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收入差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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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经历了由早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目前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从早期主要占据加工装配环节逐渐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加工贸易增值率不断上升的发展过程。加工贸易活动主要吸纳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1世纪初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的就业人数近1亿人，造成农民工跨地区的大规模流动。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更为严重。林毅夫等(1998)［1］采用TheilEntropy分解法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后认为，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罗楚亮(2006)［2］认为，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21倍，1995年、2002年则分别上升到2．63倍、3．03倍。尽管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伴随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而扩大的，因此加工贸易活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与城乡收入不断扩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究。林毅夫等(1994)［3］从赶超战略，李实等(2007)［4］从城市居民隐性补贴与地区价格差异，薄滂沱等(2015)［5］从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和保险业去垄断化，常远等(2016)［6］从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邹杰等(2016)［7］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农力度，余菊等(2014)［8］从城市化率和社会保障支出，何富彩等(2016)［9］从城市化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王建康等(2015)［10］从城市化进程，郑万吉等(2015)［11］、刘慧等(2017)［12］从产业结构升级，张璇等(2016)［13］从行政腐败，刘晓光等(2015)［14］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马绰欣等(2017)［15］、邓伟等(2016)［16］、丁忠民(2013)［17］等从我国金融发展，杨金阳等(2016)［18］从农地产权，吕炜等(2015)［19］从土地财政，刘吕吉等(2015)［20］从政府卫生支出，朱红恒等(2017)［21］从私营及个体经济发展等诸多视角分析了有关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外贸易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国内学者在对外贸易怎样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上观点不一。袁冬梅等(2011)［22］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以及分地区来看，贸易开放度的扩大和制成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颖郁等(2011)［23］利用我国29个省区市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FDI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FDI的增加均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魏浩等(2011)［24］利用1978—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总额、进口和出口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表现为“倒U型”;魏浩等(2012)［25］利用1978—2007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就业和工资水平途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业数量扩大效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魏浩等(2015)［26］还研究了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基本态势，不同类型商品贸易、不同类型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陈旭等(2016)［27］认为出口专业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口多样化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相对于总贸易而言，加工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更值得研究。首先，加工贸易活动主要从次要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用工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为主(王怀民，2005)［28］，这部分农民工将在加工装配企业打工挣得的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将增加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人均收入，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出这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至关重要。正如李实(2009)［29］所说，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还会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作用。所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不能不考虑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有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金智娟等(2007)［30］认为，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劳动要素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了技术创新频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差距。但他们同时认为造成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原因并非对外开放本身，而是开放程度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内部制度因素(如城乡之间的歧视性制度)。喻美辞等(2014)［31］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沿海地区较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强化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内陆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Hu(2002)［32］曾提出一个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将我国的移民①＊限制纳入模型当中，分析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制造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他认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都扩大了。程新章(2005)［33］认为，Hu(2002)［32］的模型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Hu(2002)［32］认为移民限制导致了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缺失，而实际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大量流动，根本不存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问题。此外，Hu(2002)［32］只是提出了一个研究对外贸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程新章(2005)［33］基于Hu(2002)［32］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空间模型，分析FDI、农民工流动、产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前提条件下，由于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移民，而是农民工，他们的收入低，且收入中的一半在东部地区消费，而东部地区在使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时得到了农民工所创造的额外利润，因此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过程中，内陆地区实际收入的增长有限。但是，上述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缺少研究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第二，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农民工的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Hu(2002)［32］、程新章(2005)［33］虽然研究了FDI(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他们研究的是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缺少严密论证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以及深入的机制分析。所以，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活动所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民工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

(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加工贸易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由加工贸易活动连接起来的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亚洲经济四小龙”先后通过参与加工贸易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腾飞。70年代末之后，加工产业陆续转移到我国内地，打开了外部资本进入的通道。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内生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首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在国内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起步的，这就要求尽可能利用外部资金，所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实施该战略的必然结果。其次，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必然要在传统的行政或计划手段之外，通过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有时可能会限制农民工进入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以避免对城市就业造成冲击，但同时又必须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以满足外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达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目的。再次，投资于加工产业是外资企业的理性选择，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其比较优势产品，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和营销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使我国加工贸易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相对收入更低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加工装配为主的产品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产品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区域与代际特征我国加工装配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源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制的放松。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我国就只能获得潜在而不是现实的比较优势。1．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力流动:从限制到放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逐渐放松的过程。先后出台的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等，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开始显现，农民开始自发向城市转移。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仍有较多限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加，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形成了当时壮观的“民工潮”。2000年以来，劳动保障部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1980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通过各种形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共有931万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处于“人户分离”的非正式流动人口数为657．5万人，1990年上升至2169．9万人，2000年为1．44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4］和《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5］，2009年这一数据为1．45亿人，2015年达到2．77亿人。从流入地构成来看，东部地区曾经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2005年全国有84%的跨省流动人口流入东部地区。此时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吸纳的跨地区迁入人口的比重高达78%。而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在不断萎缩，这与20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中部地区形成明显反差。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74%)、第三产业为辅(19%)，而中、西部迁入人口最集中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次之。这种变化与差异是与东部地区开展的加工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但是，2015年流入东部地区的跨省农民工人数占比已不足60%，中西部地区超过四成农民工在本地区就业，这也与近年来我国加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3．农民工流动的代际特征与不同代际“农民工”转移汇款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出农民工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①＊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据统计，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超过46．6%，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49．7%。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是将其一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这部分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以四川省为例，2006年全省实现劳务总收入913．5亿元，农民家庭人均劳务收入1384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2%。2008年，浙江工业大学联合浙江大学的调查表明，被访者平均年收入约为14969元，平均结余为8529元。但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和收入汇回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09年对全国31个地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寄回带回人民币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老一代农民工则为51．1%。《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②＊＊［36］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4．劳动力流动、收入转移与农民收入对于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一个效应。另一方面，外出劳动力除了用于个人在外消费之外，其节余部分汇回或带回后即可视作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转移收入。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另一个效应(李实，1999)。［37］不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汇回比率较低，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

四、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构建

这一部分将构建一个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以此分析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活动所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民工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农业部门假设一个地区有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类部门，农业部门为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地区，工业部门为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城市地区。虽然工业部门除加工装配活动以外还有其他的工业生产活动，但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加工装配活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故模型中将不考虑工业部门中除加工装配活动之外的其他工业生产活动。开展加工装配活动需要大量的低技术工人，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加工企业主要从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主要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产出和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随之上升。(二)城市加工装配部门假设加工装配部门劳动力全部来自农业部门(数量为Lα)，MP为加工贸易进口，加工装配产业的生产函数为X=LγαKδMηP。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所以加工装配部门农民工工资为:w=PXXLα=PX×γ×(Lγ－1αKδMηP)=γ×PX×XLα=γ×XPLα(1)其中PX为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价格，PX×X=XP为加工贸易出口额。γ为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总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⑴式表明，加工装配部门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额成正比，与劳动力转移规模成反比。设加工装配活动的增加值部分(等于加工贸易出口减去加工贸易进口)占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为β，则加工装配产业的增加值为β×PX×X。设农民工的收入转移比率为λ。收入转移比率是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扣除在打工地的消费之后汇回农村老家的收入部分占其打工总收入的比例①＊。在这里，从工业部门转移到农业部门的收入为w×Lα×λ=λγXP，或者说因加工装配活动而使农业部门得到的转移收入为λγXP，工业部门实际获得的增加值为(β－λγ)XP(包括“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消费部分)。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都有各自的增收来源，加工贸易则是一项既能为农业部门增加收入，又能为城市部门增加收入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如上分析，农业部门获得农民工打工收入中转移到农村的部分，城市部门获得其他增加值部分。如果农业部门、城市部门的人口总量分别为LA、LB，那么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将因此而分别增加PI1=λγXPLA、PI2=(β－λγ)XPLB。(2)可以看出，当加工贸易出口增加时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都会增加。这是因为，在加工装配部门打工的劳动力汇回的收入也增加了农业部门可分配收入的总额。当PI1＜PI2也就是(β－λγ)XPLB＜λγXPLA或LALA+LB＜λγβ时，加工装配活动将导致城市部门人均收入增加的数量超过农村部门人均收入增加的数量，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反之，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实，LALA+LB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λγβ表示加工企业农民工转移收入占加工贸易增值部分的比重。LALA+LB＜λγβ表示如果农民工转移收入所占比重超过了农村人口比例，加工装配活动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增值率、收入转移比率、劳动力要素分配比率将综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只会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提高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但不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五、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经验分析

(一)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与GDP的份额)有理论值与实际值之分。前文模型中的γ就是理论值，它由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但由于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能满足，造成劳动的实际报酬大大低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常进雄等，2011)。［38］相对而言，实际值对研究收入差距更有意义。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趋势，表现在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如白重恩等(2009)［39］认为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9．7%下降到2006年的47．3%，李稻葵等(2009)［40］认为劳动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罗长远等(2009)［41］则认为劳动份额从1995年的51．4%下降至2007年的41．6%，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所有研究都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学者计算出的劳动报酬占比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一是计算方法不同，如白重恩等(2009)［39］用全国劳动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来表示劳动报酬占比，李稻葵等(2009)［40］则用劳动报酬除以总GDP;二是一些研究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等数据，没有按照国际上可比的口径对数据进行调整，而这些未经调整的劳动报酬数据在某些时期包含了土地或资本收益，这些不属于劳动要素贡献的部分理应被剔除，但现有研究都没有这么做，据此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劳动份额变动的真实状况(张车伟、张士斌，2010)［42］。鉴于此，张车伟等(2010)［42］提出了一种劳动报酬占比的调整方法，计算了1978—2007年间调整后的全国、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调整后的劳动份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全国劳动报酬占比(39．16%)仍然与1978年大致相当(40．15%)，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从高到低下降的趋势，这说明1978—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是基本稳定的。本文将以上述研究估算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分析加工贸易活动、收入转移比率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表1中的加工贸易增值率由加工贸易出口减去进口再除以出口得到，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增值率总体是上升的，这说明加工装配产业在逐步升级。已有文献中计算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劳动报酬总额与GDP的比率，本文中的γ是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值，需要处理。处理方法是，先计算第二产业GDP与总产出的比值，再将该比值乘以文献中的劳动报酬占比，就是估算出来的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值(即γ值)。表1分别在劳动报酬占比和收入汇回比率的低低、低高、高低、高高四种组合下估算了农民工工资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一般与人口关联的强度相对数多以常住人口作为计算因子。但目前常住人口统计渠道有如下几个:一是逢“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二是各年计生部门统计的数据，三是依据普查数据推算的数据和每次人口变动调查和逢“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历年统计年鉴中人口数据则是依据公安户籍部门统计的户籍人口数据。相对而言普查数据和户籍数据比较权威和准确。由于农村和城镇人均收入都是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所以本文中的人口数据采用户籍人口数据。由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5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转移收入占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下降、然后趋稳、又再缓慢回升的过程。这一变化趋势不仅与加工贸易增值率不断提高有关，还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趋势一致，与第二产业GDP与总产值占比的变动趋势一致。从表1计算结果来看，低劳动报酬占比与低收入汇回比率、低劳动报酬占比与高收入汇回比率、高劳动报酬占比与低收入汇回比率、高劳动报酬占比与高收入汇回比率等四种组合下λγβ＜LALA+LB一直成立。所以，加工贸易活动虽然通过农民工汇回收入的途径提高了农民人均收入，但城市部门因此增加的人均收入相对更多，所以我国的加工贸易活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汇往农村老家的转移收入数量相对减少，对农民增收所做的贡献逐渐下降。因此，加工贸易活动也将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更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六、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活动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这些外出打工者又将在加工企业的打工报酬汇回带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农村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以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收入的话，加工贸易活动仍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人口经历了一升一降的变化，这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必然结果，在加工贸易活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由于缺少数据，本文未对常住人口情况下加工贸易活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鉴于常住城市但户籍仍在农村的情况已不少见，以户籍人口研究的城乡收入差距结果可能就与实际情况有些脱节，今后有必要对常住人口情况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展开深入研究。

作者:王怀民 王子睿 单位: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