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层面分析出口管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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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内在要求；高技术产业的战略意义；规模经济效应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现代国家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都会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此类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经济利益与管制的安全利益、随着高技术产品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单位成本不断降低(单位收益不断递增)的特性、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风险性、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上述特性对企业的生产有重要意义、高技术两用产业本身会创造极高的经济增长、高技术两用产业可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产值和效率、政府的财力有限，这对高技术两用品产业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都会有重要影响、对于市场中的企业来说，政府的直接补贴会带来一定代价等，具体请详见。

一、问题的提出

为防止军品和军民两用品(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出口危害本国安全，现代国家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都会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尽量保证本国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避免或降低国家安全利益被破坏的可能。

对于国家来说，此类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经济利益与管制的安全利益。此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出口管制还受到国际结构、国家间政治关系(包括外交)、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在已有的相关出口管制研究中，对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讨论比较多。而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则比较少。而这较少的涉及经济因素或从经济角度讨论出口管制的研究又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们试图综合考察经济与安全因素。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结果只能是考察总体经济状况对国家总体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国家经济的变化。一个国家要么全盘加强出口管制，要么全盘放松出口管制，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状况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对同一产品(军事价值没有变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却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近些年来美国放松了对华的核出口管制政策，允许美国企业投标为中国兴建核电站。从国家总体经济的角度这难以解释。因为此间美国总体经济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当然，从安全的角度这也是难以解释的，近些年决定安全因素的军事价值与两国安全关系在中美核贸易上没有明显变化，期间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在此问题上作用不明显。

因此，本文拟从比较微观(具体)的层面对出口管制予以分析，以深化相关研究，对有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加深我们对出口管制的理解。

根据产品的特性，我们可以将受管制产品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如既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以用于建造核电站的铀矿：另一类是高技术产品，如武器特别是高精尖武器、航空航天产品、高性能计算机、新能源技术等等。从战后各供应国与相关国际机制的管制清单来看，出口管制主要涉及高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内在要求

所谓高技术产品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效应，是指随着高技术产品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单位成本不断降低(单位收益不断递增)的特性。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高技术产品生产具有极强的静态规模经济效应，即研究开发(R&D)与固定生产成本很大，进入门槛很高，而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单个产品的成本越低。有研究表明，一般高科技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占其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达10％至30％，平均为其他产品的10至20倍，航空、航天这些战略性产业的研发成本比例甚至更高。据分析，研发成本占到航空航天产品总固定成本的2/3。一架现代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发成本一般为40亿至60亿美元(RichandR.Nelson,1982)，有的甚至更高，如空客A380的开发成本为100亿英镑。美国与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正在联合研制的F-35联合打击战斗机的研发费用高达220亿美元(美国1997财政年度数字)(Bolkcom,2006)。其次，这些两用品生产具有很强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即强的学习效应(1earningeffects)。例如，一架现代商用飞机包括上百万个零部件，涉及广泛的领域，如材料、推进、电子、水力、空气动力等等。这么多的零部件组装在一起，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即使有些零部件可以事先组合在一起，但大量的部件需要在仔细的协同工序中有序、正确地安装。航空产品生产得越多，生产者的生产速度就越快、生产成本就越低、生产质量就越高。

由于技术、资本的投入要求很高，市场风险性很大，这些产品生产与销售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彭斯达，2000)。第一，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无形的知识、技术成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而知识、技术受到保密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保护，其他厂商难以获取，这就构成了极高的技术性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竞争，使厂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控制力，这就导致高技术产品市场具有了不完全竞争性。第二，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术产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尤其是研究与开发投入，而这些投入属于沉淀成本。投入水平的差别将影响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以及企业在竞争中能否战胜对手，较大的投入往往会将实力有限的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从而产生不完全竞争性。第三，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风险性。一般说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否成功，新产品是否能为消费者所接受，以及潜在的市场容量能否足以弥补前期所投入并获得盈利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而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这些产品所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市场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甚至几乎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与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此类企业的市场供给量基本上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企业的规模也即该产业的规模(赵英，2001)。

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上述特性对企业的生产有重要意义。由于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固定成本非常大，如果企业只生产少量产品，那么产品的单价就非常高，其销售量也就很小甚至没有，这样企业就难以收回成本(销售总收入远低于成本，如图l所示的Q1点)，甚至难以维持生存。企业降低单价、扩大销售量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以此降低单位成本，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的Q2点)。企业的生产规模又取决于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越大，企业就越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收回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市场需求越小，企业就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难以收回成本，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市场需求包括既有市场(开放市场)的需求和受管制市场的需求，而如前所述。国家对有些市场的出口进行管制，是为了照顾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出口管制政策影响到企业与产业的生存时，政府往往会进行干预，因为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三、高技术产业的战略意义

高技术产业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对高技术两用产业与高技术武器工业的意义进行说明。

从经济角度来说，高技术两用产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体现，是经济工业化、信息化的载体，是经济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标志。具体说，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高技术两用产业本身会创造极高的经济增长。以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繁荣为表征的计算机产业的巨大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0％以上。并且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它产业投资的十几倍，造就和将继续造就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极大地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增长，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其次，高技术两用产业可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产值和效率，推动产业链条的移动。利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产品所使用的材料进行更新，提高其技术含量，或者当某种自然资源趋于枯竭时，人们选择对自然资源更加集约的技术结构，降低单位能耗，这两种方式都使生产更加迂回，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缩短，使起始点向前移动(张思禄，2006)。

从国防角度来说，这些产业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对军事至关重要的高技术，如计算机、半导体、电子、通信、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已主要由民用市场所推动。军用技术和设备，民用技术和设备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在大力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在诸如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积极开展民用领域技术向军用领域转移。以加快科技进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降低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竞争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队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如高技术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及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硅谷(任海平，2004)。

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军控形势的发展，某些国防工业的维持与发展离不开民用工业领域的支持。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社会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进程的推进，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成为一种潮流。在此情形下，民用核电工业就成为维持武器用核材料的有效手段。此外，某些高技术两用产业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例如，在战后之初，航空工业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产业(核武器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它不具有产业化的特点)，是国家地位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

毫无疑问，高技术常规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所言，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缺乏中央政府，从而国际体系是自助(self-help)体系，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国家安全，从根本上说需要靠自身的实力，这包括人口、领土面积与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民素质等各种因素。在这些实力当中，最直接保护国家安全的是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中武器装备的作用颇为关键，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因此，“许多政府把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看作是国家安全必需的。在战争爆发或战争可能爆发的谈判中，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能够威慑对手或者促使谈判成功”(基斯·哈特利、托德·桑德勒，2001)。可以说，武器工业(包括常规武器工业)，尤其是先进的、高技术武器工业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高技术常规武器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至关重要。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并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我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当时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就不会有我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连续十几年在载人航天工程上18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就不会有现在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也不会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几十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库桂生等，2006)。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客机377同温层巡航者(Boeing377Stratocruiser)是由B-29轰炸机发展而来，B-747是波音公司参加美国空军战略运输机计划落选后，利用其研究成果研制大型宽体民用飞机。特别是707飞机，曾经是民航的主力机型，是由美国军用飞机、加油机改造过来的，美国政府为加油机花了20亿美元，波音改造为707仅仅投入1600万美元，这就是军品和民品相互可以转化和借鉴(孙海鹰，2005)。

总之，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这些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已经拥有或准备拥有该产业的国家来说，会进行有效的政府干预以避免其萎缩乃至消亡。

四、规模经济效应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

理论上说，在本国严格管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情形下，为避免该产业的萎缩与消亡，该国政府有两种办法支持本国高技术企业，一是直接提供经济补贴，一是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对于第一种政策来说，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弱点。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这对高技术两用品产业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都会有重要影响。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公共性支出，主要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目的，虽然高技术两用产业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跟国防等公共事业有一定联系，但它毕竟是市场中的产业，具有非公共性质，政府可以短期为某些产业提供经济支持甚至补贴，但难以长期这么做。与高技术两用品不同，武器的购买者是政府(军队)，而非市场中的实体。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国防支出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保证每个军工企业或者保证每种武器的生产都出现上述情形，毕竟国防工业也是一种产业，而非核武器这样纯粹的公共国防事业。因此，当本国政府的采购难以保证国防企业的生存时，政府可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放松对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使企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收回成本，获取利润，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对于市场中的企业来说，政府的直接补贴会带来一定代价，这一点可以英国三叉戟飞机的例子来说明。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迫使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生产一款载客量少(100人左右)、机身小的飞机，以满足英国欧洲航空公司中短途市场的要求。该公司对此原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它担心这种小飞机的海外市场需求量很少，从而难以盈利甚至收回成本，所以其原计划研制的中短途飞机载客量为200人左右，这样才能比较好的满足市场需求。但由于英国政府的强烈要求，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支持，该公司答应了政府的要求，生产出这样一款小飞机，即三叉戟(Trident)。一年以后，美国波音公司也生产出针对中短途客运的B-727飞机。由于B-727比三叉戟大，载客量在200人上下，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成为市场中的主导产品。截至这两款飞机停产时，三叉戟飞机的销量为115架。而B-727飞机的销量则超过2000架，后者是前者的近20倍。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当初英国政府的干预，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中短途客机销量将远不止115架。20个世纪70年代，该公司由于业绩惨淡，被收归国有，并入英国宇航公司(JeffreyAaronEngel,2001)。

因此，该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第二种办法，即放松出口管制政策，以满足本国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从而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当然，由于高技术产品出口涉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可能会以牺牲一定的其他利益(如安全利益)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该国来说，如果其他方面的利益是巨大的，例如向军事敌国出口这些战略产品(如卫星)，那么该国仍可能放弃这一出口。但是，如果出口带来的其他方面利益的损失弱于上述高技术产业萎缩乃至消亡的损失，那么国家就可能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我们可以用图2大致描述上述情形。

图2表明了高技术产品(如战斗机)出口的规模经济动因。图2，AC表示某高技术产品平均成本曲线，D4表示对某高技术产品安全无弹性的国内需求曲线，f1表示国内的购买数量，f2表示国内购买数量加上海外市场采购数量，Pn表示产量为f1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P1表示国内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假定这也是向海外销售的市场价格)，P2表示产量为f2时某高技术产品生产的成本单价。如果政府实行最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即禁止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那么该高技术产品生产厂商获得收益为(P1·f1)，而其投入的成本则为(P0·f1)，将严重亏损，亏损额为(P0-P1)·f1；如果政府实行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允许出口一部分某高技术产品，使销售总量(生产总量)达到f2，则该高技术产品厂商获得的收益为(P1·f2)，其成本为P2·f2，该生产厂商将获取丰厚的纯利润，即(P1-P2)·f2，此时国内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五、结语

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出口管制对我国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出口管制是最大程度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扩散威胁的加剧，出口管制是国际社会防扩散事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防止此类武器的扩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敏感产品出口进行必要的管制，是负责任大国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又遭受到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很多高技术产品我国想买而西方不卖，成为影响中西方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出口管制的研究不仅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任务。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外，也需要从经济学尤其是国际贸易的角度对此类出口管制予以研究，本文从规模经济效应角度分析出口管制就是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