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研讨论文

导语：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研讨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关于全球化的内涵和定义，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为了便于讨论，本文采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常见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宽松而又浅显的解释，易于为各方接受。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跨国公司中心等，也有来自联合国体系内各个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还有来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独立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可见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共识。这个定义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注：GlobalizationandLiberalization,p.240,UNCTAD/ECDC/PA/4/Revl,N.Y.andGeneva,1996.）。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p.70～71,N.Y.andGeneva,1997.）报告接着又列述了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关贸总协定8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

根据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这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我国至少在下列四方面存在着不适应。

1.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2.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

3.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

4.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级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约占60%多，60年代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平分秋色，80年代二者的比重为3:7，即制成品占70%，进入90年代后继续有所上升。制成品贸易的持续上升是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前文已经指出，世界贸易的增速高于世界产出，从世贸组织的统计还可看出，制成品贸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产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趋势。二者年均增速的比例在1950～1964年为1.3∶1；1964～1974年为1.6∶1；1974～1984年为1.8∶1；1984～1994年为3.2∶1（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与上述趋势相比是滞后的。据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1953年我国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79.4%，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也仅为45.9%，到1981年才略超过初级产品。不过当时我国的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UNSITC)并不一致，故与世界缺乏可比性。笔者估算，上述比重的变化是在8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的资料，90年代后期我国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83%左右，199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占31.9%，首次超过了我国传统的出口大户纺织品和服装，1998年机电品出口高达665.43亿美元，在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中占36.2%（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页。）。

上述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中期，第二个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中期，标志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但与世界贸易中的主导趋势相比仍属滞后，而且差距可能有所扩大。因为正在上述同一时期，也就是全球化加速的时期，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在迅速调整，从以资本密集和传统技术为基础转向以知识密集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特别是信息产业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幅和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低技术部门则明显下降。高新技术部门成了美国的主导产业，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摆脱衰退后得以进入战后持续最长的景气阶段。据美国商务部估计，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25%，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中约有1/4是由信息产业的增长所带来的（注：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http.//www.E-commerce.Gov.1997.）。

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故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世贸组织按联合国在1988年修订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将贸易分为三部分：

——初级产品：下分为农产品和矿产品两大类，每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

——制成品：下分为7大类，即钢铁、化学品、其它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服务、其他消费品，这7大类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类。

——其他货物：未能列入以上各类的货物，如军火等。

上述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又分为6小类，其中“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一小类最足以代表信息技术产品，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80年代前期较之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并未高出很多，但80年代后期剧升为18%，约高出2倍，到1995年竟达26%，约高出将近3倍（注：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90,Geneva,1996.）。结果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包括石油），跃居第二位，1995年位居前11位的货物按其比重大小为序可排列如下（注：同⑦，第15页。）：(1)机械和运输设备，不包括下述的(2)和(6)，约占17%强；(2)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约占12.2%；(3)农产品，约占12%；(4)矿产品，约占10.5%；(4)化学品，约占9.5%；(6)汽车和零部件，约占9%强；(7)其他消费品，约占9%弱；(8)其他半成品，约占8%强；(9)服装，约占3%强；(10)纺织品，约占3%；(11)钢铁，约占3%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故其比重的跃升完全是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而非价格上涨所致。80年代初农产品的比重也在12%左右，而上述(2)的比重不足4%，经过20年二者的比重竟然并驾齐驱，这不仅说明信息产业对世界贸易影响之大，也反映了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不到改善。同时，不得不令人担忧的是，80年代初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约为10%，而今天已降为6%，这说明世界贸易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愈来愈不利了。虽然1996年机电产品已取代纺织品和服装而在我国出口中占了首位，但以要素密集度来衡量，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价值低，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双高”产品还不多。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到1998年科技部和外经贸部联合颁布《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时，各种估算数字出入颇大，今列举几项如下，以供参考：——较高的估计1996年为21%，较低的估计1997年为6.8%（注：张祥主编：《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342页）称，1998年不包括外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为23.48亿美元，仅占我国制成品出口的1.4%，其中74.8%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其金额为17.56亿美元。该《年鉴》（第400页）又称，1998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70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音响、电话机等。但按照世贸组织在1996年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其范围包括软件而不包括家用电子消费品，故严格来说，上述27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免偏大。

——按前文提及的世贸组织关于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的分类进行统计，1995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11.6%（注：同⑦，第18、90页。）。据世贸组织的注释，上述数字中包括声音、图像的传输、放送设备。

由于目前尚难获得确切的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我国前10位的出口产品中还没有高技术产品，头三位是各类服装，以下依序为靴鞋、玩具、塑料制品、箱包和旅行用品、录音机和收音放音组合、各类棉机织物、家具。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和分体结构都很落后，这种结构使我们在国际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交换比率，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前者变得愈来愈不利了，西方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揭示了这个趋势。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在引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后指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单位价值时间数列进行回归分析，表明1970～1987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每年平均下降1%，只是由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才使其收入交易条件得以上升10%。”（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147,N.Y.andGeneva,1996.）另一项研究证明进入90年代后情况依然如此，其数字可列表如下：

表1发展中国家与欧盟制成品交易条件

（1979～1994年年均增减率%）

ⅠⅡⅢⅣ

所有发展中国家2.04.2-2.25.5

其中：A组-1.34.4-5.7…

B组-0.14.6-4.70.4

C组1.34.9-3.61.0

D组2.14.4-2.34.1

E组2.94.1-1.26.8

资料来源：A.Maizels等人研究成果，转引自《199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第148页。

在上表中，“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大陆；A组为最不发达国家；B组为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C组为拉美国家；D组为地中海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尔他、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和前南联盟；E组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包括在内。（Ⅰ）和（Ⅱ）分别是对欧盟出口和从欧盟进口的制成品单位价值的增减率(%)，表中数字显示对欧盟出口的价格水平每年仅上升2.0%，而从欧盟进口的价格水平却每年上升4.2%，可见价格比率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Ⅲ）是“净物物交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实际上就是一国进出口价格（绝对额或指数）的比率，但必须注意，由于（Ⅰ）（Ⅱ）都是增减率而非绝对额或指数，故（Ⅰ）（Ⅱ）并不等于（Ⅲ）。上表（Ⅲ）的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欧盟而言，每年平均下降2.2%，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其处境相差颇大，A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最为恶化，E组则处境较好。该报告强调说E组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又胜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制成品的交易条件在整个80年代是较为有利的，而且随着产业的升级，正在变得更有利。（Ⅳ）是（Ⅲ）与出口量的乘积，称为“收入交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即其出口的总收入。由于E组的“净物物交易条件”恶化程度较小，而其出口规模扩大又较快，故“收入交易条件”的数值也就最高。然而必须注意，当“净物物交易条件”未见改善甚或日趋恶化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出口数量来实现“收入交易条件”的上升，这并不标志着该国经济福利的提高，相反，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流失，故是极不可取的，美籍印度学者巴格瓦蒂(J.Bhagwati)称之为“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处境胜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双高产品”的出口比重毕竟还小，故仍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因此，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产业化的战略决策，这样才能使对外贸易在21世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信息革命使我们能用很低的成本大量处理和远途传送信息，这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强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事物运动规律在人类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知识不一定要具备真理性和系统性，它可以只是一点诀窍或经验，但它必须具有商业价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知识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兴起了以罗默(Paul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它将知识（包括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论。这反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因而经济和产业结构日趋软化即非物质化，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业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人口，消费者开支总额中有60%以上是购买各种服务的，大制造企业也纷纷进入服务领域，如通用电气公司(GE)目前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提供服务。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信息革命使第二与第三产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财富》杂志每年要公布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但从1995年起该杂志也不再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公司分列，而是合并起来统一排列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增速也高于货物贸易。例如，1998年美国货物出口额下降了1%，而服务出口额却上升了1%，故它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80年代的1/4左右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1/3。近年来美国货物贸易年年赤字累累，而且有增无减，但服务贸易却年年盈利，顺差之大至今已可弥补货物贸易赤字的40%。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欧盟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已达55%，80年代为60%，90年代继续上升。其服务出口额从1985年的170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901亿美元，11年内增长了2倍。

表21985～1998年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

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9.517.513.77.911.41.7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7.418.712.89.720.55.6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7.1-0.31318.94.53.5-2.0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2.80.049.112.66.73.5-2.0

*从价值额看，1995年的增幅最大，从实物量看，则1994年增幅最大，主要原因是1995年美元对欧洲货币单位和日元分别贬值9%和8%，故当年以美元统计的出口额明显增大。

资料来源：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120,p.126;WTOPressRelease,1999,4,16.

上述变化在世界贸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世贸组织没有用不变价格表示的服务贸易量(Volume)的统计，而只有服务贸易额(Value)的数字，故我们也以二者的价值额来作比较。在80和90年代，除了1988、1994、1995三年外，其余大多数年份服务出口额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参见表2），这可说是当代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

1985～1998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从1.95万亿增至5.225万亿美元，增长了1.6倍，服务出口额相应地从3809亿增至1.29万亿美元，增长了2.38倍（注：同⑦，第120、126页。），其年均增长率约为11%，高出货物贸易将近2个百分点。故上述三年的例外，并不能导致基本趋势逆转，而且服务贸易的数字实际上是偏低的。因为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公告中也说：货物贸易数字取自各国海关统计，除走私外，出入关境的货物必定统计在内，故较全面可靠，而服务贸易数字则取自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呈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经常帐户下的“服务”一栏，各国处理方法并不一致，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故其数字往往低估。还须指出，服务贸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小于货物贸易，90年代初西方发生过一次衰退，1993年世界贸易跌至谷底，货物出口额下降0.3%，而服务出口额仍有微升(+0.04%)。据世贸组织在另一处公布的数字则分别为-0.21%和+0.59%（注：同②，第144页。）。在1998年前服务贸易从未发生过绝对的下降，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革命。过去服务业产品大多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运送性”，因而往往成了“不可贸易品”(non-tradegoods)。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许多服务的提供方式，突破了上述限制，使服务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其中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尤速，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得以稳定而强劲增长的主要支柱。世贸组织的统计将服务贸易分为三大类：(1)运输；(2)旅游；(3)其他：共有8项，即通讯、建筑、保险、金融、电脑信息服务、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文体娱乐（包括电视、电影等），其他工商业服务（包括咨询、会计、法律、广告等）。从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述(3)高出(2)约1个百分点，高出(1)约3个百分点，故结果(1)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下降，(2)的比重则徘徊不前，唯独(3)的比重节节上升（注：同⑦，第2卷，第64页。）。这表明在当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新型服务业的地位较之传统服务业大大提高了。面对上述趋势，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形之下都显得严重滞后。1998年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16.5%，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0%左右；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约10个百分点（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这种落后状况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所造成的。在思想方面，过去政治经济学中某些僵化的观点把我们引入了理论误区，即认为除了运输以外，服务贸易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看不到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全面提高生产率的意义，因此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略服务业。在体制方面，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阻碍了服务的商品化，各部门、各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力图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以致服务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业的落后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82年服务出口仅27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279亿美元，增长了10倍，在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中居第22位。不过与“亚洲四小”相比，仍有差距（香港占第10位，新加坡占第12位，韩国占第14位，台湾占第19位）（注：同②，第14页。）。从增长的速度看，可说已赶上了世界服务贸易的趋势，但从服务的出口结构看，与世界的格局和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1985～1996年在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6%升至36.5%，金融所占比重保持未变，前后都在19%左右，运输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1%降为19%。“其服服务”包括以海外工程承包所带动的劳务输出，所占的比重由25.5%升至32.6%。可见旅游始终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支柱，在我国对外收支中，每年都能带来盈余，这是由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决定的，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却是弱项，以致出口不振，反之，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服务”一项包括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它在服务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1985年仅为22.9%，1996年剧增为52.4%，翻了一番以上，使得我国整个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日益增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1998年为例，旅游业有顺差34亿美元，但“其他服务”等项目大多有赤字，从而整个服务贸易发生49.2亿美元的逆差。（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因此，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健全资产评估、业务、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必须强调其关键是抓好信息产业，因为这是新型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传统服务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和巩固我国在世界服务市场上的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信、金融等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培育竞争力，才能对付外来的冲击，保证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21世纪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献号】1-1486

【原文出处】《国际贸易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1

【原刊页号】20～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二）

【作者】王林生

【作者简介】王林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

【正文】

三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过去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要素禀赋所制约，现在科技优势足以减轻甚至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至同一行业内的各个部门或同一企业内的各个分厂、车间和工艺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实现最优配置。产业内贸易便是上述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这种贸易6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从而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1975年格鲁伯尔和劳埃德(H.G.GrubelandP.J.Leoyd)的论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产业内贸易就是一国同时既出口又进口某一同类产品，所谓同类产品则按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三位数来划分。SITC将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分为10大类(Section)，大类以下分63个部(Division)，部以下又分为233个组(Group)，组以下再分为786个小组(Subgroup)，小组以下分为2000个基本项目(Item)。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组”的产品就是同类产品，但也有人采用较为宽松的划分标准，即以同一“部”的产品作同类产品。他们提出的计算公式如下：

(Z[,i]+M[,i])-｜Z[,i]-M[,i]｜

B[,i]=─────────────────×100

(Z[,i]+M[,i])

上式也可写作

｜Z[,i]-M[,i]｜

B[,i]=(1-────────────)×100

(Z[,i]+M[,i])

在上式中，B[,i]便是反映产业内贸易的指标，称之G-L指数，在0-100间变动，愈趋向于100，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愈高。i指产业，Z指出口额，M指进口额。他们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表明：(1)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据经合组织的材料，1991年6个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中有60%以上是产业内贸易，另外6个西欧国家这一比重为50%～60%。(2)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远高于初级产品，最高的当推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化学工业，科技密集度愈高的部门，其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也愈大。(3)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根据上述，我们可将世界G-L指数当作反映全球化的生产指标，因为G-L指数愈大，说明各国在生产专业化方面的相互依存度愈高。产业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有同一产品不同档次、品质或仅仅是型号、规模不同的专业化，例如大量出口若干品牌的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另一些品牌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专业化，由各有关企业参加协作来完成最终产品。我国的加工贸易可说属于后一种形式，它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而又出口来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8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出口额还只有56亿美元，在我国全部出口中也仅占18%，而一般贸易的比重则高达82%，但到1995年其金额增至740亿美元，10年内增长了12倍之多，比重也上升为50%，开始超过一般贸易；到1996年加工贸易金额增至1044.7亿美元，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将近18倍，比重约占57%。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出口中的比重更高，而外资企业目前在我国全部出口中已占45%，其增长势头之强劲远胜于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迅速增长，加工贸易是主要的支撑力量，它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的就业规模，据广东省公布，1997年全省加工贸易在全国加工贸易总额中约占55%，吸收了约1000万人就业，估计全国借此解决就业的人数约近2000万。加工贸易还带动了我国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某些制造业部门的成长，有的可说是从零开始的，例如，家用电器就是从组装起步，后来成长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初级产品，这是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确实为我们参与并利用产业内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但加工贸易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和矛盾，这主要与对外贸易中的双重机制有关。为了扶持加工贸易，对其所需的中间品免征进口税，同时各地区还有自己的优惠措施，于是就在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以外，又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平行的加工贸易的促进机制，从而引发了以下矛盾：

1.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主要在于出口退税，实现零税出口，而加工贸易的出口只有在国内创造价值部分才给予退税，从原则上说，二者都是合理的，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不能全部到位时，有的企业就会由一般贸易转向加工贸易，特别是那些需用高关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企业，将改做加工贸易，减少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这样就影响了国家的关税收入。2.如果加工过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进行，海关就便于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无地域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可谓星罗棋布，确实不易监管。再加外贸企业有经营权而缺乏加工能力，生产企业有加工能力而没有经营权，工贸脱节，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将保税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国内倒卖以谋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关查获的走私大案中约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进行的。

必须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贸易这个利用国际分工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两种平行机制只要不断协调，统筹兼顾，使之保持恰当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走私，中央已下定决心，全面进行打击，同时1997年银行建立了加工贸易台帐制度，海关和外汇管理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核销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非法活动正在受到遏制。

当前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户供应或自行从海外进口，加工装配后的成品又通过客户所掌握的销售渠道进入海外市场，我国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收取有限的工缴费，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进大出。为了进一步利用产业内分工的潜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其关键是抓好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国产成份取代外来的中间品，使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中有更多的环节转移到国内，这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增加创汇，也能扩大与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联系，从而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发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回顾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能源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一系列产业向外进行梯度转移，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移植。我国的加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兴起的，其中较成功的便是家用电器，从加工组装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并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出现了新的机遇，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我国的加工贸易就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四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生产力的飞跃要求各国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协调，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便是这样的产物，它的8轮回合降低了关税水平和传统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全球化的趋势。

世贸组织已有137个成员，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员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起着主导作用，故它们在世贸组织内也力图保持最大的影响，谋取最多的利益，特别是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假自由化之名，在世界经贸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官方名称为《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要求古巴赔偿1959年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美籍古巴人（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的资产，规定任何外国公司不得收购或租借这些资产，否则美国今后将拒发其赴美签证，并禁止全球的美国企业向这些公司提供信贷，美籍古巴人有权起诉这些公司。古巴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声援，一致谴责这是侵犯他国主权的强权政治，甚至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也都批评美国把国内立法凌驾于世贸组织的准则之上，妨碍成员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是滥用治外法权的恶劣典型。由此可见，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继续强调尊重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准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十分注意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又如，1997年韩国大宇集团要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的电子部门，顿时在法国国民议会引起轩然大波，收购谈判旋告中止，因为该部门是国防订货的主要承包商，涉及国家安全，议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必须具有抵抗外敌入侵，应付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变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除了国土、自然资源等以外，还包括构成经济命脉和综合国力主体的产业，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也面临上述同样的问题，入世后有可能遇到更大的冲击。因此如何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入世与保护民族产业这两对矛盾，是21世纪我国对外经贸政策中的首要课题。只要处理得当，这两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从而做到既在开放中实施保护，又在保护中扩大开放，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可以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加以说明。

1.世贸组织有一套规范经贸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法律框架，它并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通过政府来影响企业的活动。不过这套框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定的，要求各国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与世贸组织的规范相协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要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适应。这意味着我国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习用的方法和手段，许多都不能再用，其中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国际通行规则的部分，必须废除，有的则应加以清理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宏观调控也正在转向以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为主，这就为我国利用世贸组织的保障机制创造了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合法地根据世贸组织各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来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民族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颁布了《对外贸易法》等一系列有关市场准入和外国投资的法律，还制定了有关的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如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但要形成完善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内部指令性的文件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地方法规的内容参差各异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立法统一性的要求，这些都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充实。

2.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世贸组织各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施，最终都将落实到企业行为中。只有培育企业的竞争力，才是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活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的企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上都已有了较大的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经济得以在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集团，而非国有经济则可在竞争性产业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从而涌现出一批机制灵活、应变迅速的民营企业，并在入世的冲击下继续成长壮大。总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必将不断得到提高。为了培育企业的竞争力，除了政府必要的扶植外，必须建设和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咨询中心、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使之脱离官办的轨道，真正成为社会法人团体，在政府职能转变后，充分发挥其服务、协调和沟通的职能，在入世后维护企业的利益。

最后还应指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结合起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善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中不对称的南北关系，以便在进入21世纪时，争取出现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迅速和稳定地增长。一布朗的挑战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国1985—1994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