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环境影响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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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状况进行综述，阐述了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和正面影响，分析了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复杂性与多重性;指出已有文献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指出验证结果的解释能力存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的环境影响是否有害以及对外贸顺差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环境规制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与区际贸易发展，贸易快速发展提高了贸易国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水平，但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生物学家卡逊(Rachel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大量使用农药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危害的可怕景象，提醒人类要保护生态环境［1］。1972年，丹尼斯•米都斯(TennisL．Meadows)等罗马俱乐部成员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指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将导致地球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他们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永恒的均衡发展”理念［2］。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国际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有关贸易对环境影响问题的研究结论不但对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还直接影响着各国贸易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排名由1980年的第十七位上升至2016年第二位，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也加剧了国内的空气、水与土壤污染问题。目前，低附加值与“两高一资”商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较高，加重了国内资源与环境保护压力，不利于我国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外贸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提升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20世纪70年代前，学者们在研究贸易利益时，主要考察其对一国经济增长、国民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很少考虑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随着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及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开始重视贸易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问题。以Walter和Ugelow(1979)、Daly与Esty(1997)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污染避难所”与“向底线赛跑”假说，他们认为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1．“污染避难所”假说。Walter和Ugelow(1979)认为，发达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实施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这导致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意识与环境标准普遍较低，其厂商能够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将本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迁移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贸易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使发展中国家变成“污染避难所”［3－4］。2．“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Dua与Daniel(1997)认为，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保障就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降低本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途径之一是降低本国环境标准，以有利于扩大出口。其结果导致各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不断降低，都会“向后看齐”，进而会加剧各国的生态环境污染，使得各国的环境规制标准“向底线赛跑”［5］。(二)贸易有利于环境保护论。与前面的观点不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Eliste和Fredriksson(1998)认为，自由贸易并不会加重环境污染问题，通过限制贸易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扭曲商品与要素价格，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分工不但能够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球资源，而且还能够从以下几方面改善生态环境。一是国际贸易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了废物产生与环境污染问题;二是国际贸易能促进贸易国的经济发展，进而增加贸易国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改善其生态环境;三是先进环保技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率，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质量［6］。(三)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关系复杂论。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是贸易对环境有害论还是贸易对环境有益论阐述均不够全面。他们在分析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问题时，采用了折衷观点。Robinson(1988)认为贸易对一国的污染物排放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出口产品的生产与运输等过程中会产生某些污染物，对出口国环境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进口产品替代了进口国的部分产品生产，减少了进口国的污染物排放，有利于改善其环境［7］。为进一步揭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机理，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出口与进口贸易对环境影响分解为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认为，在一国出口贸易结构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其出口规模扩大会加剧环境污染，出口规模效应为负;反之，其出口规模缩小会导致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出口规模效应为正。在既定的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下，如果一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增速高于清洁行业出口增速，会导致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其出口贸易结构效应为负;如果一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增速低于清洁行业出口增速，会造成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其出口贸易结构效应为正。而进口贸易规模缩小会加剧进口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进口贸易结构效应也与出口的情况相反。在贸易规模和结构既定条件下，污染物减排技术进步会使贸易活动中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从而减少了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技术进步正向效应。可见，外贸活动对一国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但受该国出口与进口规模的影响，还受其出口贸易结构与进口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国的技术进步因素影响［8］。

二、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实证研究。1．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研究。Mukhopadhyay(2006)利用I－O(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泰国与OECD国家间贸易品中隐含的污染物排放问题。他发现泰国的出口品中隐含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其进口贸易中隐含的污染物排放量，这说明OECD国家通过贸易的方式将本地区的污染物排放移至泰国，使泰国成为“污染避难所”［9］。Akbostanci等(2007)利用I－O模型计算土耳其出口贸易中隐含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结果发现随着土耳其出口的增加，该国污染产业的“肮脏”程度加剧，这说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土耳其是成立的［10］。Low和Yeats(199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实证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问题，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方式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11］。Quiroga等人(2007)对2000年72个国家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管制松弛的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也是成立的［12］。Chung(2012)对韩国产业部门的投资与贸易数据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确实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转移［13］。Wu(2013)对欧盟多边贸易的2001～2011年数据的研究也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14］。傅京燕与张珊珊(2011)运用I－O模型计算了1987～2004年中美制造业的污染强度指数，他们发现1992年后，中国28个制造业贸易品中内含污染条件值(PTT值)都大于1，这表明在中美贸易中，“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15］。李玉楠和李廷(2012)建立HOV模型，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发展［16］。2．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的实证研究。Woods(2006)分析美国各州的贸易和环境规制之间关系时发现，各州政府在进行环境管制时会优先考虑其他州的环境规制情况。当其贸易竞争对手降低环境标准时，为保持竞争优势，很多州会降低自己的环境规制标准，这支持了“向底线赛跑”假说［17］。Busse与Silber-berger(2013)对1998～2007年92个国家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程度数据的分析以及Chakraborty与Mukhere(2013)对114个国家2000～2010年对外贸易数据的研究结果都发现这些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贸易量与环保法规严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从而实证“向底线赛跑”假说是成立的［18－19］。叶继革和余道先(2007)分析我国主要出口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问题，他们发现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大多出口污染密集型行业。他们认为日益扩大的出口贸易活动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出口行业的环境规制出现了“向环境底线赛跑”现象［20］。李锴与齐绍洲(2011)采用我国30个省区的1997～2008年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CO2排放量之间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口贸易改善了我国环境质量，但出口贸易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而且前者对环境的改善效应远小于后者因环境标准“向底线赛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总的来说外贸活动降低了我国环境质量［21］。周杰琦和汪同三(2013)利用中国1990～2010年省与省之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我国省间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量与碳排放量有正相关关系，即出口贸易量越大，碳排放量越多，证实了“向底线赛跑”假说成立［22］。祝树金与尹似雪(2014)研究了2001～2010年48个国家间的国际贸易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其国内环境规制更加宽松，该结果也证明“向底线赛跑”假说成立［23］。(二)国际贸易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的实证研究。1．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研究。Grossman与Krueger(1991)对北美国家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会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国际传播，使得贸易国利用上述技术进步，降低产品生产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量。他们还发现国际贸易从以下两个方面改善了环境。首先，国际贸易能够提高贸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企业会选择研发和增加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减少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以满足国民由于收入上升所带来的对环境质量需求;其次，贸易国收入水平上升使得本国更有财力来保护环境，强化环境规制［24］。Marconi(2012)考察了欧洲的环境规制和显性比较优势之间关系，他们发现中国在与欧洲的双边贸易中并没有扮演“污染避难所”的角色［25］。Wang等(2015)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推动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而且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我国污染密集型初级产品的净出口比重降低，而环保型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出口产品比重有所增加［26］。Dietzenbache和Mukhopadhyay(2007)运用I－O模型考察印度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对印度污染物排放量影响，他们发现印度出口贸易中隐含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化物排放量比其进口产品中隐含的上述污染物排放量小，印度进口贸易增长造成的本国污染物排放减少量约是其出口贸易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增加量的两倍，而且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印度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化物的排放量还呈现下降趋势，出现了“绿色里昂惕夫悖论”现象，这说明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印度环境［27］。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利用I－O模型分析我国出口贸易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工业粉尘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在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即“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不成立［28］。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使用了净出口消费系数、投入产出分析以及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方法，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我国并没有出现向“污染天堂”转变现象［29］。2．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的实证研究。胡帅伟(2012)利用I－O模型，实证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各主要工业行业进出口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量情况，结果表明我国贸易活动的技术效应与国内碳排放量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国际贸易促进了我国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减少了国内碳排放［30］。Harris(2002)研究了OECD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环境规制并无明显的影响，该研究也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31］。Konisk(2007)研究了美国各州1985～2000年的出口贸易与环境规制之间关系。他发现为增加就业和发展经济，各州都想促进本地区贸易发展，但并不会因竞争对手降低环境标准而降低本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32］。Busse和Sil-berberger(2010)利用54个国家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出口和进口贸易对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贸易规模与环境规制严格度正相关，他们的研究也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33］。3．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多重效应的实证研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多重性。Copeland和Taylor(1994)分析南北国家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问题，得到的结论是:(1)南北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所产生的贸易规模效应加重了全球环境污染问题;(2)北方国家的污染密集型出口行业的规模在缩小，而南方国家的污染密集型出口行业出现扩张，这种贸易结构变化效应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但加重了南方国家环境污染问题;(3)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减少了全球污染物排放总量［34］。李秀香和张婷(2004)采用LMDI方法测算了1981～1999年间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中的CO2排放量，得出的结论是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导致我国CO2排放量迅速增加，但进口规模扩大减少了我国CO2排放;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使我国CO2排放增加，同时，技术进步也减少了我国CO2排放［35］。李斌等(2006)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采用CGE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我国外贸对国内二氧化硫排放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规模效应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而贸易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生态环境有改善作用［36］。杨万平和彭晓玲(2008)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是导致“污染避难所”在我国存在的重要变量，但进口贸易有利于改善我国环境质量［37］。庄惠明和赵春明(2009)运用因子分解分析方法，考察了国际贸易对我国大气、水等环境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规模扩大使我国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污染物排放量，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影响作用不稳定［38］。杜运苏和张为付(2012)利用I－O模型与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中CO2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口规模扩大是导致我国出口行业CO2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对出口行业CO2排放量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出口结构对出口行业CO2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很小［39］。朱启荣与袁其刚(2014)利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了出口贸易对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规模扩大所导致的灰色水排放量大量增加，但技术进步与贸易结构优化减少了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40］。

三、简评

通过对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在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理论层面上，虽然己经形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但由于各种理论是建立在不同假定之上的，导致不同理论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在实证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与回归模型等分析工具，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但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研究的时期与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所致。此外，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对环境影响具有复杂性与多重性，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的后续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虽然现有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后续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第一，从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情况来看，相关研究多选择单一指标进行分析，导致其验证结果的解释能力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CO2、SO2或NOx等排放量通常均可以作为影响空气质量的指标，但多数研究采用CO2进行研究，少数研究以SO2或NOx排放量进行分析，导致不同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出现了不同结论。笔者建议在今后研究中应采用多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贸易活动对环境影响。第二，就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的环境影响是否有害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以我国为例，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上的出口优势不断增强，正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而另一些研究却认为，国际贸易使我国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利于降少我国环境污染。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相互矛盾的结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全国层面或局部地区的分析，而对我国不同地区与细分行业的研究不够全面。今后应该加强我国不同地区与不同行业贸易活动对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并针对不同地区与行业，提出减少贸易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第三，目前有关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贸易规模、贸易结构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对外贸顺差的影响研究较少。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较大，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逆差。因此，需要充实这方面研究。此外，有关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多，但如何才能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以及如何利用外贸手段来减少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少见，今后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作者:朱启荣 刘璇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