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的政治因素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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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年初，美国政府在众多国家的反对声中做出对大部分进口钢材征收8％-30％进口关税的决定。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美少数国家以外，美国此次所实施的保护性关税几乎涉及全球各种类型的国家。事实上，近年来国际钢铁贸易领域一直摩擦不断，对于一些小的纷争，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美国这一次行动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国家之多，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首先，在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开始谈论美国是不是已经从“车轮子上的国家”转变为“因特网上的国家”的时候，在钢铁这个传统产业中，美国似乎没有理由如此地大动干戈。其次，WTO所确立的全球贸易体制业已有十年，有关钢铁贸易的协议也已经实施了近十年。在这个时候，钢铁领域面临的任务应该是全面提高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水平。然而，美国却逆潮流而动，全然不顾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其它国家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再者，三年前西雅图会议的无果而终，使得人们期望中的“世纪回合”未能开启。经过两年多的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多哈会议才避免出现与西雅图会议同样的结果。无论是过程中的曲折还是最终的结果，已经说明了人们对纷争不断的国际贸易问题的担忧和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期待。但另一方面还必须意识到，多哈会议上达成的妥协和让步都是很脆弱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前景是很不确定的，在多哈会议刚结束时就有很多人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敏感时期，美国在钢铁贸易领域挑起全面的纷争，有可能影响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启。美国为什么能够置这样的风险于不顾?

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很难对这些方面提出一致的解释。就美国的这次行动来说，每个人都可以从特定的角度提出特定的解释，如同面对所有其它的贸易摩擦一样。但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问题，那么，每一起贸易摩擦都会有其特定的原因，这往往会掩盖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国际贸易是各个国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渠道之一，贸易摩擦正在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结合这样的过程考虑贸易摩擦背后的根源。同时，由于现行的国际贸易活动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的，所以我们还必须结合多边贸易体制的特点来分析贸易摩擦问题。在本质上，国际贸易领域的任何问题都不会是单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或政策都会对有关国家产生相应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其它国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前者的政策效力。无论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运作还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是众多国家相互谈判、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各国所采取的策略是相互影响的，而且策略本身也是在考虑到这种相互影响之后提出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典型的政策博弈过程。在现实中，考虑到国际经济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这又会是一个重复博弈过程。各国在特定时期采取的贸易政策是这个博弈过程的结果。作为博弈的均衡解，它受制于博弈过程的条件、特点以及整个博弈过程所处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特点。

二、政策博弈过程：理论和现实的差异

在博弈理论中，一次性博弈往往导致非合作的均衡解，即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这是从个体理性出发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走出“囚徒困境”的办法是增加博弈的次数。在重复博弈过程中，投机行为会遭致其他当事人的报复。这种报复行为或实施报复的威胁有可能抑制某些当事人的投机行为，从而就可能得出一个合作均衡解。但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还依赖于博弈过程的条件。对于一个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如果当事人对未来收益的评价足够高，也就是当事人有足够的耐心(用δ表示)，“任何满足个人理性的支付向量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均衡得到”。这就是所谓的“无名氏定理”。其中的子博弈精炼均衡，指的是合作博弈均衡。要达到合作均衡，必须存在一个惩罚点。正是由于害怕触发其他人的惩罚行动，参与人才有积极性保持合作，从而避免了非合作均衡解的出现。惩罚点和耐心是当事人进行合作的两个显性条件，除此以外还有几个隐含的条件。要使当事人有兴趣进行合作，合作收益必须大于不合作收益，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要求。同时，惩罚还必须是可信的。所谓“可信惩罚”的含义是：给定某一参与人采取了投机行为，其他人的最优选择就是惩罚或报复。具体到贸易政策的博弈过程，要实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理论上必须满足上面的这些条件。

以美国对钢铁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行动为例，我们来看看合作所需的条件在现实中能否得到满足。首先是耐心问题，它反映了政府的时间偏好。对未来收益的评价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函数，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政府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如同经济个体一样，政府的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它的眼光不可能绝对的长远，对未来收益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很快。在面对钢铁这样的行业时，行业自身的特点将导致政府尤为关注眼前的利益。原因就在于，作为一个传统的夕阳产业，钢铁行业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期。对于这样的行业，当期利益尤为重要，而未来的收益，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是下降的，它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如就业、产出等)是下降的。因此，在各国政府考虑长期内的总收益时，更加偏重于当前的收益。结果就是“耐心”的下降。美国政府在为其行动作解释时，就曾指出“目的是为钢铁行业的调整争取几年时间”。这就说明了，面对处于调整期的钢铁行业，短期利益尤为重要。此外，每一届政府都要面临换届选举的压力，政治利益是其目标函数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政府在评判长期中的总收益时，“耐心”会更低。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钢铁行业有十几万的就业人员和近60万的退休人员，这些人的选票是任何—届政府都不能忽视的。选举利益具有更明显的短期性，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对眼前收益的偏好，这就降低了上面所说的耐心或值。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具有了采取投机行为的动力。

在美国政府作出提高关税的决定以后，有关各方都发出了报复的威胁和警告，但是直到现在报复并没有具体实施，同时各个国家都竭力表明这样的事件只是相互关系中的局部问题，都不希望演变成全面的贸易冲突。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的。报复行动能够带来的最大的潜在收益是美国采取合作、放弃加征关税的决定。而报复要发挥效力就必须是“严厉的”。在与美国所进行的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各自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对等的，为了使美国的投机行为或不合作行为得不偿失，处于劣势的国家就必须扩大报复行动的作用范围。因为，在单一领域中采取行动，最“严厉的”报复行动是彻底禁止来自美国的这类产品，而在美国出口市场相对分散的条件，这也不会对美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为此就必须扩大行动的范围，而这又引发与美国的全面贸易冲突。全面贸易冲突的成本是高昂的，往往超出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所能够承担的范围。这样的“报复”或“惩罚”事实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对于实施国来说，这不是可行的选择。另一个办法就是多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但在这样的联合行动中，由于各国的利益存在差异、利益的大小也极不相同，联合行动同样面临投机行为和交易成本，它的影响只是增加了报复行动的成本，而没有增加收益。在现实中，如果没有特定的制度约束，多个国家统一行动也是不可行的。由于可信威胁是抑制投机行为的必要条件，当美国意识到其它国家的威胁是不可信的时候，它就不会主动抑制采取投机行为的冲动。

现实中的政策博弈过程往往是介于有限次重复博弈和无限次重复博弈之间，如果从政府要换届选举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间的政策又会是一个有限次的重复博弈。从博弈理论中可以知道，有限次博弈无法抑制投机行为的发生。再结合特定行业如钢铁行业的特点和威胁的不可信问题，博弈的最终结果通常是非合作均衡。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缺陷：结果对初衷的背离

从上面的政策博弈过程可以看出，政府的个体理性会导致非合作的均衡解，这样的结果不是有效率的。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抑制投机行为，推动合作，最终实现有效率的合作均衡。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以世贸组织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功能?WTO有五个基本功能，它们包括：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和运作；为已经涉及的议题或新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机制；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融合。作为主权国家进行多边合作的机制和组织，WTO本身既不制订任何规则，也不执行任何规则，因为它不具备超越国家主权的强制力。WTO在本质上类似于一个市场，各个主权国家在这一“市场”上相互交换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交换的结果是共同的行为规则。WT0的各种规定、制度、协议的演变，本质是为了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领域纳入这个“市场”中，同时在规则和机制上促进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或“交换”，抑制投机行为。在WTO所奠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小，争端解决机制是直接针对各国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的。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GATT更加及时、自动和具有约束力。它一般包括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鼓励成员之间尝试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争端，WTO可以为这种磋商提供便利；第二阶段是成立专家小组，如果争端方在60天内无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小组；第三阶段是专家小组开始工作并向有关方和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最终报告；第四阶段是通过决定，争端解决机构应该在60天内通过工作报告，争端方可以就最终报告提出上诉；第五阶段是执行通过的决定，违约方可以要求一个“合理期限”去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执行，就必须谈判互相都能接收的补偿措施，否则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终止履行对违约方的义务或承诺。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大国不可能阻碍裁决的通过，它的本意是要通过集体或制度力量来增加惩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这自然有利于抑制投机行为。但相对于博弈过程所需的条件，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针对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其它国家的报复行为必须得到WTO的授权。WTO在给予授权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骤，违约方有可能通过影响这些程序而最终影响WTO的授权行为，如否决专家小组的人选。也就是说，违约方可以阻碍其它国家的报复行为。从自主决定报复或惩罚，到必须得到授权后才能报复或惩罚，其可信性事实上是降低了。其次，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有关国家就争端进行谈判和磋商。在开始时，争端解决机构首先会鼓励为解决争端进行双边磋商，然后才会真正开启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在最终裁决通过以后，争端解决机构也要求有关国家就裁决的执行问题和补偿问题进行谈判。只有所有谈判都失败了才会授权起诉方进行报复。由此可以看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竭力想避免报复行为。程序性约束与报复的直接成本结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报复行为的可能性。在违约方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报复或惩罚就变得更加“不可信”。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从推动合作、抑制投机行为的要求出发，争端解决机制应该加强报复和惩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而事实上，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程序性安排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这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

WTO在解决争端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首先要求有关国家展开新的谈判和磋商，这一系列谈判都是由最初的那个投机行为引起的。投机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新谈判的起点。在理论上，如果投机行为一定触发其它国家的报复和惩罚，投机行为可以得到抑制。但是，如果投机行为引发新的谈判，结果就不太一样了。新的谈判就是新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新的交换和让步。就新的谈判来说，我们姑且不考虑谈判失败的情况，只考虑谈判圆满达成协议的情况。有人就会认为，因为谈判取得了成功，所以投机行为被消除或抑制了。但是新的谈判本身就意味着新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利益交换或让步都是由投机行为引发的。换句话说，有关国家可以用投机行为来换取其它国家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本来是无需付出的。如果投机行为不仅不会遭致惩罚，反而可以成为与其它国家进行谈判的条件，那么，投机行为事实上是得到鼓励或“奖励”的。结合美国对钢铁进口加征高关税的行动，我们隐约可以看出其中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3年前的西雅图会议上，各国家就新一轮多边谈判的议题争执不下，是会议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多哈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意图之一就是为以后的谈判增加筹码。钢铁行业是一个传统产业，有关钢铁自由贸易的协议也是乌拉圭回合的成功之一。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要求将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纳入新的多边谈判，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首先解决乌拉圭回合所达成协议的执行问题。通过加征保护性关税这个行动，美国可以将其它国家拉到谈判桌前。在谈判中，美国可以把它的让步说成是对已有协议的执行，从而以此为条件，要求其它国家在多边谈判的新议题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在这里，谈判的筹码和条件直接来自于投机行为。

在国际关系中，唯有利益是永恒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行为总是建立在特定时期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当不合作或投机行为能够增加自身利益时，有关国家就必然具有不合作的动力；当投机行为得不到有效抑制时，不合作的状况就会成为现实。这就是用博弈理论来分析钢铁贸易摩擦所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