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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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产品国际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各国贸易保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新时代，需要积极应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变化，推动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变化

（一）“多哈回合谈判”受阻。WTO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核心，关于农产品国际贸易制度安排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这一协议规则虽然降低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关税，但规则的失衡与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存在较大冲突，为此，WTO开启了“多哈回合谈判”，并将农业谈判作为重要内容，意在推进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撤除出口补贴政策、赋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等一系列改革。相对于“乌拉圭回合谈判”，此次谈判的核心是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利益，因而受到了发达国家的质疑与不满，也导致多哈回合农产品国际贸易制度改革遭遇挫折。[1]2008年初，美国与印度不同意特殊保障机制议题，2008年底第四版修正案在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和触发条件等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协议一再推迟。在这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日益增加，“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2009年以后的几次部长级谈判也先后在市场准入以及一些政治问题上受到阻碍，“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越来越遥遥无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农产品国际贸易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是内因，但更主要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地位相对走弱，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开始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如“乌拉圭回合谈判”那样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准则的现象一去不复返，发达国家则不愿意放弃利益，造成了“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经济形势与农产品贸易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也给“多哈回合谈判”带来了不确定性，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二）WTO体系受到区域贸易协定的挑战。虽然时至今日，WTO依然是全球贸易制度的核心体系，其建立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和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依然受到各国尊重。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受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在WTO框架下很多问题的解决效率比较低下。在此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得到各国的认可，与WTO合作相比，区域经济合作在选择贸易伙伴上、制定规则上都有着更明显的自主性，很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充分发挥了参与国经济发展优势，也很好地保障了参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纵观近年来全球各地区成立的区域贸易协定，不少都涉及到农产品贸易关系。以曾经影响力巨大的TPP协议为例，由于其成员国主要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多数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非常大。比如，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要求成员国削除和减少敏感农产品贸易的关税。在农业领域，要求取消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并严格管理出口信贷、出口保险或信贷担保。[2]TPP曾经被称为21世纪的贸易规则，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超前，主导的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零关税，美国退出后，更名为CPTP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有关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规定，代表着未来贸易发展走势。但与之前的WTO规则相比，CPTPP的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开放，对成员国的主权限制更多，仅仅是在粮食贸易上，对成员国的粮食安全带来较大挑战。类似于CPTPP协议这样，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上与WTO规则不同的协议还有很多，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变动的影响

（一）关税保护将会越来越严。“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直到搁置，对于农产品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问题，WTO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的适用性更低。尤其是现在WTO相关改革虽然已经开始，但美国提交了一轮改革方案后一直没有下文。欧盟虽然对推进WTO改革还比较热心，但在重要议题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的决策机制下，想要真正完成WTO改革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在此情况下，WTO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将会出现很大问题，迫使更多的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上偏向区域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区域贸易协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内推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尽可能地降低关税，但对非成员国一致对外的排外性，比如CPTPP、TTIP都存在这样的特点。以前在WTO框架内，所有成员国都是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但在区域贸易协定条件下，其成员国一致对外的关税保护，将使我国与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处于不一样的贸易地位，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原本中国农产品在农业补贴、保险等方面就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加之我国分散种植的农业耕作方式，在农产品生产效率上不占优势，如果再加关税上的劣势，会极大影响到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比如，东盟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市场，但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已加入了CPTPP，该协定的对外排斥特点，毫无疑问会对我国与这些传统出口国的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甚至会使一些农产品出口企业被迫放弃一些市场，这将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重大打击。[3]（二）农产品贸易标准越来越高。以CPTPP为代表的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关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标准都更高，势必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冲击。比如，按照CPTPP协议，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会逐渐消除，以实现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得益于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多为大型农场和跨国企业，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大都比较高。在WTO规则内，发达国家对进口食品安全和质量都设置了严格的标准，而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这种标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比如，日本对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及其配套检测方法标准超过5万项，美国超过3万项，而当前我国只有5450项，差距非常明显。目前来看，无论是CPTPP还是TTIP，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上所使用的标准都较原来的WTO规则更加严格、更加丰富，可以设想未来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各个区域贸易协定中。对我国而言，无论是加入某些区域贸易协定还是不加入，都会因此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一方面，如果加入到类似于CPTPP这样的协定中，需要我们在国内农产品相关标准上与其进行接轨，这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将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入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其一致排外的农产品贸易标准，将会使我国47与其成员国的农产品贸易直接受到冲击。[4]尤其是CPTPP的成员国大多都是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一旦无法满足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标准，相应的也会被其他成员国拒之门外，这无疑会使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面临严重的贸易障碍。一方面是农产品贸易标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标准较低，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丧失。（三）农产品出口环境越来越紧。在WTO规则范围内，农产品绿箱、黄箱等政策是各国保护本国农产品行业不受冲击的重要制度。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中都对此有了比较大的修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CPTPP规则中对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零关税化的要求，这将使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开放，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一些贸易规则要求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对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与保险严格管理，这对于农业保险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农产品将会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处于不平等地位，从而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由于缺乏健全的农产品保险制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支持往往停留在“表面”，虽然出口补贴在加入WTO后就已经取消，但农产品种植生产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补贴形式，属于这些规则所禁止的内容。没有了这样的保护，相当于“赤膊上阵”，显然很难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另一方面，在出口限制上，更加宽松的环境会让发展中国家农业更加直观地面对市场风险，这对于抵御风险水平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会是很大的风险。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有着更加健全的市场，其应对农产品市场风险时可以使用全球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冲击，但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CPTPP关于粮食出口限制的条款，要求必须是防止或缓解严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出口限制，这无疑具有巨大风险。对进口要求贸易自由化，对出口限制却有着严格使用条件，长此以往，实行工业化大生产的发达国家农产品很容易冲击到以分散种植为主的我国农业生产，对农业安全带来严重挑战。[5]不同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其特定的周期，一旦受到国际农产品的冲击而出现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等问题，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不利于农业安全。

三、农产品国际贸易变化下的应对之策

（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受到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和我们自身一系列降税措施的影响，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2001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从279亿美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2168.1亿美元，其中2018年出口额增加到797.1亿美元，进口额增加到1371亿美元，贸易逆差为537.8亿美元（如表1所示）。除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产品对外贸易出现了负增长，其余年份均实现了正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但也应该看到，在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还有42.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2018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已达到537.8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虽然是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面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农产品贸易强国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6]（二）农产品国际变化下的应对之策。1.积极推进WTO改革，维护既有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虽然当前WTO贸易体制在效率上有着劣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WTO体制却是最公平的贸易体制，也是最有利于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体制。因此，在参与区域贸易谈判的同时，积极推进WTO改革，维护好农产品国际贸易多边体制。一方面，积极参与到WTO改革中来，贡献中国智慧。在与美国、欧盟等WTO主要领导力量的交往中，积极阐述对WTO体制的支持。比如，美国在提交一份WTO改革方案后，迟迟没有后续动作，实际上是搁置WTO改革，中国可以努力推动这一进程，明确支持欧盟为WTO改革所作的努力，与欧盟一道推动WTO改革。另一方面，利用多种场合，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确保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保障。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应发挥这一优势，借助中国主导和参加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南南合作等，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WTO改革，最大限度地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7]2.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WTO多边贸易决策机制决定了WTO规则的改变以及整个WTO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贸易合作将会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从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看，关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议题往往都是重要内容，形成的一系列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也对当前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WTO改革搁置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合作是大趋势，应积极参与其中，不断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水平。一方面，对外积极与他国开展贸易合作，加快贸易协定谈判。比如，对东盟、日韩等我国农产品传统出口国应尽快达成贸易协定，以防止这些国家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产生排斥。对CPTPP等我国尚未参加但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区域贸易协定，探索参与其中的途径，争取成为其成员国。另一方面，对内积极加快调整，跟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发展。CPTPP等协定关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市场发展方向，早研究早着手改变，可以有效避免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3.积极加快农业产业和贸易结构调整，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农业生产方式以分散型种植生产为主，抵御市场风险较弱，农产品贸易结构不合理，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在出口农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大。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应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产品贸易结构调整。一方面，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鼓励各地推进农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提高其技术与资金实力，特别是提高其市场化水平。加大对有实力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其扩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逐步引导农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种植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改善我国出口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局面，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财政、金融、保险等方面，给予适当补贴，降低我国出口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大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参照发达国家对大豆、棉花、小麦等重要农产品提供补贴的做法，针对那些具有出口潜力以及敏感的农产品，提供更多的补贴。将当前主要针对消费者补贴和流通环节补贴，转变为主要针对生产者和生产环节进行补贴。[8]4.积极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从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有关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看，农产品标准化和高质量是不变的主题，这恰恰是我国出口农产品的薄弱之处。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一方面，政府应加快推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不管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如何变化，最终也要靠农产品竞争力说话。而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一国农产品质量如何才是其竞争力最大的凭证。因此，应进一步健全农产品的技术标准，HACCP认证、GAP认证以及ISO22000食品质量认证等，要加大推广力度，引导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认证。紧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产品相关标准，加快提高国内相关标准。日本、美国是我国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但其农药残留标准等非常高，往往会将我国大多数农产品拒之门外，提高国内标准，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准入概率。另一方面，要加大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力度。着眼于提升我国出口农产品比较优势，加大对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潜在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科研投入力度，加大相应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力度，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以有效避免其他国家的技术壁垒。同时，对当前出口量比较大的农产品，围绕新技术应用、新管理手段等，加大推广力度，不断将其做细做精，形成对其他国家相同产品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要引导农产品出口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品牌竞争力。[9]5.积极防范农产品贸易风险，完善农产品进口监测机制。在国际贸易中，越是在规则变动时期，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概率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变动的情况下，应加强应对市场风险。一方面，建立健全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监测预警机制。紧盯芝加哥期货市场等国际主要期货市场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与相关农产品贸易商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设置信息采集点，并借鉴其他领域的预警作法，设置预警信息等级，对可能出现的国际农产品价格涨跌开展预测，及时发出预警。[10]同时，健全国内信息机制，确保相关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各农产品贸易企业和行业协会，为应对风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提高应对农产品国际市场风险水平。虽然我国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大国，但远不是贸易强国，大宗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比如，国际粮食定价权基本操控在美国的“四大粮商”手中。以大豆进口为例，从大豆种植到大豆贸易，再到国内的豆油加工，“四大粮商”全面渗透，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我国大豆进口也多次出现价格走低进口减少，价格走高反而增加进口的反常情况。因此，要强化对市场风险的应对，鼓励有实力的农产品贸易企业参与跨国贸易，鼓励农产品期货市场加强与芝加哥等全球著名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合作，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引导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开拓多区域市场，改变当前农产品出口市场单一化与集中化的局面，形成多元化出口市场，进一步分散贸易风险。

作者:金花 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