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贸易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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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各王朝与同时期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时，除了依靠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繁荣，促进了丝织品通过海上航道进行国际间双向流动，推动了各国丝织技术的互相交流、借鉴与发展，有助于中华文化多元审美的形成，为世界文明搭建起了互联互通的桥梁。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丝绸贸易;中外交流

说起古代中外丝绸贸易，人们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所描绘的画面———“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绸的确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但在唐末五代，陆上丝路主干道绿洲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丝绸贸易也随之趋于停滞，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却贯穿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历史。关于中国纺织技术通过海上航线东传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周，据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1］，春秋时期，管仲曾与齐桓公讨论如何在齐国与朝鲜之间开展商业贸易活动［2］，中国丝绸在先秦时代已经传到印度［3］。当然，印度乃至希腊等地的丝绸有可能是通过陆地运输而来的，但也不排除经海运而至的可能性。如果说先秦、秦汉时期是海上丝绸贸易的探索起步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则是海上丝绸贸易的发展、繁荣时期;宋元时期，虽然瓷器、茶叶已上升为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但不可否认，此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也在继续扩大;明清时期，中国原有的海上丝绸之路受世界局势影响，成为环球航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丝绸也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商品。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多条不同航向的海上丝绸之路输送到海外的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在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邻国及南亚、西亚、欧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特殊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加以梳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促进了中外丝织品在海上的双向流动

说到海上丝绸贸易，长期以来人们的固有认识是中国丝织品的输出，其实，频繁的海上丝绸贸易推动了阿拉伯、东亚、东南亚等国丝织业的进步，逐渐有外国丝织品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成了中外纺织品的双向交流。如日本、高丽曾向中国进献本土产的丝织物。宋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奝然自称日本“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4］卷489，14131。神宗元丰元年(1078)二月六日，“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二百匹、水银五千两。本州勘会孙忠非所遣使臣，乃泛海商客，而贡奉之礼不循诸国例。乞以此牒报，仍乞以所回赐钱物付仲回。”［5］是一种粗绸。《宋史》载高丽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4］卷487，14053。《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说其“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然颇善织花绫”［6］。然而高丽并不是完全没有丝织业，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高丽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合门祗候沈起入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4］卷489，14051。由此可见，日本、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丝织业有所发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东南亚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进贡的物品中，就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7］。宋真宗时，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也曾遣使“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布万匹来贡”［4］卷489，14064，绢布就是粗丝织成的绢，质地不够细致。西亚的大食多次向宋朝进献丝织品，淳化四年(993)，蒲希密附亚勿来献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大中祥符四年(1011)，被宋封为归德将军的大食商人陀罗离进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等丝织物;熙宁六年(1073)勿巡又贡兜罗绵、毬锦襈、蕃花簟等物［4］卷489，14119－14122，其图案、风格均具有浓厚的异域色彩，深得宋人喜爱。

二、加强了中外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

与丝织品双向流动相伴随的自然是中外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据史料记载，中国与东亚、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曾存在过丝织技术的交流。日本是中国丝绸的传统进口国，长期向中国学习，早在南朝宋时，日本来华使节就曾将江南织工带回国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长江流域的汉人东渡扶桑，将农耕水利、养蚕缫丝等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唐代以后，日本称进口的唐朝丝织品为唐绫、唐锦，售价远高于大和民族自产的和绫、和锦。至南宋，周密记载日本人所衣多布，若得中国绫绢之类丝织品，则极其珍爱。［8］比周密时代稍早的藤原明衡在所著《新猿乐记》一书中也记载，日本贵族们非常喜爱中国绫锦等制作的高级丝织服装。［9］除了进口中国丝织物，日本还积极学习、引进中国丝织技术，博多(今九州福冈)是日本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在这里产生了“博多织”的丝织技术，这一纺织法是在镰仓时期受宋朝中国丝织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严勇在《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一文中指出:镰仓前期歌人藤原定家(1162—1241)在日记《明月记》中说“唐绫”是深受当时日本社会喜爱的一种织物，此“唐绫”其实名不副实，其真实产地乃是日本。日本丝织品之所以自称“唐绫”，一是因为有利于打开销路，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纺织技术对中国纺织技术的推崇与学习。13世纪，意大利已掌握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0］69明清时期欧洲各国和日本购买生丝数量远远超过对绸缎的需求，这正说明随着中国丝织技术的不断传播，各国的丝织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也有受到外来影响而开发出的丝织品。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斮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11］清代所修《福建通志》卷五九《物产》记载漳州物产有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人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成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巧”。从这两个记载来看，明代末期福建漳泉地区应已有了比较成规模的绒缎生产。但也有学者认为宋应星的记载不准确，中国自古有织物起绒技术，倭缎乃学自中国［12］188;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天鹅绒的技法是学自欧洲，称呼则来自日本［13］35;还有学者认为倭缎制法来自国外，虽难以肯定是日本，但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14］158从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卷七《关赋略》记载“漳缎、倭缎、漳绒每疋例七分”，说明这是三种不同的丝织品，至于技术流动的方向，宋应星曾在福建汀州为官，与漳州相邻，《福建通志》的编纂者陈寿祺、魏敬中均为清代福建名儒，他们所记均应有所凭依，不可遽然判为错误。万历四年(1576)，菲岛总督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唯独没有绒织物。”［13］35而日本文献中谈到在明朝末年，日本人从葡萄牙货船上见到未完工的天鹅绒，学到了制作技术。［15］鉴于明清之际的葡萄牙、荷兰等国热衷与日本贸易，日本机缘巧合得到西方天鹅绒制作技术并传到中国并非没有可能。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很多漳缎匹段和漳绒制作的衣服、鞋子、荷包、挂屏、垫料等物，这两种织物与来自日本的倭缎有一定的关系。

三、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审美

1997年，一艘沉船被发现，对这艘10世纪沉没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附近的“印坦号”，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针对南洋各种社会不同阶层的生产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系统［16］409，虽然船上发现物多瓷器、铜、铅、银等金属而未见丝绸，但这只是保存不易所致。据此可以想见，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外销丝绸已经不再只展现自我，而是开始考虑买方市场的需求，在出口物品中适应对方的审美特点。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有西方学者认为洛可可风格与同时期的东方中国古老文化在情趣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相通点就在于二者都欣赏纤弱精巧之韵味。随着18世纪欧洲逐渐走向繁荣，富裕阶层有能力得到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与丝绸，他们陶醉于熠熠生辉、形制各异的景德镇瓷器和薄如蝉翼、轻柔妩媚的江南丝绸所展现的中国文化之风雅。［17］清代丝织品的花鸟图案融入欧洲的油画味道，中国的亭台楼阁中出现了西方才子佳人的身影，这充分体现了审美融合，或者说洛可可风格与中国文化原本就有某种内在的精神相通，二者看似并不一样，但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现着同样的对精美雅致的追求。对于西方来说，来自神秘东方的丝绸充满了异国情调，同时西方审美情趣也在逐渐渗透到中国上层社会。这类专门的定制丝织品在欧洲十分畅销，如18世纪中后期，中国外销丝绸刺绣披肩风靡欧美，色彩以白色和艳色为主，每年的进口量高达八万多条，其中法国就占据了四分之一的份额。［18］8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披肩的原材料来自长江下游苏杭地区的浅色或素色丝绸，如薄纱、缎纹和平纹织物等，但加工却是在珠江流域的广州完成的，因为这里的工人更加了解欧洲社会喜爱和流行的花样纹饰，他们知道西方仕女、卷曲奔放的花卉图案和具有中国元素的假山、植物等深受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图案常常采用手工绘制的方法，或者先在纸上手工绘制出图样，再在丝绸表面压印。［19］45这种特点也同样表现在外销的丝绸服装制作过程中。

四、海上丝绸贸易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在古代长期的海上丝绸贸易中，除了中国与其他海洋国家之间直接发生的丝绸赏赐、贸易等活动，还存在丝绸中介贸易国购买中国丝绸并运销世界各地以牟利的现象，后者对促进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中介贸易主要参与国也在不断变化。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贸易主要被罗马、波斯人控制，唐五代宋元时期以波斯、阿拉伯商人为主，明清以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组建贸易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阿布·赛义德·哈桑听闻的唐末黄巢起义之事，称回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进军广府，战乱之中，除中国人外，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死亡者多达十二万人。［20］96暂不讨论这一数字准确与否，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对广州繁盛的对外贸易的确造成了重创，以至于当时的阿拉伯学者阿布·萨伊德(AbuZaid)和马嘶乌啼(Mas’udi)皆特别提到这对当地丝绸业的破坏，导致阿拉伯丝绸贸易的衰退。［16］409马嘶乌啼被猜测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阿布·萨伊德来自波斯湾的尸罗夫港，曾著《见闻录》续篇。［20］9、12另一部阿拉伯著作《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生活在唐末五代，且曾亲至中国海，［21］在他笔下也反映出因广州兵事所致阿拉伯丝绸贸易的衰退，恰是中古时期世界经济早期全球化的真实呈现。明清时期，由于海上远航技术的提高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是圆的”已经成为被认知的现实，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更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丝绸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西班牙以马尼拉为中转站、荷兰占据中国台湾岛，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大量白银，这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参与进来，如吕宋、琉球等各国商人都积极投入到这一世界性贸易活动中来。早在16世纪，“漳泉的商船，每年至少有三四十只停泊于马尼剌，运来各种生丝及丝织物。这个地方生丝市场会这样的发达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即自倭寇之乱始中日商人乃利用吕宋作为中介贸易地，所以日商率往吕宋转贩生丝。”［22］琉球是明清海禁时期允许来华贸易频次较高的国家，该国船只在中国、东南亚与日本、朝鲜等国间转贩贸易，从琉球学者整理成册的古琉球国外交文书汇编《历代宝案》看，琉球船只多以中国丝绸、瓷器等与东南亚诸国、日本交换香料、倭扇等物，从这种中介贸易中琉球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通常获利100%，有时甚至达到500%～600%。［23］更重要的是，琉球在客观上扮演了当时重要的世界贸易中介国的角色，为明清海禁政策下的世界贸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茶贸易，其实，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非常值得关注，海陆丝绸之路都曾长期存在，并随时展呈现盛衰变化，都对中外经济交流具有促进作用，宋代以后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来，虽然这一时期的瓷器、茶叶成为了重要海上贸易商品，但丝绸仍占据重要的地位，海上丝绸贸易促进了丝织品的海上国际间双向流动、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及中华文化多元审美的形成，为世界文明搭建起了互联互通的桥梁。

作者：王兰兰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