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的成效差异分析探论文

导语：加工贸易的成效差异分析探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摘要：台湾地区、韩国加工装配活动成功和智利、阿根廷成效差异的原因，在于发展战略、政策环境、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与外部环境差异等等；东亚由加工装配活动成功向加工贸易活动转变，而东南亚成效不佳的原因，在于后向联系和技术溢出方面的差异；中国大陆的加工装配活动是成功的，已在增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平衡国际收支和技术转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沿海地区加工装配产业在比较优势将消失的趋势下，向中部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并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将是最优选择。

关键词：加工装配活动，加工贸易，东亚，拉美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出于全球配置生产资源以获得更大利益的考虑，在东亚和美洲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活动。跨国公司从全球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所在地进行加工装配，然后再销往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生的“零售业革命”，零售业跨国公司通过从全球采购商品，将更多国家和地区吸引到了加工贸易活动中来。

发展中经济体多是通过加工装配活动参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不是进行全面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这是因为：第一，相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加工装配活动只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市场开放给外部资本，避免本地幼稚产业受到冲击，降低了开放的经济风险，是吸引外资到出口产业的次优选择。第二，加工装配活动提供了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发展中经济体的通道。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资源相对短缺，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就可以吸引大量的FDI进入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优化了资源结构。第三，与所有领域允许外商投资相比，开展加工装配活动有较小的国内政治风险。对原材料进口、加工装配环节和加工产品出口实施的全程监管，能有效避免外资对民族工业和经济的控制。因此，20世纪50年代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以及拉美的阿根廷、智利，70年代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南亚保护程度很高的印度，乃至80年代的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加入到加工装配活动中来。

从事加工装配活动的经济体基本都是从进口替代战略起步，而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其中的两个现象应予特别关注：第一，东亚的成功和拉美的失败。1960年～1973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和8.9%，智利和阿根廷则仅有3.4%和3.1%，同期台湾地区和韩国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8.7%和42.3%，智利和阿根廷仅有7.4%和8.9%；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升3.7%和12.7%，而智利和阿根廷的物价上升幅度则达到了42.9%和27.5%，即便在受两次石油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发生滞胀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增速仍达到了17.3%和20.5%(Lin，1988)。为什么资源相对贫乏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出口获得了良好的增长，并因此产生了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良性循环?而资源相对丰富的智利和阿根廷的表现却大相径庭，陷入了国际收支危机、慢性通货膨胀及缓慢经济增长的泥淖。第二，即便是在加工装配活动比较成功的东亚，有的经济体从加工装配活动向加工贸易活动成功转型，有的加工装配活动逐渐萎缩，其中原因值得玩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加入到了加工装配活动中来，目前也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先行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成功与失败：台湾地区、韩国与智利、阿根廷加工装配活动的比较分析

1.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加工装配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台湾地区、韩国、智利和阿根廷当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初期他们促进工业化的政策却是非常相似的，都以进口替代战略起步。为扶持本地产业发展，都制定了鼓励进口替代、排斥外部竞争的政策，如在外汇使用、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提供优惠，并通过人为控制的汇率政策、对出口产品征税等限制产品出口，使稀缺资源从传统出口部门向城市新兴工业部门流动。1949年～1960年间，台湾地区、韩国、智利和阿根廷的出口增长率仅有4.3%、2.1%、4.7%和0.3%，GDP的实际增长率也只有7.6%、3.8%、2.0%和3.6%(Lin，1988)。事实说明，这是一种对出口和经济增长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效果都不好的发展战略。

台湾地区和韩国是发展战略转型较早的经济体，从20世纪50年代末先后进行了政策变革，包括实行货币贬值和取消扭曲价格的多重汇率，以鼓励竞争和出口。由于与日本的历史渊源及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台湾地区和韩国成为日本转移加工产业的首选地。为鼓励加工装配活动的开展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台湾地区于1966年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高雄出口加工区，韩国于1970年建立了马山出口加工区，加工装配活动成为台湾地区和韩国走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利和阿根廷在60年代也对其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来促进加工贸易出口。比如，智利从1958年开始对进口原材料免除间接税和进口关税，以鼓励加工产品出口；阿根廷从1962年就开始返还出口工业品生产过程中对进口原材料征收的关税，从1967年开始返还对加工出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对加工贸易出口的优惠信贷也被推出，从1967年开始，出口商可从其纳税收入中得到10%的返还等。

2.内部政策存在差异

在台湾地区和韩国，蒋氏父子和朴正熙执政多年，政局较为稳定，因此政策比较稳定；相反，智利和阿根廷的改革因为政局动荡、整个社会缺乏共识一直扭摆。对台湾地区和韩国来说，资源相对贫乏，人口压力较大，出口较少，刺激制成品出口的动机明显比智利和阿根廷强烈，而且，台湾地区和韩国既无大地主阶级，也无有政治背景的劳工集团，矛盾较为缓和，在其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台湾地区和韩国能够推行有利于新兴出口产业的政策措施；智利和阿根廷国内存在着有相当影响，但却是相互对立的农村大地主阶级和城市劳工集团，加工贸易政策与对这些集团有利的进口替代政策相冲突，导致政治动荡和政策变化无常。这是加工装配活动在东亚获得成功，拉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3.劳工成本、通货膨胀方面存在差异

加工装配活动需要得到极具竞争力的要素成本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地区和韩国因为通货膨胀率较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起智利和阿根廷要慢很多，反过来又抑制了高通胀的发生。相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智利和阿根廷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超过20%，高峰时超过了50%(Lin，1988)。货币工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必须让本币频繁贬值才能保持国际竞争力，这种贬值又通过增加进口成本、工资进一步增加和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拉长了通货膨胀周期。

台湾地区和韩国加工企业的工资水平比较稳定，与其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应密切相关。以台湾地区为例，战后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激励，使其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进入加工产业而缓解了工资上涨压力。相反，五六十年代智利和阿根廷的农业表现并不好，失衡的汇率和与内向型发展政策有关的贸易条件阻碍了农业生产，因为政府很少对农业进行制度改革和技术支持。智利和阿根廷女性参与加工装配活动的现象也不普遍。

加工装配活动必须控制劳动力成本和物价水平的过快增长。不难想象，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加工装配活动是难以顺利开展的，外部资本将望而却步，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恶性通货膨胀而被彻底葬送，长此以往，拉美在一条走向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石油危机中应对措施的差异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东亚经济体调整了他们的经济政策，采取了诸如紧缩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小心谨慎地借取外债等政策。相反，拉美则继续扩张其外债，这些政策使其经济在石油危机后的前两年快速增长，却埋下了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赤字的祸根。石油危机后“石油美元”充斥国际金融市场，可以很容易地借取大量美元，这些外债的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为负，这是智利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扩大借债规模，以支持国内投资和进口的主要原因，也是拉美国家工资和私人消费没有被限制的原因。

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全球发生经济滞胀，主要工业国为治理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结果是发达国家的进口下降，实际利率上升，拉美国家也难逃厄运，货币贬值、工资调整和公共债务重组，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膨胀，引发了拉美地区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加工装配活动远离了它们。

三、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加工贸易活动的比较分析

1.从加工装配活动到加工贸易活动经济,宏观-[飞诺网]

既然台湾地区、韩国的成功经验表明，积极参与加工贸易活动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借鉴其发展模式并采取相关政策，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来实现就业、出口及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从70年代开始，“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在转变发展战略，实施了以加工装配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造就了新的经济奇迹。

加工装配活动仅指加工装配环节，加工贸易活动还包括研发、零部件制造以及产品销售等环节。如果能够大幅度增加出口，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和大幅度吸引FDI，加工装配活动就是成功的；只有产生了内部联系效应，获得了技术溢出和本地经济发展，加工贸易活动才是成功的。如果说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四小虎”在加工装配活动中是成功的，“四小龙”的加工贸易活动也是成功的话，那么，“四小虎”的加工贸易活动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加工贸易的发展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量外资流入，适宜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产业(多数是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业)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生产规模和出口大幅度增加；第二个阶段，外资流入可能放缓甚至下降，出口增长率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技能水平上升，高附加值产业开始取代加工装配活动；最后，开始向外转移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如果本地实现了向高附加值的上下游生产环节延伸，或者生产并出口零部件，或者进入服务领域从事加工贸易的中间人服务，那么加工装配活动就成功转变为加工贸易活动；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意味着本地在加工装配活动乃至于加工贸易活动中优势地位的丧失。

2.对东亚和东南亚加工贸易活动成效产生差异的解释

如前所述，东亚和拉美是最早承接加工装配活动的地区，遗憾的是，拉美地区因为摇摆不定甚至是失误的政策，而与加工装配活动渐行渐远，从而使台湾地区和韩国很少面对来自其他经济体的直接竞争，大量的FDI流向了台湾地区和韩国。此时，很少有发达国家以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加工产品的进口，韩国的加工能力甚至都不能满足旺盛的国外需求，不得不将一些加工合同转包给出口加工区外的企业。

但从70年代末开始，加工装配活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完全不同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认识到进口替代战略的局限性，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开展加工装配活动是新的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这样，加工装配活动在吸引FDI和争夺出口市场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要面对来自中国大陆强有力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劳工团体的压力，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施加了更多的贸易限制。即便如此，80年代亚洲的加工装配活动仍是引人瞩目的，期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资本超过90%流向了东亚和东南亚，为该地区加工装配活动的开展注入了活力。

但是，随着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加工装配活动陆续进入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后续发展问题相继暴露出来，技术转移、后向联系成为决定加工贸易活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相对而言，机器电子、化学、金属冶炼、橡胶等行业可以获得较多的技术溢出，而纺织、服装行业的技术溢出效果较差。除了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外，东南亚国家的后向联系都很有限，增加值部分主要是当地生产工人的工资。在台湾地区，25%～50%的原材料在本地采购，1980年上千家为加工企业配套的本地企业开始生产原来需要进口的原材料、部件及设备。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本地采购率只有15%，马来西亚只有3%，净出口都在20%以下，转包形式的后向联系也很有限(Yuan、Eden，1992)。试想，如果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的比较优势丧失，外资撤走，他们还有什么优势参与全球的加工贸易活动?这是他们不能由加工装配活动成功向加工贸易活动转变的主要原因。

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还有在职培训、质量控制和市场营销，从1966年～1979年，台湾地区超过4000人被送出去进行技术培训，越来越多的当地技术与管理人员取代了外国专家(Yuan，Eden；1992)。签署技术合作协议是台湾地区获得技术溢出的另一个途径，这使得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商的技术得以升级，当地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得以提高，质量控制和生产工艺得到改进。技术溢出中的知识外溢，使台湾地区原来在加工企业工作的雇员有能力在岛内和大陆开办自己的加工企业。除此之外，台湾地区和韩国还在鼓励后向联系和技术外溢方面做出规定。

四、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活动

1.中国大陆加工装配活动由弱转强的原因

中国大陆加工装配活动起步略迟于东南亚国家，发展历程也并一帆风顺。鉴于东亚和拉美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大陆在鼓励加工出口的政策上是积极、优惠和一贯的，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加工装配活动取得成功应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国大陆的加工出口却经历了初期的缓慢成长(见表1)，其中原因值得注意。公务员之家

早期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基础设施落后。早期中国大陆的出口加工产业集中在对外开放的窗口——4个经济特区，它们都远离工业中心，邻近缺少相关的配套产业，基础设施基本是空白，这是早期经济特区加工装配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二，吸引FDI的数量不大。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资本严重缺乏是当时中国大陆资源结构的主要特征，加工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依托外部资本，这也是成功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经济体的经验总结。但是，1991年之前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规模很小，且主要来自有文化与种族渊源的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利用外部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产业的效应并不明显。第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发展加工产业需要一支数量庞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大军，但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由于加工产业就业市场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所以城市劳动力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加工企业谋职，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加工企业所需劳动力只能来自邻近的农村地区，数量有限，阻碍了加工装配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出口由1980年的6.5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165亿美元，年均增长30%，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奇迹。其更为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加工企业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随着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制的放松，流入沿海地区加工企业的外省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为加工装配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由于在加工企业就业的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更低，所以中国大陆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更强。第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大量外资进入了加工装配产业，为加工出口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第三，加工装配活动集聚效应明显。加工贸易中委托人和加工企业相互搜寻都要付出成本，一个具有深度的市场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体有潜力承接更多的生产订单，委托人在一个由众多加工企业的市场上更容易搜寻到符合其质量要求的合作伙伴，对加工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大陆加工装配活动的良性互动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2.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

中国大陆的加工装配活动已实现4000多万人就业，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增加了收入，并通过收入转移缩小了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为解决“三农”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1985年～2005年加工贸易顺差累计超过6600亿美元(见《中国商务年鉴》各期)，为平衡国际收支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工装配活动的开展还带动了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大陆的加工装配活动是非常成功的。不过，欣喜之余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一是成功的加工装配活动能否成功转化为加工贸易活动。国际经验表明，加工装配产业是无根工业，即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之时。如果不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素养的产业大军，现时加工装配活动中所得收益将会随着加工产业向外转移在瞬间化为乌有。通常以加工贸易净出口和产业特征来衡量加工装配活动的技术溢出，净出口比例越高，本地采购比例越高，对本地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越大，加工装配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获得的技术溢出就越多。即使加工装配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本地仍可通过向增加值相对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产环节转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继续分享加工贸易利益。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净出口比率稳步提高，2004年达到55%，仅机电、车辆和光学等资本密集型加工产品出口就占加工出口的49%，说明中国大陆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要明显好于东南亚多数国家。

二是中国大陆是否应该以及能否留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产业。从2004年春开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民工荒”，笔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却大幅下降，生活成本和迁移成本也水涨船高，提高农民工工资已是大势所趋。这将使加工企业面临两难选择：若提高工人工资，在成本不断提高和加工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加工企业势必难以承受；如果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不变，将因缺乏劳动力而影响加工企业的生产活动。因此，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迫使他们转移加工产业的历史在我国沿海地区再现了，沿海地区在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已经或者正在消失，加工装配产业的转移与升级势在必行。

从历史上看，亚洲“四小龙”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向区外转移加工产业的模式，比如将加工装配设施转移到临近的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大陆。这是因为“四小龙”区内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劳动力成本差异不大，不具备承接加工装配产业的条件。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转移其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向印度支那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另外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虽说印度支那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是，由于语言、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的差异，将加工产业转移到印度支那必将增加经营风险；到印度支那投资的风险肯定会大于在国内投资的风险，从而抵消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再者，加工装配产业具有“集聚效应”，而且随着跨国公司将零部件生产企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导致在中国大陆搜寻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搜寻成本和运输成本优势更加突出，这些都增大了加工产业在国内转移的可能性。同时由于中国大陆各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收入差距悬殊，而且中西部地区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仍有很大优势。所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向其他国家转移，对中国大陆更加有利，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也极其重大。

中西部地区有着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低的迁移成本，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但是，距离是影响加工装配活动区位选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运输距离的延长将加大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部分抵消西部地区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比较优势，使中部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实际上，一些加工产业正在向中部地区转移，但运输成本对加工装配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容小觑，一些地区已对此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弥补。比如河南省规定，出口加工区的加工企业除了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外，从2003年开始就实行了运费补贴政策以增加对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加工产业的吸引力。

产业转移不意味着移出地的产业空心化，移出地必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沿海地区可以学习“四小龙”转移加工产业的模式向中部地区转移部分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加工产业，同时向利润率更高的加工产业链条的两端延伸，比如从事技术密集型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然后提供给中部地区的加工企业。如此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加工贸易活动，可使我国分享更多的贸易利益，同时实现各个地区的产品和产业升级。

五、小结

东亚和拉美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毫无疑问，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目的都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实践表明，以开展加工装配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战略要优于进口替代战略。第二，要有一贯的、相互协调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摇摆不定的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将把FDI和加工装配活动拒之门外。第三，要有一个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成功的加工装配活动必须通过劳动力成本优势抵消增加的交易成本，为此，丰富的劳动力储备是必要的，但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却是必须的。第四，要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加工出口的目标市场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和需求增长对加工出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东亚的经验表明，仅仅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成功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并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从参与加工装配活动向参与加工贸易活动转变，才能获得更多的加工贸易利益，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时就是加工贸易利益丧失之日。

分析表明，中国大陆拥有的大量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确保了加工企业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获得稳定的比较优势，稳定、优惠的政策和十分明显的集聚效应也是加工装配活动历经二十多年而不衰的重要保证；明显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效应，说明中国大陆正在实现从加工装配活动向全面参与加工贸易活动的转变，在解决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外汇收入和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使失去加工装配产业成为中国大陆无法承受之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加工装配产业离开中国大陆可能造成数千万人失业的景象。所以，在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加工装配产业的转移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时，利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解决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将加工装配产业转移到中部地区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沿海地区必须向更高级环节延伸，惟有如此才能分享更多的加工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