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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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边贸易体制最早起源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二战结束后，美英两国政府提出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一种由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根本上说，是为市场经济国家设计的一整套国际经贸制度和原则，反映的是“最强大成员的意志和利益”。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得国际经济秩序开始出现重构的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的转折点和催化剂，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其中既包括参与对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也包括以创设合作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引导合作的新尝试。同时，中国应该从更加长远和机制化的角度提供公共产品以应对种种挑战。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多边贸易体制；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公共产品；新兴经济体

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深入，致使国际经济秩序开始出现重构的趋势。报告也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愈来愈多的中国方案从为世界所知到为世界所用，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抱负和担当[2]。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在上述背景下，如何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新格局，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然要求[3]。本文首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进行剖析，而后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思路。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态势

列宁指出：“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趋势。当交换和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交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自由竞争开始由垄断取而代之。”[4]垄断资产阶级把一切活动都简化为迫求资本的增殖。驱动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的动力不是创造历史的高尚动机”[5]，而是追逐财富的贪婪欲望。

然而，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就必须相互竞争，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铁律，竞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市场，手段就是消灭竞争对手。竞争首先是对地方市场和民族市场的争夺，继而是对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争夺，使对市场的国内竞争转化为国际竞争[6]。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出，“国际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到保护贸易的转换，取决于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自由贸易有时有利，有时有害，采用何种政策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7]多边贸易体制最早起源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英国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用武力维持和平的世界经济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其GDP总值达到1300多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20多亿美元，占世界总储备的六成；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三成多[8]。在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支撑之下，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并在美国的倡议下各国政府就“减少国际贸易障碍和促进互利的国际商业关系”的方法与途径达成协议。

1945年12月，美英两国政府提出发动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的详细建议。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2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通过了ITO宪章，为使谈判的结果尽早付诸实施，ITO宪章中涉及的关税与贸易条款被摘出，命名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9]。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构筑以GATT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制以确保国际贸易的畅通，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重演，是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努力的目标[10]。GATT从根本上说，是为当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设计的一整套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它作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在调节国际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1]。作为一种由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成立、运作或者嬗变均带有“结构性权力”色彩，是一个反映霸权国意图的规则或规制秩序系统。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将其定义为“规定行为体的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并相互联系的规则”[12]。国际经济规则反映的是“最强大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因此，GATT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国烙印。WTO前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RenatoRuggiero)认为，“多边贸易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就在美国结构性权力的领导之下”。正所谓“霸权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即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制定权”[13]，作为美国霸权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GATT规则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反过来又帮助维护了美国的统治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的狭隘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严重摩擦的时期。1971年美国出现了多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同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货物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同年年底，美元贬值。

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的是相关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有所抬头。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接着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4]。20世纪80年代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从美国抬头并波及至其他发达国家。例如，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恢复与增强，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日之间贸易摩擦频发，出于对霸权国美国的政治慑服，日本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性制约。美日贸易关系中美国对日施压的演变与日本受压的反应，即“外压—反应”模式，是透视美日关系“霸权稳定”特质的重要媒介，体现了美国霸权能力与意愿的起落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日本“免费搭便车者和支持者—破坏者或挑战者—支持者”的三阶段演变路径[15]。此后，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其他国家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但是为了维护其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美国采取了许多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这说明，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采取何种政策的关键在于符合本国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16]。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那些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17]。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利益团体的兴起和游说，增添了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的政治色彩，贸易政策从以往的支持自由贸易向贸易保护转变[18]。1978年美国议会改革后，权力的分散化更是为利益集团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条件[19]。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通过在贸易结构体系内的自由裁量权，陆续提出了一些表面合理但实质是贸易保护新手法的政策理念以适应其国家利益保护的新需求，这在关贸总协定以及作为其继任者的WTO体制内均有大量体现。例如，把非关税保护的规则纳入到上述多边体制之中，成为可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政策工具。同时，随着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当多边规则与美国的利益需求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试图绕开WTO规则而使用国内法来处理与美国有关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事务[20]。例如，美国国会在《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中对301条款进行了修订，还通过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竟争法》，该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对301条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由此产生了301条款的两个衍生条款超级301和特别301。

以《1988年综合贸易与竟争法》为标志，美国的贸易政策实现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向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变[21]。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先后于2017年1月23日宣布退出TPP；3月31日，要求调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4月24日，宣布对来自加拿大的软木进口征收20%的关税；8月16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此外，特朗普还频频向中国发出威胁，并于8月18日开始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进行“301”调查[22]。美国《2018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更是强调了“公平贸易”政策，着力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使全球贸易关系一时剑拔弩张[23]。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的必然性。霸权几乎必然存在满足“私利”的问题，责任的承担也存在边际付出递减的可能性；满足自身“私利”的实质是运用霸权国的公共产品垄断权来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结果。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r）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共产品“私物化”与推卸责任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不可否认，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最大化利用自己所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将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变成自身获取国际战略利益的工具[24]。在有的学者看来，美国通过三种方式达成国际经济合作，分别是暗合（coincidence）、胁迫（coercion）和相互调整（co-adjustment）[25]。美国的做法通常是通过威胁诉诸贸易报复达到其政策目的。而在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当全球经济增长较快时，贸易保护整体处于低发期，反之则相反。全球金融危机后，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年的报告，2009年以来，20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2009年，20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的比例为60%，2011年上升至75%，到2012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超过80%，可见20国集团国家成为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实施者[26]。

二、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源头。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是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27]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的区位构成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分工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已进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较深阶段，进口方面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28]。因此，拉尔夫·戈莫里（RalphE.Uomory）和威廉·鲍莫尔（WilliamJ.Baumol）从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解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即当一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时，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将从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中受益；但当落后国生产力进步超过某一状态时，会降低他国的整体福利，导致贸易国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从而引发冲突和贸易保护政策[29]。由此导致了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发展中国家走向自由贸易，发达国家却走向贸易保护，发达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反弹回来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30]。

2．“逆全球化”进一步推高了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31]。从数据上看，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经济全球化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2001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2.7%；第二个阶段是2002~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8.8%；第三个阶段是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全球需求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32]。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及制度内涵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变所体现出的“全球化”逆转，可以从贸易利益分配等角度进行观察。例如，美国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当美国公司在低工资国家建立像在美国一样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工厂时，美国工人就失去了竞争力”[33]。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34]。例如，在坎昆会议上，反全球化人士打出了“不要WTO”的标语，这说明WTO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35]。近年来，美国一改多年秉持的自由贸易主张，要求进行所谓的“公平贸易”，试图将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引到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36]。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彭博新闻社（BloombergNews）采访时警告称：“如果贸易谈判不顺利，我就会退出WTO”[37]。他还说，建立该机构的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38]。

3．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它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产生了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革的意愿。新兴经济体，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的经济实体。目前对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高盛对新兴经济体寄予了厚望，认为新兴经济体强大的内需足以完全抵消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大幅下降，并预计占全球GDP16%的“金砖四国”将帮助全球经济维持3%至4%的增速[39]。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厦门峰会上签署了一系列金砖国家合作协议，其中与贸易便利化合作关系最密切的当属《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数据显示，金砖国家跨境电商的发展平均增速己达35%左右，其中，发展最快的中国和俄罗斯更是达到80%的增长水平[40]。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指出：“我们高度评价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我们将启动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全面运作”[41]。在当前国际形势下，WTO是国际经济秩序治理最重要的“稳定器”，对促进全球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美国带头反对这一多边机制，美国对WTO改革提出了“颠覆性”的方案[42]。美国提出以“美国优先”原则改造多边贸易体系，主张单边主义，力图在WTO体系中实现“对等贸易”，要求各国应与美国实施相同的关税水平，并扬言不合其意便选择“退群”[43]。WTO副总干事沃尔夫发出“缺乏改革将导致（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倒退”的警告[44]。他认为，十多年来，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发达经济体成员数千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减，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在全球市场上风生水起，WTO却未能提供任何国际规范，已显示出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规则谈判场所的无能为力。更严重的是，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WTO未能阻止也无法解决；面对今天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狂潮，WTO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45]。例如，2018年7月6日，美国宣布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46]。更有甚者，美日欧开始打造贸易联盟。2018年9月，美国与欧盟、日本举行贸易部长级会议，三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过于宽泛的发展分类，加上自我认定的发展状况，抑制了世贸组织谈判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DennisShea）称采取“中间道路”已经不可行，美日欧需要谈判新版的贸易协议。这意味着，一旦它们之间达成自贸协定，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到时候WTO无论改不改革，对于美国来说都无关紧要了[47]。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欧贸易摩擦有着许多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日欧贸易摩擦讲到底是同盟国之间在经济领域里的利益分配冲突和利益格局调整，即使涉及政治与军事，也因为共同的安全需要和共同的价值观，而能够使问题得到尽快解决；中美之间既不存在政治军事同盟，也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经贸摩擦的激烈程度比之日美间的摩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48]。

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中国

参与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贸易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多边贸易体制。世界经济与政治进入大调整时期，传统国际经济秩序面临重构。另一方面，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各国都将迎来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由于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较之历次工业革命时期都要快，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变革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49]。例如，数字贸易等新贸易形态对国际经济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新挑战。主要大国、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相继提出应对上述问题的方案和议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和大国博弈的重要议题。新兴经济体目前在世界产业分布、价值链投资等重要领域的占比显著提升，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实力是其具备影响力的保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的转折点和催化剂[50]。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渠道是多样化的，这其中既包括参与对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也有以创设金砖合作模式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方式为代表的中国引导合作的新尝试。

1．积极参与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导致其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而美国在当时则缺乏担当世界领导者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为了汲取历史教训，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相继建立了世界银行（World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ATT（WTO的前身），其宗旨就是维护国际货币关系稳定以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由此可见，不论是IMF还是WTO，无疑都属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51]。不可否认，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霸权国供给模式也存在公共产品“私物化”的问题，“私物化”意指霸权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国之利，把原本应该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全球公共产品转变为本国从国际社会获取利益的工具[52]。按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说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预期的效应奠基于各方的利益认同和政策协调，只有这样，国际体系才能顺利运转[53]（P339）。历史上，美国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情常常与其促进民主价值观的渴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例如，原有的以WTO、IMF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济运行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减少贸易障碍、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提供有针对性、小型化的国际公共产品可能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中国正在从经贸领域的公共产品入手，向国际社会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性制度安排[54]。

2．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方式。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发达经济体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2011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由2008年的48%进一步升至51.87%，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所有这些，都对曾在美欧主导下建立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国际经济组织规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55]。西方学者一度将金砖国家批评为“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认为它们享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规范和国际规则的好处，但却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事实并非如此，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中国、巴西、印度、南非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和发展议程的设置者[56]，主席将金砖国家定位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把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这两个重要平台建设好、维护好、发展好，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57]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典范，要在西方国家创设的国际机制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58]。2017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金砖国家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59]。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的目的，就是“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60]。通过这个平台，金砖国家可以对全球基础设施融资、发展援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产生更大影响。同时，中国可以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获得主导权，并借助这一平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6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拟将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对传统国际金融结构以及世界银行（WB）功能的有益补充，可弥补相关机构的缺陷，同时突破对新兴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62]。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协定“碎片化”趋势同步增强，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63]，可加快弥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短板，解决发展资金不足问题，引导其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建设中，提高贸易能力，实现世界经济整体的持续健康发展[64]。英国学派的伊恩·克拉克（IanClark）认为，一个大国只有承担国际责任才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如何体现国际责任？供给公共产品是最主要的方式[65]。我们在高度评价IMF、WTO等国际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公共产品的巨大缺口和“私物化”倾向已日益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等人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指出，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四大综合体系：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53]（P90）。吉尔平从这一角度论证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承担起保障国际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世界经济繁荣，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66]。特朗普上台后，当美国主导的多边体制和多边谈判受阻时，美国迅速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一背景之下，如果没有大国愿意承担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与安全秩序将会面临重大危机。中国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到目前为止，已获得颇为丰厚的成果。“一带一路”构想实质上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之路上，中国倡导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合作建立了金砖国家银行，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组建了联合国第一支常备维和警队。这些行动与组织机构的建立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也证明了不断推进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产品[67]。

四、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狭隘应用已经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混乱和破坏。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正在动摇以联合国和WTO等机构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危及全球化的既有成果[68]。同时，全球化趋势所涉及的领域逐步向更加促进全球人员、资本、技术流动的方向发展，从而不断超出WTO、IMF、WB等传统机制所创设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等传统范围。不同的国家集团为了实现不同利益诉求[69]，必然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这实际上是部分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内心态失衡的反映[70]。在上述背景下，各个国家提升自身实力，建构结构性权力的力量是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途径之一，尤其对大的经济体更是如此。

2015年，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迎来了首个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也为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新动力[71]。另外，从创新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看，中国发起和筹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AIIB，其实质就是希望以创新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方式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7年10月，中共报告更是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72]。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大国，已经开始由过去国际经济规则的追随者向国际经济规则的变革者转变，在国际分工规则制定中的结构性权力持续提升。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更强烈的意愿参与和主导国际性、区域间以及区域性贸易、投资、金融类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51]，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贡献力量。

作者:黄河 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