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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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园韩斌工作单位：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文献回顾

汇率对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汇率弹性和收入弹性的角度来分析。一般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升值）可以影响该国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而进口量减少（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最终引起国际贸易收支的变化。但这种影响只有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才成立，即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本币贬值才能达到改善国际收支的目的，反之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小于1则会恶化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短期内生产者调整和消费者反应都存在时滞，本国货币贬值最初会使国际贸易收支恶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时滞逐渐消失，货币贬值会改善国际贸易收支，这就是所谓的“J曲线效应”。与此相对应，货币升值则会产生“反J曲线效应”。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所选样本期不同，获得的结果也不一样，至今尚未对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之间关系达成一致见解。Rose和Yellen(1989)根据美国1963-1988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汇率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真实汇率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Marwah和Klein(1996)采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1973年1月至1990年2月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国对外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系，发现除意大利之外，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中，美元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2]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短期内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对美国贸易收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在长期中美元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3]Lal和Lowinger(2002)用Johansen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模型对亚洲7国进行研究，发现除日本以外,其余6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收支均存在“J曲线效应”。[4]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分析了1973-1998年日本和其最大的9个贸易伙伴间贸易的汇率敏感性，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日本对外贸易的“J曲线效应”都不明显。[5]国内学者借鉴国际收支理论和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协整分析和冲击分解，研究了中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则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6]马丹、许少强（2005）从中国贸易收支和贸易结构两个方面考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间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能够改善中国贸易收支，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7]李卫群（2005）根据凯恩斯总需求理论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指出国际收支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8]高运胜等（2011）用1999-2008年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数据和中国与欧元区贸易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初期会引起中国对欧元区贸易收支的短期恶化，但一段时间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数量增加，贸易盈余趋于稳定，中国对欧元区贸易存在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9]于友伟（2011）基于中国与13个亚太主要贸易体的贸易数据以及最新的面板协整计量方法，对贸易平衡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在有限程度上能够减少我国的贸易盈余，改善伙伴国的贸易平衡状况。[10]从中国和各贸易伙伴角度进行研究的有：沈国兵（2005）研究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1]叶永刚等（2006）对中美和中日国际贸易收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和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12]王胜等（2007）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关系进行实证，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升值都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13]周逢民等（2009）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发现，中俄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俄贸易收支总体上不存在“J曲线效应”。[14]黄安仲（2011）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经过效应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但能改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其差别的原因就在于贸易定价的不同。[15]

实证结果分析

（一）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序列LTB、LBRER、LFGDP和LCGDP都是不平稳序列，存在单位根；其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又都是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对这四个序列进行协整分析。（二）协整检验本文的模型包含4个变量，所以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基于VAR模型，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在无约束VAR模型条件下，可依据AIC和SC等多种检验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由表2可见，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为3阶，故协整滞后阶数选取2阶。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时假定模型含截距项，不含时间趋势项，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开始逐步进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迹统计量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不能拒绝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不能拒绝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结合两个统计量可知在中国和东盟5国贸易中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协整关系式为：LTB=-0.521033LREER-1.464565LCGDP+3.397218LFGDP(1.79864)(0.79684)(0.67209)该式表示了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括号内的数字为各协整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会引起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顺差下降0.52%；中国实际GDP上升1%，贸易顺差下降1.46%；东盟5国实际GDP上升1%，贸易顺差上升3.40%。弹性系数的值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影响较小，而东盟5国的国内收入对贸易响应非常大。（三）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可知，中国—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是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说明短期汇率变化、中国和东盟5国实际GDP变化会引起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变动；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是中国GDP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对东盟5国的出口可以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增加中国GDP；中国GDP是东盟5国GDP的Granger原因，说明中国的发展会给东盟5国带来机遇，推动东盟5国的经济发展。（四）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动态影响，引入广义脉冲反应函数进行分析。相对传统正交脉冲反应函数而言，广义脉冲反应函数具有不受变量排序方式影响的优势。做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对人民币升值的脉冲响应分析，首先要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VAR模型稳定的条件是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数值均在单位圆以内。图1是VAR模型生成的AR逆根图，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故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图2是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脉冲响应图，反映了VAR模型中，给实际有效汇率一单位冲击(即汇率升值一单位)，贸易相对差额对最初一单位冲击的短期和长期反应。图2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LBRER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首先引起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LTB在前2期上升并达到正向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第7期变成负值，并持续作负向影响，大约在第11期达到负向最大值。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升值初期后的7个季度内，中国和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趋于上升；但在第7期之后开始下降，这表明人民币升值的“反J曲线效应”是存在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东盟5国贸易具有调节作用，但是由于贸易合同、生产者和消费者反应等原因，其作用发生存在滞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初期，国际收支的价格效应大于数量效应，贸易条件改善直接导致贸易收支改善。之后随着粘性效应逐渐消失，人民币汇率升值引起出口数量减少，进口数量增加，长期的进出口数量调整使贸易收支恶化并趋于稳定。（五）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对系统变量动态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它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其它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占比），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对中国—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进行方差分解的目的是研究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我国实际GDP和东盟5国实际GDP发生扰动之后，双边贸易收支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表6给出了20个季度（5年）的方差分解数据，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东盟5国实际GDP对贸易收支的影响高于中国实际GD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说明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主要受东盟5国实际GDP的影响，其贡献率在2年后达到最高的34%左右，然后逐渐降低；我国实际GDP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的影响最小、最稳定，长期稳定在5%左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增加，在5年后达到28%左右。

本文以中国—东盟5国2000年4季度至2011年3季度的数据为样本期，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均衡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0.52，高于中美贸易收支弹性0.38（叶永刚，2006），高于中国—欧盟贸易收支弹性0.24（高运胜等，2011），高于中韩贸易收支弹性0.21（周延等，2007）；低于中日贸易弹性汇率1.73（叶永刚，2006），低于中俄贸易收支弹性2.16（周逢民等，2009）。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和各国（经济体）贸易收支影响的差异可能是由各国或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特点不同决定的。（2）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具有较高的国外收入弹性和较低的国内收入弹性。本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国外收入弹性为3.40，高于国内收入弹性1.46，较高的东盟5国需求弹性和较低的国内需求弹性使得中国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贸易收支状况改善。（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和东盟5国实际GDP是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中国和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可以通过调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解决。（4）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中国和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存在“反J曲线效应”，即人民币升值初期，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改善；而在长期内，会使贸易收支恶化。这表明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时滞，这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改革以来逐步升值，而中国—东盟5国贸易顺差随着人民币升值反而增加，一直持续到2009年达到最大，之后才逐渐降低。（5）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未来预期波动中，影响贸易收支的最重要因素是东盟5国的GDP；其次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其影响力会逐渐增强；而中国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小。总的来说，自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存在差异。人民币升值初期并未导致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恶化，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但在长期贸易收支会逐渐恶化。这和我们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基本符合，即人民币升值存在“反J曲线效应”，随着人民币升值周期的延伸，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滞后性会逐步显现。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为我国提出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对化解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不利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其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地位应值得我们重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由于中国和东盟5国存在“反J曲线效应”，可以缓解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中国和其它国家贸易恶化和顺差大量减少的状况，可以作为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贸易的“缓冲器”。因此在运用人民币汇率调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时，不但应该注意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还应该注意东盟国家的贸易地位，使得在调整对欧洲、美国、日本的贸易关系时，也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这样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