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保护主义特点试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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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保护主义，系7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它发源和生长于美国，80年代下半期其思潮几乎席卷全球，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特点和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可以从五个方面将新老贸易保护主义作一比较：1、性质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较落后国家为了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目标，通过对某部门或行业实行保护措施来促进这些部门或行业迅速成长的理论或思潮。这种保护的最后趋向是走上自由贸易之路；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保住昔日的经济优势地位，通过广泛实行保护措施来维持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理论或思潮。前者在贸易政策行为上不改变国际贸易政策总趋向，而后者则可能影响到国际贸易政策的总趋向。

2、对象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工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主要是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在大多数国家的任何时期都受保护。

3、范围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在商品贸易与资本贸易领域实行保护，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领域扩展到了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领域，这是因为在70—80年代，服务与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因素。它们也象商品与资本贸易一样遇到了它国的贸易壁垒。

4、措施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主要采用关税壁垒，包括征收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惠制等；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繁琐的海关程序和海关估价制度、条件苛刻的技术标准、复杂的健康与环境卫生检疫、内容和手续繁杂的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进口许可证制、进口押金制度、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自动”出口配额制、有秩序行销协定、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外汇管制、进口国家垄断、各种国内税、补贴和进口配额制，等等。据估计70年代未非关税壁垒达900多项。新老保护主义在措施上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传统保护主义奖出限入的重点在限制进口，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在鼓励出口。

5、区域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在区域范围内，国家之间仍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共同的关税壁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政策。欧共体不仅通过关税同盟与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外筑起贸易壁垒，而且将这种区域保护范围扩大到联系国（如对46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优惠制），使西欧工业品和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封闭，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利益，助长美国国内新保护主义思潮。80年代美国在全球贸易体制上的挫败使其不再坚持反区域保护的立场，而转向提倡自由贸易全球化与实行贸易保护区域化的双轨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贸易退到强调“互惠”的区域自由贸易的产场上。

从上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不同主要来自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修正。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主要来自凯恩斯主义与新福利经济学两大源泉，此外也吸取了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主义论据。其理论特点是在分析时采用个量与总量、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且往往通过设立模型来进行数理分析，这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的纯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就其结论来看，该理论批评了高关税政策，主张实行最适关税率，并且不以关税壁垒为唯一手段，而是建议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贸易措施，即非关税措施兼而有之。

1.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主张自由贸易理论者坚信国际间自由贸易往来有助于各国生产资源最有效的利用，使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高。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认为并非如此，因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各种假设并不符合现实。

首先，市场的非完美性可使贸易国的福利水平比自给自足时要低，非完美性表现在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可能发生扭曲。从产品市场看，当生产方面发生外部不经济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就会出现差异。如农民在计算农产品价格时未考虑土地受损因素，从而低估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使得国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反映出真正的边际成本，由此造成商品市场扭曲，从而使该国福利水平在自由贸易下比自给自足时低。对此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通过关税政策来解决。但征税后原自给自足的生产均衡点上移，而消费均衡点却下移，由于产品市场存在扭曲现象，关税政策的结果仍难以使消费均衡点上升到生产可能曲线之上。因此，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通过非关税措施促使私人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提高福利水平。这就是对低估生产成本的农产品课征租税，以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同时对工业品给予补贴，使得私人转换成本等于社会转换成本，然后通过自由贸易，提高消费均衡点。分析的结论是当产品市场发生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可能使一国福利水平降低，而以关税来弥补的政策并非最优政策，最优的政策是通过非关税措施的混合使用来调整扭曲，以达到经济福利的目标。

从生产要素看，也会发生扭曲现象，表现为产业之间生产价格发生差异。譬如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工资往往低于工业部门的工资，并且在劳动边际生产力方面农业也低于工业。当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时，一国的生产均衡点不落在契约线时的生产可能曲线上，而是落在扭曲时生产可能曲线上。假如这时该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生产均衡点右移，福利水平可能会比自由贸易时要高，但难以使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因此，关税政策仍并非最佳政策。根据新贸易保护理论，这时就应以非关税措施去替代关税政策。假如对工业部门提供补助金，虽说可以使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也并非是最佳政策，因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仍不相等。为此，新贸易保护理论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对生产要素征收租税或提供补助金。

其次，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存在困难。当一国生产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移动且要素价格出现刚性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使原来在保护状态下从事进口替代产业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一下子难以被出口产业吸收，由此产生结构性失业。假如失业带来的损失大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那还不如唯持原有的保护贸易状态[1]。

这样，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最佳时，新贸易保护论者批判道：在市场出现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最佳选择，关税政策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却不能调整扭曲，最佳政策在非关税措施。

2.对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的批判与补充。

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运作非关税措施，但并不完全排斥关税政策的作用。他们承认关税的效果，但不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因为在实务中这将使贸易无法进行，因此他们提倡最适关税。最适关税理论是在批判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者对关税效果的一种偏向且加以某种补充后提出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强调关税的保护效果，集中表现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上。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通过高关税来进行的，但有一段时间关税保护遍及到了非幼稚产业部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GATT在削减关税方面的重大胜利，走高关税保护的老路显然已不太可能，为此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强调关税保护的实际效应，这就是确定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他们看到，关税有保护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同时，也保护了向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如果对后者课征的关税过大，不仅会抵消保护效果，而且还可能使有效保护率变成负数。因此，并非所有的关税都起到保护效果。有效保护率理论批判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关税保护作用上的片面性，强调了关税保护的有效性。

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评价关税的作用，且强调关税在保护幼稚工业、增加政府岁入、提高福利、提供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效果，是新老贸易保护论者的共同特点。只是传统贸易保护论者把重点放在保护工业与增加收入上，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论者则把重点放在福利、就业和平衡收支上。关税在改善交易条件上的效果系新老贸易保护主义共识，只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除了关税措施外，非关税措施同样也起到改善贸易条件的效果，且负作用很小。

3.新贸易保护理论的两个主要来源。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英国的阿瑟·庇古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例如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反之，则进行补贴，从而缩小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距，使经济福利增加。后来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的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对他的某些理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如撇开收入分配问题，认为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并提出效用不可比较等。福利经济学（主要是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对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每个社会成员福利的简单总和，个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如果一些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未使任何人境况变坏，那么整个社会福利就增加了。自由竞争能达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但现实中无法做到完全竞争，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来增加社会福利。政府的责任就是如何使资源最优利用、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后来成了新贸易保护理论衡量贸易政策的基础。

(2)最适度原理。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在序数效用基础上说明过经济福利，指出经济资源使用最有效状态，即最适度状态。其大意是：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对生产资源的配置作任何改变必然会在增加一些福利的同时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这种状态称“最适度状态”。新福利经济学发展了帕累托的这一思想，提出交换与生产的最适度条件。交换的最适度条件是交易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者来说都是相等的；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是某种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产品的价格，或者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交换率相等。在这样的最适度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最优化，产品生产最有效，产品交换彼此得到的满足也最大化，从而社会福利也最大。最适度原理被新贸易保护论者运用到关税上，认为如果课征关税能使一国获益，那么就会出现各国竞相征收关税，竞相提高关税，从而使国际贸易无法进行，各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为此他们不主张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而是倾向最适度关税率，这是在自由贸易与禁止性关税之间能使本国实质所得达到最大的一种关税率，其公式为：t＇＝1/(ε＇－1)，换言之最优关税率(t＇)就是外国进口需求弹性(ε＇)减1的倒数。

(3)补偿原理。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最适度条件后，也意识到这种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时可能便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补偿原理”，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予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

新贸易保护理论将这一原理应用于评价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贸易利益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某项政策变动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为此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受损者予以补偿和救济。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即例外条款）。

除了福利经济学外，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理论，但其追随者如美国的汉森、萨谬尔森和英国的哈罗德等人发展了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观点或思想，从而构成新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论、外贸乘数论和国家干预论。

(1)新贸易顺差论。在对外贸易中追求贸易顺差，是重商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凯恩斯主义也主张贸易顺差，但与重商主义不同，它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国的贸易顺差可以为该国带来黄金，扩大支付手段，从而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缓和国内经济危机，扩大就业；相反，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利息率上升，物价下跌，投资减少，经济萧条，失业者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指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说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时忽视了国际收支在调节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一国外贸顺差或逆差对于该国的经济盛衰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外贸乘数论。为了说明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量与就业带来的影响，凯恩斯曾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乘数原理，认为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扩大之间存在着一种倍数关系。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后来被他的追随者所发挥。汉森、萨谬尔森指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说明了一定量的投资对收入，就业的影响，但忽略了消费增加对私人投资的“诱致”作用。他们指出，引起投资变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生因素，包括人口，技术进步、新资源与新产品的开发及政府活动等；二是内生因素包括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由内生因素变化所引起的投资变动，被称为“诱致投资”。一笔投资会引起收入与消费的变动，而收入与消费的变动反过来又会引起投资变动，两者相结合便产生乘数加速效果。

一国的出口与国内投资一样，也具有乘数效果，而进口与国内储蓄一样，有减少国民收入与就业的作用。一国输出商品和劳务，从国外得到的货币会使进口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这必然引起其他部门生产增长，就业和收入也随之增加。如此反复下去，国民收入增加就会是出口增加量的倍数。进口则正相反。因此，一国只有当贸易出超或国际收支顺差时，对外贸易才会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成为贸易出超的数倍。至于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动是否反过来必然产生“诱致出口”效应，问题则比较复杂，它不仅涉及到价格、利率、汇率、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内生因素，还涉及到外国收入、进口国贸易政策和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

乘数理论表明。第一、任何自发性的支出增加或政策诱发的支出增加都会使以y表示的产出、收入、就业提高数倍，其中封闭经济下乘数为1/s，由于边际储蓄倾向(s)小于1，故乘数必定大于1；而开放经济下的乘数为1/S+M；小于1/s，收入存在两个“漏出”，一进入储蓄(S)，一流入进口(M)。第二，开放经济也对收入产生附加影响，如本国与外国自发性的需求转换以及外国收入变动所引起的外国需求变动，而在封闭经济中则不存在这一附加影响。当这种变动为正值时，这一附加影响显然起到“诱致出口”效应，也就是说，在贸易顺差时，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一样也起着乘数加速效果。这一结论自然为新贸易保护主义追求贸易顺差、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3)国家干预论，自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出现后，美国贸易保护理论的国家干预思想又注入新的内涵。以前的联邦主义认为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就业，是出于反危机的需要。干预的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措施。其理论前提是否定市场机制具有神奇作用，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是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新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加强进口管制，如实行配额制，要求生产国自动限制对美出口，规定最低进口价格等；同时采用经济手段，诸如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鼓励出口；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对外贸易法规来干预贸易活动从而达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实现充分就业目的。

4.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除上述两大来源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从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吸取“营养”：(1)工资差异论。该理论由哈根提出，认为一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常常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影响到工业生产成本。这样，某些工业虽与外国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但在价格上不能与外国进口品竞争，因而仍难以发展，为此需设置关税加以保护，使之尽可能地发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所得达到最大。后来哈根又对自己原先提出的比较利益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所谓比较利益，是指一国边际转换率与进口品相对价格的比较，而不是一国内不同商品以货币表示的相对生产成本与进口同类商品的相对价格比较。这样，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与农产品相比较，尽管其价格高于外来品，但可以增加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这类工业只有在保护政策下才能生存。

新贸易保护理论吸取了这种分析工资差异的方法，将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比较扩大到各国间的比较，认为各国工资水平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工资水平往往较低，由此生产成本也较低；而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比较高，生产成本也就较高（假使不考虑劳动生产率这一因素的话）。因此，如果自由进口，发达国家会在大量廉价品的冲击下，难以维持较高的工资和生产水平。所以有必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条件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维什曾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指出由于农业国比工业国主要输出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小，因而农业国与工业国输出品的相对价格便十分不利于农业国。这样，农业国的利益有一部分通过贸易转移到工业国。假如农业国实行保护措施，发展自己的工业，替代工业品进口，就可改变贸易条件不利状况，而工业国如果实施保护手段，便会使农业国处于更加不利的状况。普雷维什把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工业国中心地带；另一部分是由不发达国家组成的初级产品外地带，而外围地带始终围绕中心地带的意旨发展。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国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场被中心地带国家所垄断，外围地带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通常关税谈判要求的互惠，其涵义对中心国与外围国是不同的。外围国保护工业的后果不过是矫正其初级产品与工业品收入需求的弹性差异，不会阻碍国际贸易进步；而中心国若取消保护，会增加外围国输入中心国的能力，由此使中心国本身受益。因此，在贸易谈判中不应要求外围国对等地削减关税，而且外围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进口结构的变化，保护措施也应发生变化，但仍不宜对中心国家工业品的输入全部放

开。普雷维什声明，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外围国可以进行任何不合理的保护。[2]

发达国家中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持有保护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心外围论”都未给予直接的支持。因为自由贸易论者要求的是国际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而保护贸易论者更不主张本国初级产品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不过，新贸易保护主义吸取了普雷维什在论证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必要性时对改善贸易条件的分析，并用于改善进口国贸易条件的分析上。提出对进口品课征关税或实行数量限制，能够促使出口国价格下跌，从而改善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尤其对那些进口商品的数量占世界进口总量较大比重、有关商品的供给弹性又很小的进口国，这种进口限制的效果尤为显著。

(3)市场扭曲论。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因而资源分配可达到最优化。然而，现实的经济却远离完全竞争状态，商品市场存在垄断现象，生产要素市场各种人为的举措使要素不能完全移动，造成生产要素价格刚性，从而产生产业界的工资差异；加上外部经济等因素，使价格机制无法促使资源配置，造成市场出现扭曲。市场扭曲是指阻碍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的一切制度上的原因，包括不完全竞争与市场机制失败两种情况。市场扭曲可能来自国内市场，也可能来自国外市场，无论来自何处，最佳政策就是直接干预产生扭曲的市场。这种干预政策便是对国外市场扭曲采取征收关税；对国内市场扭曲采取非关税措施。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外，还有反倾销论、国家安全论、国内市场论、生产成本均等化论等等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责任编辑：刘昌运）

[1]参见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五编）《货币与金融国际经济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pp365—368。

[2]见R,Prebisch,"CommerciapolicyintheVndevelopedcoyntr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May1959;及杨树人，同前书，pp447-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