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贸易效应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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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姗姗工作单位：北京国网能源研究院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业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②，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进入学术界的实现，企业的异质性与产品进出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Bernard和Jensen，1995）。鉴于此，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为代表，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形成了微观层面的贸易理论。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对于美国农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以下三个要素的重要性：环境规制的种类、严格程度以及市场结构，随后作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指向产品生产过程（processregulation）和产品特定属性（productregulation）两类，将产品的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别研究同质产品及异质产品市场中，这两种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Jug和Mirza（2004）认为之前的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贸易流量的研究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够准确。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有负效应的结论，并指出如果对产品的异质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虑，则会得到更大、更显著的负效应。Levinson和Taylor（200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内生性和聚合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然后利用1977—1986年间美、加、墨的130个制造业数据进行验证，说明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业，净进口量越多。新新贸易理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贸易进行研究，尽管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大多数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无法深入，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和产品，还能够表现在环境规制的类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体现的那样，环境规制可以依据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更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环境规制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把相关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国家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出现在引力模型中，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对贸易效应进行测度。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计量方法更加多样化。引力模型的应用也随之丰富起来，由最初的截面和时间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应用，发展到现在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深入。VanBeersandvanden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Tobey（1990，1993）所用数据———197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并与Tobey所得结果进行对比。Xu（2000）采用1990年2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贸易的时序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了环境规制是一国的比较优势。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对美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从方法应用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性的建议，并指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时间这三方面的效应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问题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简单的回归是不恰当的。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进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将一系列已知效应变量作为因变量，将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设计、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作者分别从以下三种思路进行梳理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主要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设是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二元化———严格和宽松；第二种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论来研究一国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是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第三种方法是沿袭传统经济学理论———H-O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经过“元分析”方法的验证，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至少是有影响的。3.数据包络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产企业对于环境规制提高所做出的反应。DEA起源于运筹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相对效率作为评价基础。后经发展成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给出的结果证实了波特理论，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4.投入产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产出法对1966年美国的83个行业进行贸易产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国的进口与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坏的情况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美国治污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污染控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平衡产生了影响。

结论和启示

总体来看，学术界近20年的研究大都承认，随着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冲突不断升级，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干预贸易行为的、以保护环境为首要目标的政策，对于贸易确实存在影响，但也有少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并无显著效应。例如，Eliste（2002）通过建立一个与环境规制成本相对应的针对生产者的补偿机制理论模型，指出转移支付的存在使得环境政策对产出和贸易流的影响与通常预期相反；而且生产者得到的补偿会中和环境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而中和对贸易的效应。Caporale等人（2010）利用罗马尼亚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贸易进出口量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关系。作者发现：环境规制不能显著影响总贸易量或其贸易结构。可以看出，尽管最终的实证结果表明并无显著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环境规制对贸易是无效应的。因为这样的结果由于其他因素（例如补贴政策、收入增加等）与环境规制共同作用，而导致各方效应得以中和，从而在统计上得出不显著的结论。Eliste（2002）引入的补偿机制模型，也恰恰是解释了这一点。由于贸易的内涵较为丰富，除贸易流量外，还有贸易模式、福利、竞争力等内容，因此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纷繁复杂。但通过综述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尤其是H-O相关理论的研究最多。对于那些遵循新国际贸易理论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所作的研究，大多是在H-O基础上添加了某些变量，如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要素，实质上是对H-O理论做了扩展或者重新诠释。而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尽管可以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深入研究相关问题，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该理论框架下的环境规制研究寥寥无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有文献存在一些缺憾：首先，关于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之间，以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对象的研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数据且受关注度较低。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环境规制对于贸易的影响结论不一，虽然大多数研究显示环境规制是存在贸易效应的，但其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其原因正是Beers和Bergh（2000）所指出的方法、数据以及主要指标的量化方法存在差异。再次，大多数研究基于本国的环境规制对于本国贸易的影响，极少有学者将环境规制作为外界政策冲击，研究其对于本国贸易的影响。最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研究。通过对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在理论研究中应该注重贸易双方之间的差异。正如Jenkin（s1997）在阐述国家层面环境规制的效应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国家的初始污染程度不同，政策执行效率不同，因此环境规制的效应也就存在差异。在贸易中，这种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水平的不同，尤其对于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情形而言，将两国的技术水平差距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对于研究环境规制的效应非常必要。第二，在Larson（2000）和Larson（2002）的研究中，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结论。鉴于此，本文认为在研究环境规制效应时，应根据所研究的内容和具体情况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研究；此外，研究中应考虑所涉及重要变量的细分，例如技术水平的差异可以是静态存量的差异，也可以是动态增量的差异。具体如何纳入研究框架，是该领域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根据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环境规制对于不同部门的影响会有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部门生产所需要素的不同。因此在该领域研究中需要从要素的角度去分析环境规制部门经济的内在作用机制。对应地，在实证方面，除了要确定所用模型和方法，还必须关注行业的划分在环境规制研究中的重要性。Tobey（1990）、Beers和Bergh（1997）、Xu（2000）等研究均采用相同自变量解释不同的贸易流量，包括总贸易流量、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流量、清洁产品贸易流量。结果表明：只有对行业进行细分，按照其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力进行划分，才能更为清晰地得出有益的结论。正如Jenkin（s1997）所指出的：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污染密度，因此其对于同一项环境规制的反应也必然不同。第四，除了有必要对行业进行划分，贸易量的具体含义也值得商榷，不同的含义所表达的内容并不相同。总体来看，贸易量的表达包括以下三种：加总的贸易量（进口量+出口量）、净出口贸易量（出口量-进口量）、双边贸易量。很多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除了Beers和Bergh（2000）所指出的几个因素外，贸易量含义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加总的贸易量和净出口贸易量容易将进口与出口行为同等对待，这暗含了“环境规制对进口和出口的效应相同”的假设。因此，很多实证研究中使用加总的贸易量或者净出口贸易量作为研究对象时，所得结果并不显著。实际上，环境规制对进口和出口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产生的效应也会有所区别，故而应该分别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