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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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志凯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打开门要找规律”，及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对外贸易的规律。他说：“打开门要找规律”，⑦在对外贸易中要遵守规则、建立信用、知己知彼、灵活操作、提高效益。知己知彼，利用市场规则，防止低价卖出、高价买进20世纪50年代，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共同任务。1950年，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建立了双边贸易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大量囤购橡胶等军用物资，引起了世界橡胶市场的混乱。1951年4月，美国强迫马来亚停止对中国出口橡胶；接着，又同泰国，印度尼西亚订立垄断橡胶协定。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1951年，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又限制国内民用胶的消费量，减少了从产胶国的进口，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降，主要产胶国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遭受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联邦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⑧，成为我国在西方对华“禁运”链条上的东南亚突破口。锡兰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当时锡兰每年需输入40万吨大米，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偿付米价．美国的“禁运”政策使橡胶价格由1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0.245美元，导致锡兰胶业濒于破产，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同时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面对锡兰的困难，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向锡兰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以换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沈纳努亚克率团来华谈判。中国对外贸易部受总理亲自指导，在谈判中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经政府批准，给予适当价格优惠。10月4日两国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中锡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1953~1957年，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交换5万吨橡胶。此后中锡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在这场交易中，陈云仔细计算和处理了米价、胶价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1952年10月，锡兰政府提出进口中国的大米由20万吨提高到30万吨。陈云对此指出，按照中锡协定规定，每年出口锡兰的大米按协定价格售出，但中国采购的橡胶是由商人经营，锡兰政府只能给出口证，中国卖大米所得的锡兰卢比，只能在锡兰自由市场上购胶。这样一来，橡胶商人可以随时抬高胶价。虽然锡兰个别商人是无组织的，但锡兰政府或其大资本家组成的私人公司可能收购橡胶，继续抬价。因为橡胶价格涨跌，锡兰政府在换米合同上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轻易允许增加出口10万吨大米，可能进一步促使胶商抬价。因此，陈云建议如果可能增加10万吨米的出口，不如向印尼售出，换印尼胶。也就是说，进口橡胶的渠道越多，越有可能阻止胶价上涨。这正是尊重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灵活处理对外交易的作法。⑨及时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新中国的机床制造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通过引进国外机床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陈云及时将以往的比较劣势产品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1955年9月，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9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埃贸易协定问题时提出：我们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我们的工业品虽然基础差，产量少，商品比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吃的是面包、黄油，我们吃的是青菜、萝卜、窝窝头，我们的成本要低一些。出口一些工业品，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换回些外汇。外汇光靠猪鬃等农产品的出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可以有税收，有利润。除了这两条外，还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棉花少了纺织厂要停工，停工要照付工资75%，花了钱还影响不好。我们出口一些工业品，比如机器等，能够进口一些原料来维持生产，比如进口棉花维持我们纺织厂的生产，然后再将纱布出口。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肯定了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关于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规格、质量要好的意见。他指出，出口的机器是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个商品检验机构。⑩根据上述思想，外贸部制订了相关政策。1956年中国开始向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出口机床，当年出口了49台，金额为6.1万美元。由于中国的机床具有价廉、耐用、操作方便的特点，很快打开了销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在香港等市场上创出了“西湖”牌台钻、明精牌车床等名牌产品，为扩大对港澳、东南亚地区出口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机床制造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床出口有了长足的进展。1981年7月20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工贸结合形式出口了第一艘远洋船，1991年交船十周年之际，陈云题词：“大力发展造船工业。”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是我国工业化战略产生的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的一个例证。陈云对于一些国营商业的官商作风给予严肃批评。1961年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严肃批评国营商店的官商作风：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出口要看进口，要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封锁升级，对外贸易的难度加大。陈云指出：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国家来往少了，我们可以转口，转向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采用易货方式，把物资收购起来放着，又坏不了，等到有差价时，自然就有商人来了。美国现在已有了两个让步，一是它不能不要猪鬃，二是我们现在可以自香港进口，美国的商人也不都是那样“爱美国”，遵守封锁指令的。我们的步子要稳，经常要有六七千万美金在手里，说动就动。出口要根据进口情况决定，我们出口什么时，要先看拿什么东西进来，进口多了，出口才多，这样就稳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对我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其中既有易货贸易，也有外汇交易。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重大项目实施，陈云和苏联的账是算得很精的。1952年，当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协议尚未签约时，他指出，在未得苏方答复以前，五年建设的规模虽还不能确定，但我国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不应变更，因为对苏出口是外汇的基本的最大的来源。即令基建减少而外汇需要量减少时，亦应减少贷款而不应减少出口。只要出口计划不变，而苏方又能接受我们出口物资的全部数量，则今后五年我国的外汇情况便可处于主动地位。零星设备及器材订货，宁多勿少，多了可由国家储备。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为了解决内外交流中的市场运作和货币问题，陈云于1951年对上海提出要求：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要在一年内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现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反映钞票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反映钞票太多了。我们摸不到其中的规律，不知道一元票子运到农村去几时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还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这条规律，觉就可以睡安稳了。因为钞票放得少了，农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现在，我们对此是盲目的。今年内要摸到这条规律，要把盲目的上海变成自觉的上海。1973年，陈云受委托研究外贸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他的这个想法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发行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指出，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由于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货币还有周转次数）。35美元一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货币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8。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他预言：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的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1944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美元很吃香，好像我们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一样。看来，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他的这番话反映了他对规律的探索在深入，其中一部分已被世界金融体系的历史进程所验证，一部分体现了他注重实体经济的一贯思想，对当下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力主劳务出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桩事态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市场，这就为中国从西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机遇。1971~1973年，国家计委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了制订实施“四三方案”的领导。这一方案引进技术和设备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对外贸易。1970~1973年，我国的外贸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l970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l973年即翻番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土特产、手工艺品占据重要地位。（一）促进抽纱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由于我国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所以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陈云十分重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如抽纱是刺绣工艺品。我国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在家中手工生产，成本低、质量高，在国际市场上有卖点。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特别就出口抽纱工艺品指出，抽纱的生产和出口，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国家可以拿到外汇，老百姓可以增加收入。一个月有几元钱的现钱收入，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件大事。从1972年开始，我国陆续恢复了工艺美术品和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并实行国家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扶持措施。为了抽纱出口，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具体分析了抽纱出口的办法。他指出，抽纱是实用工艺品，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价格适当与否是销售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90%以上是销售到我们贸易有逆差、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对我们非常有利。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要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中低档货有大量的消费者；手绣和机绣的发展应该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做买卖总是以较低的价格打开销路，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站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选择客户、选择中间商。陈云特别举了一个意大利客户由兼销变为主要经销抽纱和汉堡转口的例子，说明外国中间商以及港商在开拓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商品价格要服从以下原则：要有利于长期扩大销售，要变被动为主动。降价以后，对某些已经买我们货的中间商可以有某些补贴，补贴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新销售地区的价格，可以不受老销售地区价格的束缚，等等。陈云还指出，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自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1970~197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持续走高，从1973年起，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09.8亿美元，是1969年的2.7倍。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也持续走高。1973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58.2，是1969年的2.7倍。（二）“劳务出口”应当大搞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较好，成本较低，在世界劳务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力主劳务出口。1982年他从以往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受到启发，认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劳务出口”应当大搞。要求中央财经小组商议决策。此后我国劳务出口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2009年的统计，每年被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雇用的中国建筑工人高达50万人。21世纪以来，中国成长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很多劳动力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中国知识型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平均IT劳务成本比印度低三至四成。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展起服务外包产业。中国成为许多跨国大公司拓展外包业务的首选地。（三）建立与发展出口商品基地1954年，华南外贸分局就关于扩大对港澳出口的货源组织问题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构想。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进口粮食，、李先念先后提出扩大“以进养出”以增加外汇的办法。1961年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扩大了1957年以来实行的“以进养出”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即增加近50%。经过艰辛的努力，为进口粮食提供了必要的外汇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与完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新的组合形式——出口生产体系得以逐步取代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而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形式。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主要是引进新品种，改善基础设施；实施“星火计划”，支持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设计100类成套技术装备、建立500个示范企业，取得实用成果后向全国推广，大批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91年8月28日，陈云为外贸部举办的出口商品基地产品展览会题词：“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出口商品竞争能力。”

关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外贸体制

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美苏为基轴的两极体系演变为东北西南关系交错、两极与多元并存的多层次的网状体系。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1972年4月，陈云受委托研究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陈云对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的前景作了三种估计：一是“走钢丝”；二是较大地放松通货，结果是较大地膨胀；三是较大幅度、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缩减工时，降低库存，引起新的资本投资。他认为第三种解决经济危机的“可能较大”。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对解决危机前景估计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74年10月，陈云撰写了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对经济危机的现状、特征、结果等问题作了分析和判断。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陈云基于对国内外新形势的认识，将外贸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支持改革外贸体制。1984年8月，对外经济贸易部草拟了逐步改革外贸体制的方案。其要点为：政企分开，经贸部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外贸企业，各类外贸企业在国家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进出口实行制，盈亏均由使用和生产部门负责，解决吃“大锅饭”问题；产销直接挂钩，实现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陈云阅后当月答复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送来的改革方案看过了，很好。可在实行中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实践证明，这两条原则是在新时期发挥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搞好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在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有胆识、有创见的思想和作法，对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发展战略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获取比较优势是商品出口的基本条件。陈云在外贸领域的这些思想与作法符合对外贸易的一般理论——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理论。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绝对比较优势，即由于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的特点，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出口农副产品、抽纱、棉布、加工家具等，在条件许可时力主大搞劳务出口；并且发挥相对比较优势，不失时机地出口制造业产品。由于灵活运用比较优势，在遭受“封锁”“禁运”的不利条件下取得了新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一席之地，为中国工业化取得宝贵的外汇，得以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商品的绝对比较优势与绝对比较劣势、绝对比较优势与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劣势与相对比较劣势等等，其内容与结构不是绝对的，是可能并可以相互转化的。仅仅通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在制造业上的绝对比较劣势就开始转化为相对比较优势，车床等机器制造业产品开始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调整和改善；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加速了这种转化。陈云是领导与力促转化的杰出推手。第三，比较优势的取得，不仅有生产成本的作用，还有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甚至代际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陈云所处的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本以及制度上的保护贸易政策。如在1950年12月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时，陈云就指出，“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保护贸易政策，不让帝国主义打击我们的工业，以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4年9月，在谈到内销服从外销的意义时，他又谈到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我国建设为工业化国家，对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态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开展对外贸易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能以损害民生、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代价。陈云清楚，类似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大飞机的“比较优势”支撑不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切实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自主研发的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等。而“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平台是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中国之所以今天在航天领域还能够在世界领跑团队中有一席之地，就来源于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