原因，主要由于农地流出方的社会网络密度普遍较高，便于流出方之间直接进行信息交流，使得流入方的行为较为透明。若流入方对网络中心性较高的个别流出方提供特殊照顾，将会很快被其他流出方发现，这会给流入方造成巨大压力。农地流入方的强制性权力应用显著负向影响流出方的续约倾向(ΒH3=－．134，P＜0．001)，而非强制性权力应用显著正向影响流入方的续约倾向(ΒH4=．566，P＜0．001)，因此假设H3和H4都得到了支持。说明当流入方使用强制性权力时，流出方的续约倾向会降低;而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时，流入方的续约倾向会提高。但是从结果发现，|ΒH4|＞|ΒH3|，这表明流入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对续约倾向的正向影响，比使用强制性权力对续约倾向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因为农地流出方对土地社会保障作用的依赖，将土地视为其生存的重要依靠，因此即使流出方采取某些强制性权力应用，流出方为了土地不荒废，也愿意续约。而当流出方感受到流入方的非强制性权力应用，对其友好对待时，其续约倾向将显著上升。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关注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因素的经济维度方面，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和契约不完全理论等经济原理分析如何刺激农村土地流转。而在农地流转交易关系形成后，却缺乏关于此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使得我国处于起步状态的农村土地流转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挑战。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农地流转渠道中社会网络变量、渠道行为变量和交易关系稳定性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新的角度，关注农地流转的交易关系稳定性，不仅对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应用于其他更广泛的研究领域。通过以上研究可知，农地流转交易关系中流出方的人际网络密度对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方式影响显著，流出方的人际网络中心性对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方式影响不显著，流入方的渠道权力应用方式对流出方的续约倾向影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的稳定性，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对待农地流转交易的渠道关系时，农地的流入方需要关注流出方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征，进行妥善管理。若因管理不善而致使流出方采取一致行动联合起来与其对抗，将严重影响农地流转交易的稳定性。在农地形成大规模流转时，农地的各个流出方之间往往是同村村民的关系，其网络密度处于较高水平，其形成一致行为并结成联盟的能力更强，流入方的权力使用行为会更加透明，使得渠道权力向流出方倾斜。因此，农地的流入方应根据流出方不同水平的网络密度，妥善地运用渠道行为管理方式。第二，在农地流转交易的渠道关系形成后，为了保证其稳定，农地流入方在应用渠道权力时应更加谨慎。流入方使用惩罚和威胁等强制性权力后，会严重影响流出方的续约倾向，使其对农地流转交易失去兴趣，从而破坏流转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同时，农地流入方应更多使用沟通和协助等非强制性权力，如此方能与流出方建立更为稳定密切的渠道关系，显著提高流出方的续约倾向。因此，在处理渠道关系时，农地流入方应尽量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才有利于农地流出方续约倾向的提高，使得农地流转交易的渠道关系更加稳定。第三，相关部门和机构应更多关注农地流出方的利益，并加强对农地流入方的监管，避免流入方滥用渠道权力。在我国农村，农地流出方多为一般村民，其网络中心性普遍较低。同时，农地流出方网络中心性对农地流出方的渠道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提高农地流转交易的稳定，保护各渠道成员的合理权益，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承担起监督农地流入方使用渠道行为的责任，并更多的对农地流出方的利益进行关注。

本文作者：郭斌魏阁宏占绍文工作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