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分析论文

导语：贸易摩擦分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引论

制度摩擦的定义(赵瑾，2002；李秀娟，2003)对“制度摩擦”的称谓笔者不大赞同，因为制度本身并不存在摩擦，只是因贸易国双方的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或双方不能认同的部分，才会引发了摩擦，因而本文将制度摩擦定义成为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制度差异可以进一步界定为：进行双边贸易的两国在同一领域存在不同的规则或对其中一国的某规则认同不一致，这种规则包括一国国内法律和市场结构、竞争结构等方面，体现于不同的国家经济政策、交易习惯、不同产业的规则和反规则的冲突。从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来看，制度差异引发贸易摩擦的案件屡见不鲜。比如，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美欧转基因产品摩擦的发生是由于双方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区别；日美胶卷贸易摩擦起因于两国在流通政策、零售法、促销措施方面有着不同。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美专利摩擦频发的原因是两国的专利法中对专利客体限制、专利取得方式、专利性的要求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差异；美欧生物专利制度引发的摩擦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实行的法制分别是判例法和成文法。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美欧在香蕉的进口、销售和分销体制上存在认同上的差异诱发了美欧香蕉分销体制的摩擦；美墨电信业的摩擦是由于美国对墨西哥的电信服务措施不认同而导致的。综上所述，一些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间的分歧，这些制度和政策影响了国际竞争的条件。制度差异如何会导致贸易摩擦、制度差异导致的贸易摩擦如何减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二、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

(一)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宏观分析

在经典贸易理论中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制度因素，或者说这种贸易理论暗含这样的假设，即制度是既定的或者制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制度环境，因此制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埃瑞克·G·菲吕博顿，1998)。从而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研究，开创了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交易成本来宏观地解释制度差异对贸易摩擦的诱导机制。首先，制度差异可以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使一国的竞争优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贸易关系恶化时会引发贸易摩擦。由于交易成本存在于一切交易中，国际贸易自然不能例外，在分析竞争优势构成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交易成本。传统的经济学讨论交易时多注意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和市场外部环境的保障，而对产权的界定往往假设为既定的，实际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却并非如此，产权不清是常有的现象，这常会导致效率低下。如果将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前者的交易成本会明显偏高。其一，社会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大量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现象出现，还会使寻租行为滋生，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成本的增加。其二，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难以理清产权关系，无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效率难以提高。因此制度上的缺陷会加大社会交易的成本，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结构，削弱该国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制度差异还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使贸易进行的阻力增大，从而引发贸易摩擦。可以将一国自有的制度视为内部制度，将与其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制度以及国际社会制度视为外部制度。在国际贸易中，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需要在运行过程中进行磨合。若一国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小，其磨合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就较低；当一国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大时，其制度磨合成本或运行成本就较高，比如当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不相容时，就会导致制度歧视，制度运行成本的高昂可能会严重抑制甚至完全中断相互之间的对外贸易。再如，当不同国家的市场制度存在差异时，就会放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增加信息搜寻成本。当产权安排、企业制度、商业习惯等制度因素难以兼容时，就会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的增加使交易的达成变得困难，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一致性增强，使得摩擦产生。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制度差异能够影响一国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对该国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制度较之另一国的制度完善，那么该国发生的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比另一国要小，从而这种有利于交易行为的制度进一步地会内生地增强该国的竞争优势。另外从国际交易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间的差异会导致制度运行成本变得高昂，从而增大两国贸易进行的阻力，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贸易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大。

(二)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微观分析

在影响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中，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最强。为了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说明制度差异对贸易摩擦的诱导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国两产品贸易模型，在此基础上，再以两国企业制度差异为例来分析制度差异是如何导致贸易摩擦的。模型的假设条件如下：第一，世界上仅有A和B两个大国，生产产品l和产品2。第二，对于两国的生产者或企业来说，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是给定不变的，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种类是有限和一定的。对于两国的消费者来说，各种产品的偏好是给定不变的。第二，各国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第四，不管是在哪种经济主体(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之间，都不存在不以市场为媒介的直接相互依存关系，即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是不存在的。产品不计运输费在国内外自由移动，而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不流动，只在一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第五，A国企业是在劳动市场上雇佣劳动者，对于雇用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他们在这个企业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他们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目的表现为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假设A国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目的严格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第六，B国的劳动投入是终身雇用的劳动投入。对于终身雇用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是终身在这个企业内进行工作，企业的扩大和发展也就意味着他们地位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因而他们会希望企业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成长。相应地，B国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目的也就不同。

由于A、B国均为贸易理论中的大国，随着B国企业对世界市场，即对分析框架中的A国市场所投放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世界市场的价格就会趋于下降，具体变化如图1所示。

图中QB>QA，PB<PA。

国际价格PA会由于B国出口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地向B国国内市场上的价格PB靠拢，在这个过程的某一点上，世界市场的价格便不是在PA，而是某种比PA略低的P0。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PA最终会向PB接近。在国际价格的这种变动中，会引起世界市场也就是A国市场的变化，导致A国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此会形成调整费用问题，并通过这种调整费用，引起A、B两国在贸易上出现摩擦。

调整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可由图2来说明。

横轴为产品1，纵轴为产品2，产品1为A国的出口产品，产品2为A国的进口产品。当国际交换率为PP，即产品2的价格为PA时，A国的生产在E点进行，消费在F处进行，贸易三角形为FCE，A国出口CE的产品2交换B国生产的CF的产品2。当B国对A国的出口数量增大，并导致国际价格变动PP，比如从PP变为PP时，A国的生产点和消费点均将发生变动。

在无约束条件下，国际价格从PA向P0的变化对B国并不发生什么影响，而对A国企业及其经济来说，A国消费者将享受比F1高的效用，因为资源在两类产业中得以更有效地配置，实现了更高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地，如果两国的企业制度存在差异，该模型便出现了两个约束条件：(1)经营目的的变动和特定要素的移动困难。A国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极大化，它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它的生产和经营目的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和经营目的，这种调整显然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和时间。另外，不同的生产经营目的使得两个产业间生产要素转化困难，在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所形成的一些特定的劳动投入要素并不能立即适用生产产品1的产业，存在特定要素移动的障碍。(2)工资收入存在向下刚性。从企业的劳动投入来看，如果生产产品1的产业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生产产品2的产业劳动者的工资，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的劳动者在调整的过程中很难用较低的工资率进行再雇用，因为存在着工资的向下刚性。因而，对于产业调整来说，由于以上约束，其调整并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在调整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和纠纷，因而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从E、F顺利过渡到E1、F1具有较大的困难。

在只有第一种约束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由于进行产业调整，劳动者将在产业间进行流动，两个产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量也将调整，直到两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劳动力的反比时，劳动流动才会停止，新的生产均衡才会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产品2的产量将减少，而产品l的产量将增加。但是，由于生产产品2的一些特殊的技能和特殊的熟练能力并不能直接地用于生产产品1，结果在产品l的增加中便会出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这样，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也许会缩减到图2中原生产可能性曲线MEE1X之内，例如缩减成MEE2X1的形状。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除一部分和原生产可能性曲线重合外，另一部分将在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内部，以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为基础，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只能达到(E2，F1)，那么A国消费者所获取的效用将小于均衡(E1，F2)的水平。

当第二种约束发生作用时，由于工资收入向下刚性的作用，通过工资变动来调整劳动投入数量将是困难的，劳动者这种生产要素将不可能在产业间顺利地流动，由于工资水平被维持在一定的高度，结果较高的工资水平只能是导致更少量的劳动者被雇用，从而在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流出后将较难找到工作，出现失业问题，由于不能完全利用既存的生产要素，产品2的生产在减少的同时，产品1的生产也难以增加。如果产品1的产量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将在(E3，F3)处。这时A国消费者只能拥有更低的效用水平。不论是在第一种约束还是第二种约束的条件下，A国国内的经济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损失，这种损失便是调整费用。当这种损失过于巨大时，会引起一部分人对进口贸易的反感，由此导致A、B两国之间出现经济矛盾和纠纷。所以A、B两国贸易摩擦的源头在于两国间企业制度以及与企业制度相关的经济体制的差异(胡方，2001)。

三、引发贸易摩擦的制度差异的协调

(一)制度差异协调前的博弈分析

制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贸易双方在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前的策略空间为(放弃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而且各国的效用函数只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行为，即各国效用的最大化只是自身变量的函数。从而在博弈的过程中就存在囚徒困境，我们用图3所示的模型分析如下。

给定B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的情况下，A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同样，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情况下，B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而且，无论对方如何选择，一国的最优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比如，给定A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则B国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9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获的效用8；若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还是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3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时所获效用零。可见，不管A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固守本国制度。同理可证，不管B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固守本国制度，A国的最佳战略选择也是固守本国制度，因此博弈解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的纳什均衡，即(固守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实际上，如果A、B两国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有国家的效用即福利水平均会增加，但如若一国选择了固守本国制度，另一国就得不偿失，所以，本着极大化极小的原则，每个国家最后选择的都是固守本国制度，但是不难看出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都得不到提高。

(二)制度差异协调后的博弈分析

图4所示模型反映的是三种选择下的两国制度博弈，现在假定有一种介于放弃本国制度与固守本国制度之间的选择——双方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在此前提下进行分析。

图4矩阵中有六个效用组合：A、B两国均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固守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制度差异协调；A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A国采取制度差异协调，B国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国实行制度差异协调，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从社会总的效用水平，即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最低的是两国均实行固守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6；最高的是两国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16。由此可见，放弃本国制度是贸易各方追求的最优目标模式，而固守本国制度是最差的目标模式。

加入制度差异协调这一选择后，纳什均衡变成了(制度差异协调，制度差异协调)。在图4的模型中，给定B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A国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制度差异协调；给定A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B国的最优战略选择也是制度差异协调。而且，无论对方如何选择，本国的最优选择都是制度差异协调，比如，给定A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B国三种选择所得的效用排列是：UB协调>UB放弃>UB固守，所以B国的最好选择是制度差异协调；再给定A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B国仍最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因为此时仍是UA协调>UA放弃>UA固守。同样道理，不管B国如何选择，A国最好也选择制度差异协调，因为在任何情况下，UA协调>UA放弃>UA固守。由上分析得出结论，制度差异协调是各国在无法达到最优制度目标模式时所能选择的次优制度目标模式。

此模型可推广至世界上现有的有限多个国家。用数学表达式表述如下，设

1.国家有n个，则i=1，…，n

2.第i个国家的所有可选择制度的集合Si={放弃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制度差异协调}

3.第i个国家选择的特定制度方式为，n个国家各选择自己的特定制度方式，则战略组合为

s=(s1，si，…，sn)(1)

4.第i个国家的效用水平是，n个国家的效用水平组合为

u=(u1，ui，…，un)(2)

5.根据博弈的原则，一个国家的效用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对制度方式的战略选择，还取决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战略选择，则u.是所有国家的战略选择的函数：

ui=ui(s1，si，…，sn)(3)

6.均衡是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方式的组合：

s*=(s*1，…，s*i，…，s*n)(4)

s*i是第i个国家在均衡情况下的最优战略，它是i在给定s-i情况下的所有可能的制度方式战略选择中使最大化的战略，即

图3所示模型和图4所示模型显示了从固守本国制度向制度差异协调的变迁，降低了交易费用，获得了有效率的效用产出，从而提高了各国贸易的效用水平。一种制度方式的均衡解的达到需要经过多次博弈，并且制度差异协调的运行也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从固守本国制度到制度差异协调的变迁仍在继续着。

可将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思路借用到制度差异协调中(2001)。在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前，每个行为者的制度都被其他行为者视为贸易顺利进行的阻碍，这时，贸易双方可以选择进行制度协调和不进行制度协调，如果选择不进行协调，会引发双方的贸易冲突，如果选择进行协调，又会有两种可能，即行为国的制度是否变得与别国的制度更相容，如果是，双方顺利合作，如果否，双方仍会出现贸易纠纷。制度差异协调正是一种提高各国适应效率的制度安排，也是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下的理性选择。不过，进行制度差异协调也要达到与他国制度更相容的效果。如图5。

目前制度差异的协调虽然并未达到稳定的目标模式，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WTO的建立及一系列国际经贸协议的签署，国际社会的制度管理进一步加强，制度差异协调正在朝着其应有的模式发展着，制度选择方式变迁的速度正在加快。制度差异协调在为国际间经贸关系的规范及广泛合作描绘出一个基本的框架，提供了顺利合作的条件。制度差异协调的典范当数日本和美国，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规则改革，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规则改革，日美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放松管制和竞争政策的制度差异协调机制，并在解决贸易摩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国若希望减少贸易摩擦，增加贸易利得，就必须与其他贸易国进行制度差异协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平和的心态和客观的认识，采取有效的制度协调方式来减少或者化解贸易摩擦。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贸易国双方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存在多样性，所以，我国的制度协调手段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政治方面，我国可采用政治磋商、双边谈判、多方会谈、构建政府制度协调体系等措施；经济方面，我国可以进行国内经济制度改革、推广和应用国际社会有关制度以及构建企业制度协调体系等，建立和谐的双边经贸关系；历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促进历史文化的交流，与他国之间互惠互动，加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