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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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朗的挑战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

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国1985—1994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