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对外贸易政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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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到对西州、大食的商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充分反映了西夏对丝路贸易的重视。丝绸之路是沟通我国和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的友谊之路。它的开辟和发展，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西夏自占据河西走廊之后，便控制了丝绸之路东段。在其二百多年的经营中，丝绸之路在西夏的社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夏长期与宋、辽、金并肩而立，西南有吐蕃，西方有回鹘，关系错综复杂，各民族、各政权间的交往，多数要经过西夏，而西夏与这些民族、政权间的交往最为方便，不必经过第三者境土。在西夏存在的两个世纪中，西域与中原的交往，要么假道西夏，走传统的便捷的交通大道；要么绕行他国，走其它险道。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西夏可以直接与西域、中原进行商贸往来，也可以通过收取过往商旅商税，充实国力。西夏钱币在宁夏地区、甘肃河西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及陕西西部的大量出土，也进一步印证了西夏与宋、辽、金及西域诸国繁荣的商业贸易。西夏占据着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其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与宋，而是对周边的辽、金、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并且，西夏与各国的贸易，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转手贸易。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回鹘、大食是两个重要的贸易对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关回鹘、大食与之在经济、行政、文化方面的条文。如：“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中医人、向导、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可见当时西夏与大食、回鹘在贸易上的往来。金世宗提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业”金国认为日生活用品换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划算，其实所谓“珠玉”是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而来，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并非产自西夏，西夏只是转手贸易而已，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大食国盛产珠玉等宝物，而西夏是其宝物向东贩运的必经之路，其路线是入西夏，经沙洲，过河西走廊，在进入中原。起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虽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国家通过海路到中原进行贸易，但西域各国尤其是回鹘还是频繁的与西夏交易。为了保证转手贸易与回鹘、大食等邻近西域国家双边经济贸易畅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西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贸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规定“大食、西州回鹘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马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此方才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我国人往使他国时，不许不过局分出超摧驮、人”，“他国为使已出，若盗窃其持载所买卖物时当比偷、强盗伤人物数量罪状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边上有卖处，对盗敌国人卖者，依在外盗法判断”。

西夏在对外贸易中严格规定关于税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拿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告秦索税、官卖本物行国法、穿上畜税、卖价去量不纳租、缔结以外不拿租、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畜物逼换、媒人弃其价不纳税、寻求免税供上需谎两区、水谁管未语共著、能顶领薄那租、官验等买卖”多是有关买卖税收的条款，可惜条文已经残失。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条目的名称，但通过《天盛律令》中其它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在税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可见西夏在对税收方面十分重视，并实行在对外贸易交易中抽取商税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此时，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西夏贸易中的主要部分。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天盛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天盛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爭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系夏越来越感受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见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更是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

对外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双方获利，与此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防止于己不利的贸易交易，因此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专卖专营，如：盐、茶、酒、矿物等物品。对国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利益，还是对战时物资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盛律令》除钱币、兵器、牛、马、骆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骆驼、马、无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

在西夏与北宋、辽朝鼎立时期，西夏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于其间，拉住辽朝以制约北宋，又适可而止地给以宗主自居的辽朝以颜色，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表现了斗争目标与策略手段的统一，反映出较高水平的斗争艺术，是西夏对外政策内涵比较丰富，运用也很成功的时期。而在与金朝、南宋鼎立时期，一则由于西夏的削弱，二则由于与南宋的隔绝之势，使西夏对外政策中视与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的策略无从发挥，只能从对金朝或战或和的变化中表现出来，显得单调而呆板，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也大为逊色。金与南宋峙立局面形成，南宋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金朝对夏的政策也有以武力防范为主转向政治争取。西夏国势的衰弱以及与南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向金靠拢。仁孝继位后，次年，仁孝平息夏国反金的契丹旧势力李合达之叛。金朝对西夏的友好也给予积极回应。大庆二年（1141年）金熙宗答应仁孝请开榷场的要求，第一次在绥德州、保安军、兰州、东升、环洲等地开设却常与西夏贸易。同年七月，金朝又开始遣使贺夏主生日。金人原利用府州折氏“以并夏国”，西夏为了保证东部边境安全，多次破麟、府二州，进而围晋宁军。人庆三年（1146年）熙宗又应仁孝之请，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州军赐给西夏。

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天盛律令》是研究西夏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只是就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西夏对外贸易政策加以分析，对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西夏对外政策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综上，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的，它积极开展了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是西夏与辽宋金时期诸政权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产物，又是和平交往共同自身发展壮大和与各强大势力长期并存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李显中传.宋史（卷三六七）.

【摘要】西夏仁孝时期西夏境内商业较活跃，在对外贸易上也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夏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就《天盛律令》这一部最重要的西夏法典作为研究西夏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探讨西夏对外的贸易政策状况这一问题。

【关键词】西夏天盛律令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