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对外贸易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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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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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

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

（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

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

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了汉代，武帝曾在燕人卫满所统治的朝鲜半岛西北部，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莬四郡。于是，那里与汉朝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如今，在朝鲜半岛出土了不少汉代文物就是例证之一。西汉时，乐浪是朝鲜的贸易中心，当时中原通往朝鲜的交通有水、陆两路：陆路以燕（蓟）为起点，史称：“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这是燕（蓟）与朝鲜、秽貉、真番之间的交通干线；水路乃从齐（今山东）的之罘出发，浮海直达朝鲜半岛。当时中原内郡商贾去的不少，朝鲜的特产和西汉的漆器、丝织品等，是相互交换的主要内容。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始于秦代，传说，秦始皇时曾派徐巿下海求灵药到了日本。西汉时中、日交往增多。据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2]

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3]

日本（倭人）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日本商人一般先浮海至乐浪，再舍舟经辽东而入。到了东汉，中、日联系日趋频繁。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4]。光武帝绶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已在日本出土，这标志着中、日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式建立。两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献见”、“朝贺”带有官方易货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取得了中国的铁器、铜器和珍贵的丝织品等，使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2、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贸易主要动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大宛、大月支、大夏、安息、奄蔡、條枝、黎轩等国，中西贸易日趋频繁。如据《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的记载：

（西汉王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條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西汉同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主要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国”，遏制匈奴势力；但同时也有与各国开展经济交流，寻找新的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西汉时，随着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许多手工业品，特别是丝绸等，需要在域外市场上打开销路，换取“殊方异物”。而中亚、西亚诸国与汉通使，也多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在那些地区或国家本来就不乏擅长经商、逐利者。如大夏“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5]。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6]。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7]。各国来汉的使节，很多是“贵汉财物”的变相商人。利之所在，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西汉方面，一年出使十余批的人中，去中亚、西亚各国的“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外出经商的时间很长。

东汉时期，为进一步打通对西方市场的商贸联系，曾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故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旅途之艰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严重障碍，未能到达大秦。《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具体地点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者。当时罗马帝国国力强大，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显为活跃。到东汉桓帝时，中国乃开始与罗马帝国正式接触。据《后汉书·西域传》载：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罗马皇帝安敦究竟是何人？待考。但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后，中国与罗马帝国有了正式交往当属实事。

两汉时期，从东西方交换的商品来看，当时中国对中亚、西亚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漆器、玉器、铁器、纺织品等，其中尤以丝和丝织品占突出地位。而中亚、西亚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毛皮织物和奢侈品等。

3、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西南的“滇缅道”、“蜀布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是通往今缅甸（掸国）、印度（身毒或天竺）、越南（林邑）等地的商贸要道。缅甸是中国近邻，两国人民早有往来，东汉明帝时派人去印度取经途经缅甸。同时它又是东汉与大秦之间的桥梁。《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和帝至安帝时，“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说明大秦也通过缅甸与中国发生过联系。在缅甸之南的印度，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后汉书·西域传》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自西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道后，中、印联系增多。蜀布、邛杖等蜀郡土产，可“市之身毒”[8]。蜀地商人不顾当时政府禁令，“或窃出商贾”，以走私方式前往该地区从事贸易[9]。东汉和帝时，印度对中国“数遣使贡献”[10]。至于山水相连的越南，自秦以后，因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货物交流不断。

自从南越设郡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随之得到发展。当时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在沿海已出现了可供船舶停靠和出船的港口。番禺（今广州）是南海最大的港口，已成为国际性商贸海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不少绮丽器物，估计来自东南亚地区，表明番禺至迟在南越王时期已与海外有贸易交往。此外，徐闻、合浦也是当时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材料在航海史上极为重要。其中所记录的地名，中外学者多有考证和研究。大都认为：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邦的康普腊姆；皮宗国即今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已程不国即狮子国也就是今之斯里兰卡。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的具体位置，学者虽然意见不一，但就大的范围而言，都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乃可肯定。为何西汉商使的海船只到达东南亚的黄支国而不继续向西至印度洋？有人认为其原因有多种。“或者因为到了黄支国已满足了要求，不必继续向西远航；或者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利用信风，横渡印度洋；或者因为怕被马六甲海峡西岸、安达曼群岛和尼科马群岛的海盗或野人所剽掠杀”[11]。

至东汉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中国与印度（天竺）、罗马（大秦）已有频繁的海上往来。他们的船舶利用信风，横渡孟加拉湾或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越南沿海而达番禺（广州）。通过这条交通线，更有利于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人民互通有无和商贸的发展。

两汉时期，中国在对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杂缯”或“缯帛”，还有漆器、铜器、陶器等。“杂缯”或“缯帛”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绢、练、纱、绮、锦多种。中国的这些特产，产量多，质量好，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爱，所以销路极广。进口商品主要是琉璃、果布、犀牛、琥珀、玛瑙。还有象牙、翡翠、玳瑁、水晶、珊瑚等。大多数是供统治阶级用的奢侈品。

》卷116《西南夷列传》。

[1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1]周连宪、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

（二）对外贸易中出使兼通商合一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当时的官营贸易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出使兼通商，外交与外贸的合一。

随着秦汉****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发展，在外贸政策上，通常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当时的外交联系与商务活动往往结合在一起。外贸并非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多以某种政治目的为先导，政治指导外交，外贸要服从外交。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为了“截断匈奴右臂”，使汉之“威德遍於四海”[1]。同时，也有与中亚各国开展经济交流、进行贸易往来的用意在内。当“丝绸之路”打通后，汉廷去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同样肩负着外交和外贸的双重任务。如《汉书·张骞传》记载：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师古注：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支、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又《汉书·西域传》载：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大）宛善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张骞出使中亚各国，率领随员三百人，携带黄金、丝帛数千钜万，牛羊以万数抵达乌孙，还派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月支、大夏等国。通过使团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也有商贸往来，将带去的大批金帛，买回了汉廷需要的物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扩大与南方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开展对外贸易，汉廷时常派出庞大的使团到各国活动。这些使团由官府出面组织，其成员中，有的是皇帝的亲信、黄门属吏；有的是为谋取厚利的商人。他们不单是为了耀威海外；也有进行贸易的目的，将带去的大量黄金、缯帛与沿途各国交换珍宝异物。而海外来中国的使者，其人员构成往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另一种是官方使团以“献见”或“贡献”的名义而来。史称：“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2]。这都说明，当时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是结合在一起的。汉廷对外国的“奉献”，要报以“回赏”，这实际上是一种贡纳贸易，是以“贡献”与“回赏”形式的商品交换。

东汉时期，随着中国与周边各国联系的加强，贡纳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据《后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于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條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天竺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永宁元年，撣国王雍由调復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以上列举的只是安息、天竺、掸国的“献见”。此类事例还有许多。大凡外国使团或使者的朝贺、贡献，中国皇帝一般都会对其回赠、“厚遗”，并给予盛情款待。史称：西汉武帝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会外国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3]。东汉时期，对外国使团来献，同样是岁餐四夷之客，热情接待，并赏赐“金银、綵缯”。外交与外贸的合一，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对后世历朝有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虽然多为政府行为，大部分是政府组织的贡纳贸易，而民间私营的域外贸易往往受到限制。但它仍有历史进步性和重要意义。

首先，它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例如：西汉时，罽宾国“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通过交往接触，乃经常“遣使奉献”。康居国开初也因“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由于汉使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终于使中、康关系得到改善[4]。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已抵條支，临大海，到了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正式与中国交通，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为款待外国使者和商人，汉廷设立邸舍供应沿途食宿，甚至还派人对他们护送回国。总的来说，自武帝后，中亚、西

亚各国与汉廷的关系未断，或遣使奉献，或遣子入侍，或接受册封，通过不同的形式保持联系，同时，在此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渐提高。

再者，通过派出使团和开展对外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自张骞“凿空”，开辟丝绸之路后，外国商旅交往频繁。《汉书·西域传》说：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贾贩，日款塞下”。又云：“武帝之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又《后汉书·李恂传》说：“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遣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除此之外，当时进口中国的商品、物资还有其它一些特产。如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等国的葡萄、胡瓜，大宛的胡麻、苜蓿、酒杯藤，安息的石榴、胡桃、橄榄，印度的胡椒等。另外，西方各国的文化，也随着使节往来和贸易发展，而对中国发生影响。如大秦艺人的魔术、杂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如丝绸、漆器等，也使外国感到神奇，并陆续传入西方。《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丝绸、漆器极受西方各国珍视。丝织品在大秦的价格很高，一匹缣可卖二十五两黄金，非常珍贵。汉代中国是比较开放的时期，中国的先进的产品，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汉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