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经济地位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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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交替的2000年，不仅是我国实施“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对外经贸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恢复良性循环的第一年。今天1—5月，全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74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实现贸易顺差104.6亿美元，出口行业普遍创新高。与此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分别增长46.2%和40.5%。上半年对外经贸形势虽然喜人，但不能盲目乐观。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相对指标，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当前外贸出口的发展情况，但这种纵向比较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受基数的影响较大。去年上半年全国月均出口只有138亿美元，这一低基数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长速度。从全球范围看，现在并不只是中国的出口形势好，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势头都很强劲。在世界经济普遍转好的形势下，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出现的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我国今年在全球贸易中的排位就能够前移或稳定不变。排位变化仅仅是个现象，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每个国家都在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发展壮大自己。种种迹象表明，在跨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从整体上已经不再适于把比较优势作为未来的贸易发展战略。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在未来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将下降

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对外贸易被看作是提高效率与促进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不要仅仅被当作平衡国内市场余缺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比较优势战略强调的正是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了比较优势战略的行列，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我国成了鞋帽、纺织品、箱包、旅游产品的世界头号生产与出口大国，而且在发达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六五”期间年平均增速12.8%，“七五”期间为10.6%，而“八五”期间则高达19.5%，连续多年保持外贸出口额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记录，从而使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自1978年到1997年间增长了13倍，同期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第30位跃升至第10位。与此同时，经过20年的持续发展，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且将继续上升。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均价格计算，我国的经济规模已达美国的40%，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4经济大国。这意味着我国客观上已走向大国经济，这从对外贸易规模的特征上尤其可以证实。首先，我国对外贸易总规模已超过3400亿美元，在“七五”计划末期已挤进世界贸易大国前15位。这1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比利时与卢森堡合计统计）通常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0～80%，因此国际经济组织和研究机构在分析、预测全球贸易走势时，都非常注意排名前15位的贸易国家和地区。199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刚好有15个。以2000亿美元作为贸易大国的最低衡量标准，当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808亿美元,所以中国不仅完全有资格进入贸易大国行列,而且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其次，出口供给能力与国内市场容量空前增长。若将中国的出口与东南亚及东亚地区进行比较，更能显示出中国较强的出口供给能力。1980年—1985年，中国的出口还处在起步阶段，与实现出口起飞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相比，增长率和总量都比后二者低。1985年—1990年是亚洲地区出口的黄金时期，中国仅次于泰国，增长速度稍高于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高于东南亚地区4国的平均数许多；1990年—1995年，中国出口在亚洲地区位居前列。总体上看，将1994年与1980年对比,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85%。由于中国出口基数较大，到1994年出口的总和相当于东南亚地区4国的78%，而1978年这一比例为37%。所以10多年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增长较快的东亚、东南亚地区，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因而引致了全球贸易大国的普遍关注。

另一方面，进口能力迅速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进口也迅速增长，进口额已超过东欧经济转型国家之和，也大于拉美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墨西哥与巴西的总和，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尤其重要的是，我国进出口意向开始左右或影响某些重要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而大国贸易不同于小国贸易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大国的供求能左右国际市场价格。中国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它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它的进出口量的变化会导致一些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在出口供给方面，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国，左右全球此类产品供给国际市场价格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在我国外贸具有大国经济规模以后，开始遇到一些特有的难题。首先，出口扩张难度增加。我国出口已突破1800亿美元大关，作为贸易大国的基数已经很大，如果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这显然是不容易达到的。其次，贸易摩擦加剧。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走了一条从资源性产品为主，到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为主，再到低附加值机电产品为主的升级道路，基本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相吻合。中国在十多年时间内由不起眼的贸易小国一跃而为贸易大国的变化，给原有的世界贸易格局以强大冲击。贸易伙伴国为保住其既得市场份额，对新崛起贸易大国加以歧视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今后将面临对处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局面。

第三，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由于我国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大宗进口原料价格上扬，同时由于国际上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我国此类产品生产规模增长过快，引起此类商品价格逐年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国总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事实上我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问题已经主要不是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因价格太低或下降过猛而失去市场。所以任何可能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贸易措施发挥作用的余地将越来越小。更何况90年代以来中国与几个大的贸易伙伴之间均存在较明显的贸易顺差，出口商品价格的人为调整可能引致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乃至保护主义举动。

最后，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难以为继。原因是：其一，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工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效益的增长，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其二，计划生育政策引起人口结构变化，目前中国年轻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大致与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平相当。但二十年后这个比例将会远低于其他国家；同时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比重会直线上升，这对低劳动成本依赖型产业将产生不利影响。其三，尽管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但由于其自动化积蓄越来越高，劳工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减少，这样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其四，虽然90年代中国在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发展不能依靠于此。这种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可能一直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难以进行，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的劳动力增值量将远远低于信息增值量，以低成本劳动密集为优势的国家将逐步失去发展的动力。

二、未来对外贸易在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美国国际经济学家斯蒂芬·梅基认为，大国经济具有较小的对外贸易份额，对外贸易份额随国家经济规模成反比变化，即一国的幅员与经济规模越大，对外贸易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小。他称此为对外贸易份额下降第一规律。库兹涅茨也以统计数据表明，在不同国家，随着人口的增加，其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递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如果一个区域仅是弹丸之地则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是对外贸易，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国家，则无外贸可言；其二，商品的运输成本越高，发生国际贸易的机会就越小，这样大国对本国供给的依赖程度越大。我国拥有广大的内陆地区，疆域辽阔，内陆地区与外界联系较小且运输条件较差，决定了我国的需求只能更多地依赖本国的生产，供给只能更多地依赖本国的消费，因而无法长期坚持较高对外贸易份额的比较优势战略。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内贸易机会的完全被利用为前提来考虑一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而，它没有可能分析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其实从各国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处于同一层次，总是同时发生和互相影响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共同构成了经济系统循环的一个环节。从供给方企业角度看，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企业实现其产品价值的最后阶段，是再生产得以维持和扩大的关键，企业也必须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出口和国内销售的总量反映了企业占有市场的大小。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对企业来说，它们和生产活动一样，都不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二者之间的偏重取舍，均以是否有利可图为转移，所以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可以相互替代。这对于疆域辽阔，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尚有发展潜力的大国经济而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其一，国内市场的巨大会使其国内贸易量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量，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可发挥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其二，国内地区间分工和贸易通过降低一国国内生产成本，可以成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其三，有助于我们评价要素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大国经济的适用程度，从而确立更适合国情的贸易战略。

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庞大，国内贸易机会众多，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地区间的贸易，也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这使它们可以不必像小国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市场，就能实现同样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地理疆域还是人口规模，我国都是可以划入大国经济行列的。按照以上论述，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也不能无限扩张，因为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不能成为出口产品。另外，我国总的经济规模比小国经济大得多，出口产品的绝对数量很大而外部环境所能容纳的很有限，并因而常常比小国更容易成为别国保护政策的作用对象。最后，国内市场巨大，出口所能带动的增长很有限，仅靠一种或几种产品出口量的增加就可获得显著发展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依托国内市场，我国同样可以获得迅速的增长。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国内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迈入快车道。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在国内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逐步提高，外贸与经济总量增长也日益息息相关，海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总体上在提高。目前，通常采用支出法来计算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公式如下：

外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度=（净出口增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增幅

通过上述公式，既可求得外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度（贡献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增幅），亦可求得外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净出口增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量）。支出法是从社会最终使用的角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去向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部分，将这三部分价值相加就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其计算方法为：

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上式中，最终消费是一定时期用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资本形成总额是同期用于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的价值之和；净出口是同期货物和服务出口价值减去进口价值后的净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它是一个比外贸进出口差额宽泛的概念。所以，经济增长有赖于最终需求的扩大。最终需求由上述消费、投资、净出口和存货增加四部分组成。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四部分中，消费和净出口可以说是最终需求，而投资和存货增加则是相对意义上的最终需求。这是因为，投资的结果是扩大后备生产能力从而满足更多的消费或净出口需求，如果没有消费和净出口的扩大，投资的扩大只会形成更大规模的闲置生产能力。存货增加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扩大库存的确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其实是表面现象，因为存货增加意味着资金占压，将导致成本上升，盈利减少，是一种被动的投资行为。根据上述一系列公式，可以计算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初步结果。（见下表）

总需求结构及各种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

年份各种需求占GDP比例(%)各种需求增长对GDP增长贡献(%)

消费固定投资存货增加净出口GDP增长固定投资消费存货增加净出口

197862.129.88.4-0.311.7

197964.328.37.9-0.57.61.256.170.31-0.13

198065.429.06.0-0.37.82.735.83-0.830.08

198167.525.66.70.25.2-0.974.950.830.39

198266.327.24.91.79.13.725.09-0.941.24

198366.228.14.90.810.94.017.100.54-0.75

198465.529.74.80.015.25.829.420.66-0.69

198565.530.28.5-4.213.54.388.833.42-3.13

198664.630.67.4-2.58.82.915.160.020.71

198763.231.84.90.111.64.526.38-1.181.87

198863.731.45.9-1.011.33.417.391.13-0.63

198964.126.410.7-1.14.1-0.662.782.06-0.08

199062.025.89.32.83.80.811.66-0.091.43

199161.827.97.42.99.23.755.530.420.33

199261.732.25.11.114.27.368.69-0.80-1.06

199358.537.65.8-2.013.57.296.611.09-1.49

199457.835.85.11.312.63.877.030.391.31

199558.134.26.01.710.52.946.251.000.31

199659.233.65.12.19.62.936.27-0.040.44

199758.833.83.83.68.83.104.89-0.871.6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8》按现价计算。

通过这个计算，我国净出口的绝对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低于2%，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2个百分点以下并且年度间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可以看出80年代后期以来，净出口的拉动逐渐转变为正面效应，净出口从过去受投资和消费大幅度波动而被动调整的局面慢慢改观，趋向于主动影响经济增长。然而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在经济过热年份，例如1984年—1985年、1992年—1993年，1988天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往往是负值。而在经济调整、收缩的年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正值，国内需求收缩得越快，净出口增长得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越大。在经济不景气的1990年,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43个百分点，在宏观调控刚刚推行的1994年，也达到1.31个百分点，而在宏观经济趋于下滑的1997年，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69个百分点。在这两个经济周期之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还是来自消费和投资等国内需求因素。我国存货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般在1个百分点以下，某些年份出现负值，这是比较正常的。1985年和1989年由于实行经济调整,抑制通货膨胀，存货大量增加，其对增长的拉动分别达到3.42和2.06个百分点，这是很不正常的。经济增长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增加库存上，存货增加过多形成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于国内，不应把扩大内需看成是权宜之计，也不能看成是由于国际环境不好而采取的临时措施。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原来较为突出的矛盾，如总供给落后于总需求、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外汇极短缺等已得到一定缓解，而一些原来不那么突出的矛盾，如供求结构性失衡、下岗人员增加、资源约束和环境问题、金融风险等变得突出和尖锐等等。所有这些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依赖技术创新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来实现。今后对于外贸发展来说，出口创汇已经不是最根本的任务。由于外汇供求矛盾大大缓解，出口增长也不再是越快越好，而是必须从服宏观经济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国家企图摆脱国际经济联系，走自我封闭的发展道路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后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并非不重要。但是大国经济参与国际贸易，主要的获益并不在于有更大的市场和有更多的外汇收入，而在于分享国际间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同时，也旨在打破国内市场分割的格局，形成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利用巨大的现实与潜在的国内市场，使本国产品成本降低，促使企业通过国内市场增强竞争力，以期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为今后的改革开放、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而思考。大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具有较大的伸缩余地，企业易于在国内形成规模经济和充分竞争，而国家对外开放的目的不在于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在于吸引国外技术最新成果，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只要中国的经济扎扎实实地搞上去了，科教兴国的目标实现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竞争力也就会很自然地凸现出来。为此，在贸易发展战略层面上，中国不能忽视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意识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机会将使我国的发展战略不同于那些小国经济，从而切实转移到竞争优势战略上来，将国际竞争引人国内，在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效应下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