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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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仍不见起色｡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成员国没有约束性,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在贸易自由化速度､范围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异,都使得APEC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困难重重,至今效果仍不显著｡

WTO虽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有着各自利益的一百几十个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2年12月举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多哈会议上各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

3.东亚自身发展需要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内因｡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在加深,过去对区域外经济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有数据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区内其他成员的贸易依赖度均已超过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达到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各成员间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区内贸易的不断加深,使各成员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共识不断增强,甚至对建立自由贸易区一向谨慎的中国和对东亚地区不甚重视的日本一改过去的态度,转而积极参与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东亚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关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韩国､东盟的一些成员国关税水平低于10%,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也从过去35%下降到目前13%左右,日本关税更是不到5%,这都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条件｡

4.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现状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已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首先,近年来在东亚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亚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实现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自由化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呈现良好态势,表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不断发展,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深入等方面,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1980年东亚各国间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25%,1992年上升到45%,2000年跃升为60%｡东亚区域内的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从1990年起,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已超过境外对该地区的投资1996年东盟七国及日韩港台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当年中国协议利用外资总额的75.5%｡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内产业分工逐渐向水平加垂直的复合型产业分工转变,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1990—1998年,东亚地区中间产品,如部件和原料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成品贸易,域内制成品贸易额总体上升了92%,这同时意味着东亚产业结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其次,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东亚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次区域､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加强了区域内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并签订了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东盟不仅自身迈出了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东盟首先提出与中日韩三国举行会晤的设想｡东盟成员国还单独与东盟以外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泰国已开始探讨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再次,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在当前“10+3”框架下,东亚国家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定期举行会晤,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各方缔结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的“清迈协定”,创设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或金融危机出现阻止投机风波的基金,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整个世界开始向三大板块格局转变｡

三、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东亚各国相互不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的斗争是困难之一｡东亚地区历史上只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这份历史遗产留下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阻碍了东亚各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特别是在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堪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相提并论｡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实力决定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东亚区域合作都不完整,其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两国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以来就再也没有真正修复｡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在安全上互相不信任的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和其寻求政治强国的愿望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固有的安全感被激活了,国内的极右势力有所抬头,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而日本在诸多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都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

任｡美国的态度不容忽视｡美国虽不是东亚国家,但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盟国以及它对东亚巨大的经济影响,取得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态度也将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这都给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小的困难｡

其次,东亚各国自身的内部关系难以协调｡第一,东亚各国对合作的范围､领域､做法的意见不一,在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问题上,可调和的空间相对较小;同时,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导致各成员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提出保护部分产业部门的要求,这无疑会影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第二,东亚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还不是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市场,各国大部分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尽管目前东亚内贸有所增长,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服务内需,而是服务于区外市场或提高对区外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东亚地区仍存在着一些热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趋向激化,从而妨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东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之路,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泰国危机后不良债务进一步增加,马来西亚股价恢复水平最低,说明市场信任度不高;印尼金融机构重组和不良债务处理进展缓慢,其政局动荡是经济恢复的重要不利影响;日本经济虽止住跌势,但经济恢复乏力｡同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也会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不利因素会延缓东亚经济的复苏,各成员国因国内因素的压力必将延缓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种模式

正是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向自由贸易区过渡的途径｡我们认为,目前东亚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以下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其一,三个“10+1”合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2001年“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倡议在10年内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方面的积极响应｡2002年5月,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使日本､韩国受到震动,因而日本积极谋求在中国前面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2002年1月签署了《日本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为了实现东盟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关系,各种合作包括一个可能的自由贸易区应该在10年内尽可能快地完成｡同时,韩国也积极地与东盟保持各种联系,正在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样三个东亚大国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并最终建立东亚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其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部分,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三国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日韩的政府间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3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这种会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目前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基础最好､合作前景最为广阔､最容易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再加上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的深化,东亚地区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最终形成整体的自由贸易区｡

以上两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东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进程中,且相互促进｡在第一种途径中,随着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经验的逐渐累积,会为它们之间的整合提供借鉴意义｡同样在第二种途径中,中日韩和东盟内部合作的加强也会对前者即3个“10+1”的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途径选择必须考虑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并尽量调和各种矛盾与摩擦｡我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可以在现有东亚各类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推动,由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与整合,进而最终统一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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