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加入WTO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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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环境和贸易的“对立统一”中寻找主动进攻的策略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高筑贸易的技术壁垒，试图以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环保标准就是其中严厉的措施之一。环境与贸易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如果统一起来，发展环境贸易，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环境标准”可以成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趋势，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实施补贴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产品的“环保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在我国可以产生两方面的优势：其一，环保产品兼有带动高新技术发展和促进企业改革的双重特点。它针对有关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目标明确地要求企业从解决环保问题入手，促使产品生产向技术水平高、资源利用率高、污染尽可能少、经济效益好等方面改进，使环保产品的生产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切入点；其二，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避免所谓“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之类的无端刁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内需促外贸”的途径，大力发展环保产品，促使出口产品符合环保标准。要消除那种“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的错误观念，要让企业家明晰“绿色壁垒”问题，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的关系，引导我国企业开发比较绿色环保产品，迎接WTO挑战。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国企业必将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大举进入，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

2.以基地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叫做环境贸易，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环保领域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现在，国际上的环境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多半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占有，连东南亚国家也达到500多亿美元，而我国每年仅有0.2亿美元的环保产品出口，发展差距相当大。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发展环境贸易，在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仅要拉大，而且国内环保市场还要被发达国家占领。

发展环境贸易的核心是发展环保产业，就产品而言，它可以独立形成多种符合环保标准以及环境要求的产品类别和体系。在产业发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它产业已经形成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进而形成自己的产品、营销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率先以高科技为动力发展环保产业，亚洲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也竞相大量投资环保产业，并优先加以扶植。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几年来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产业实体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产值却不到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乡镇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和工程质量不高，难以大规模地形成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当务之急，一是要努力寻找主导项目，引进高科技内容，以科技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建立产业集团，尽快地形成产品系列和工业体系，实现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龙头作用，以此来实行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资、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我国的环保产业才能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式的转变，真正获得大发展。

发展环保产业的关键是找准并确定主导项目后，再根据市场条件建立环境贸易基地，以便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向国内外推进环境贸易。环境贸易基地应具有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经贸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产品市场，环境贸易便无法开展。环境贸易基地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工业实体，形成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生产环保产品。同时，环境贸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对外招商引资，有利于国家实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过市场大规模地筹措资金。总之，能够集中许多有利条件的环境贸易基地，必然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应，为环境贸易创造大发展的良机。

二、以“多极化”遏制国际金融霸权

1.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所谓金融霸权，就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其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进而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剥削其它国家，干扰乃至控制其经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目的就是有利于实施其金融霸权。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我们就能避其锋芒、指其要害，采取积极进取的对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3750亿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国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其GDP的0.2%。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把部分损失转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量输出流动资本，通过投机性的运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国际间追逐高额利润。他们利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以金融自由化为契机，大举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和房地产之类的市场，造成配套本币的贬值，诱使本币升值，造成进入国经常帐户的逆差。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带着丰厚的利润大量抽逃资本，却给东道国造成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过度贬值而出现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的投机性运作制造了这样一种“金融怪圈”：游资利用金融自由化无序地流入一个国家，破坏了其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该国就必须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骛。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这些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且要接受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苛刻条件。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到这种活生生的事实，由发达国家制造的这种“金融怪圈”，不但为他们攫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使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由东南亚转向美国。它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作为攻击对象，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实施金融霸权。从国际贸易初期的“海琴业务”，到现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跃在金融市场上的这类游戏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地位制定的，这些规则旨在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内的虚假繁荣。当他们利用游戏规则捅破自己吹起的经济泡沫后，不但掠取惊人的利润，制造了金融动荡，而且乘人之危，以低价收购危机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2.运用“多极化”来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必须掌握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场自由化；三是操纵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加入WTO后，绝不能像“入世”前那样被动性地只能执行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应该积极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规则。常言道：“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动进攻的对策：

(1)以“多极平衡体系”化解“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倾向。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区三对成三角”的战略格局。所谓“三区”，就是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大东亚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三对”，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互作用的一对；一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合作，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对是NAFTA与EU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中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一对是欧盟与东亚构建跨印度洋的亚欧合作，正在通过一年一度的亚欧会议来实现这个目标。以每对为一条边（或称一条经济链），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经贸“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体系中，处于一极的美国，正凭借其霸权地位向各国推行其金融霸权，从不对称的局部发展中攫取较多的利益；处于另一极的欧盟，则通过加强欧洲联合的努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经济高增长的第三极中，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受到欧盟对亚洲新战略的鼓舞，欧盟在《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中明确地强调：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投资与金融方面的经济合作，并特别强调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却经常被一些变数搅得升降不定；欧元启动以来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强调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致使欧、美利率调整的趋势不同，有利于维持美元走强而使欧元失宠。很显然，欧元、日元必将与美元长期地抗衡下去，其结果必然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产生一种平衡关系。我们只要注意把握机遇，适时适量地利用这种抗衡关系，就可以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增加吸收外资、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化解那种“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金融霸权倾向。

(2)以“极坐标的市场体系”拨转开放金融市场的单方指向。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陷入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些国家却将其出口导向战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构成的直角坐标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构成的金融市场最容易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攻击，进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动荡的怪圈。

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存在着矛盾问题，现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条件，在处理好现有矛盾的同时如何对外经贸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呢？我国应抛开那种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点与一条射线构成的“极坐标”来定位。这就是以我国为原点，以中国大市场对外吸引力为“辐射线”，并具体地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链，形成外经贸的“三圈链环”市场来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

“三圈链环”只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我国外经贸活动的形象描述，它的内圈是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中圈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外圈则是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组成的贸易链。

以极坐标体系建立的“三圈链环”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关系，其侧重点在贸易，注重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在贸易方面，三圈上的国家毫无差别；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国家却内外有别。同属于中国经济圈的内圈，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又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度最大的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在中圈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已经饱尝了金融霸权的苦果，也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金融霸权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将东亚列为金融市场开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国吸取如何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外圈来说，极坐标赋予的贸易待遇和内圈是等同的，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内圈在国家主权上是统一的，而外圈上不仅存在着主权的差异，还存在着金融霸权。除了警惕之外，对于外圈上的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要珍视同欧盟的金融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谨慎地与美国发展金融关系，从中吸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

我们将贸易与金融分开，强调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开放的金融市场，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将贸易与金融分开而侧重于贸易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中国注意到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已经让中国香港极大地开放金融市场，并且正在有选择地在沿海和内地逐步开放金融领域，说明正在正确而稳妥地运作金融市场，为发展中国经济积累经验，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谨慎地开放金融市场，并理直气壮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戏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单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以“技术贸易服务”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倾向

金融与贸易原是两个概念，发达国家为了借贸易之名打开一国的金融市场，便将金融的服务行为纳入贸易领域，称之为“服务贸易”。他们对传统服务业并不感兴趣，只专注于金融、保险、通讯、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尤其关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企图在中国缺少竞争力的情况下占领我们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贸易的有关性质和特征与服务贸易不完全相同，技术贸易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要素禀赋，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阐明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重心的“双赢”意义，制约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术贸易及其服务就是重要的服务贸易

美国是当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在许多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在高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将其中容易被我国吸收和替代的高技术称为“敏感技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连商业卫星发射这类合作性的服务也受到种种刁难。说来说去，美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旨在强调其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而限制高技术服务自由化。这种失之偏颇的做法，到头来也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经贸发展。据统计，美国企业因技术出口管制每年要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对华出口额，在这些技术出口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技术服务，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性服务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技术产品的垄断价值。在这方面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与欧洲的“空中客车”竞争，波音公司在我国的天津和厦门建立了飞机修理等服务业，赢得了巨大的商誉和经济效益。但是，美国国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