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影响国际贸易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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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改变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格局，同时，从多方面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管理贸易理论等的提出都与之密切相关。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扩大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融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一、跨国公司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主体——跨国公司既是一体化的主要体现方式，生产国际一体化的载体，又是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明朗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生产基地所应考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战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认定只有贸易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因此，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衍生出来，其创始人海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提出垄断优势理论，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利益分配，这一前提与战前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跨国公司理论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发现：知识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追求高利润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标。他主张从不完全竞争及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认为不仅国际市场，而且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正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场表现为商品特异性、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场表现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资本市场上的便利以及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方面的差异等,市场的不完全性还表现在规模经济以及不同国家在关税、税收、利率、汇率上的差异等方面。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正是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可以跨越国界，克服跨国经营中增加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跨国公司具有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

从新要素论开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走向融合,新要素论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进行了扩展，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这一理论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贸易、许可证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投资实际包括人力资本在各国间的转移，而贸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产品出口，许可证的转移也往往产生于某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强调自然资源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禀赋除了解释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解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尤其是企业为了获得原材料的供给而进行的向后垂直一体化国际投资,但新要素论仍然假定各国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各国之间则不存在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

二、对企业所做选择的分析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统一于竞争优势的分析

较早把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创立者弗农。他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指出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彻底说明跨国公司为什么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领市场，而不选择产品出口或许可证形式来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垄断优势与工业区位相结合，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考察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动态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企业具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并通过出口贸易的形式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一阶段企业拥有垄断技术且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低，同时，产品尚未定型，国内生产可以不断改进产品并保持同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产品的“增长”阶段，出口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逐渐接近并超过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国外仿制者出现。创新国家的企业到与本国需求类型相接近的国家投资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扩大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当产品进入“成熟和衰退”阶段以后，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企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转让其标准化技术，同时从国外进口所需要的产品。

1974年，弗农又发表了《经济活动的选址》一文，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进一步发展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定义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寡占阶段,弗农不再强调只有美国才是新产品的创新国，指出与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为主的美国新产品相比，日本的新产品以节约原材料为主，而欧洲的新产品则以节约土地和原材料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阶段。弗农强调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如先发制人效应、示范效应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阶段。此时，进入障碍影响着创新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一国由于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垄断地位，国际贸易恰好发生在垄断优势存在的时滞期间，在此期间，技术领先国家大量出口产品，世界其余国家则对该国的一家企业或一项产业的发明进行模仿，随着技术的传播及其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逐渐接近，比较利益将偏向于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技术优势来源于研究与开发所导致的发明、规模经济、产品特异等方面；这样，新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各国间生产函数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论分析的核心——技术垄断导致的不完全竞争，正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观层次的国家分析与微观层次的企业分析相联系的动态分析方法，使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分析方法出现了交叉。

在技术差异的来源分析方面，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出现了与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相交叉的重大转变，尤其与约翰逊、凯夫斯和尼克尔博克等人在发展垄断优势理论过程中的各种解释极为相似：约翰逊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论”，强调信息(技术、知识)的专有性，即企业对信息所产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凯夫斯的“产品差异能力论”强调产品的差异性即企业创造差异产品的能力；尼克尔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论。他认为，由少数大公司组成的寡头垄断行业中，一个公司的行动会对其主要竞争对手产生直接影响，从而迫使它们很快采取类似的行动。此时，如果一家厂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资建厂，其他的对手就会相距采取跟进策略；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竞争关系的平衡，巩固竞争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使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找到了融合的衔接点，两者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相似地，几乎是相同的解释变量说明了在现代国际经济活动中，企业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选择。例如，无论发展出口还是投资，都需要依靠某种其它竞争对手所没有的特定优势来进行，这包括公司的技术与创新能力、生产“异质”产品的能力、研究与发展的实力、新产品开拓、企业规模、管理技术以及经济效益等等。很明显，现代国际经济所面临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大公司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利用和开拓它们的优势，服务于外国市场可以用出口贸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资或是技术转让的方法，其选择标准是一组变量的比较和选择。例如，公司所拥有优势的特点和转移性、国内和国外的控制和生产成本、出口贸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拥有的优势有较大的可转移性，国外的控制成本比较低，而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样的话公司有可能选择直接投资。反之就用贸易的方法进入。

最早的关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选择的理论是曼德尔模式，他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禀赋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国际投资与自由贸易是完全替代的关系的结论，曼德尔将资本的流动视为两国资源禀赋量发生变动时，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结果。

赫尔希从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业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模型，该模型以比较简洁的方式说明了企业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出口，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对外投资，即当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类似许可证形式)时，企业将选择出口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当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小于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时，企业将选择对外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

该模型具有较强的综合作用，实际上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国家之间的区位因素，因而可对各种投资理论进行很好的解释。

赫尔希的选择模型提出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补充、修改和发展，其中以英国学者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最有影响，针对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邓宁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结合，形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力图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完整的解释，邓宁主张在研究跨国公司时要引进区位理论，并与俄林的要素禀赋，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创立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因此，折衷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三者整合的结果。邓宁称之为“三优势”模式。

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一种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能够补偿国外生产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和货币优势。邓宁同时指出：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将这些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外部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所有的各种优势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企业只有通过内部化，在一个共同所有的企业内部实行供给与需求的交换关系，由企业自己控制的程序来配置资源，才能使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垄断优势。区位优势是属于东道国所有的有利条件和资源禀赋，如果公司希望它能与自己独有的能力结合起来，就需要在该地点直接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它解释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问题。邓宁认为，跨国公司拥有“三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动的国家资源在各国间的非均衡分布和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他进一步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三种优势，而出口只需要拥有前两种优势，不一定需要拥有区位优势。但如果只有所有权优势，既没有能力使之内部化，也不能利用国外区位优势，那只有采用技术转移的办法。

虽然有学者认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特色仅仅是平庸的折衷和杂烩式兼容，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综合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邓宁全面阐述了投资国及其企业的竞争优势，涵盖了对外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转让在内的各项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既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概念，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最终，得出结论：一国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内部化优势既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促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取决于投资国和与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三优势”的强弱，而“三优势”的均衡决定了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

在标准的投资决策理论中，跨国公司何时进行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净现值法计算加以确定。跨国公司还可以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某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分散所面临的风险，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选择权理论认为：现在进行的投资相当于跨国公司购买了某种权利的选择权，因此对现在投资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种选择权的价值，现在的投资可以从未来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体现出其价值，即现在的投资相当于未来投资的一个“平台”。20世纪90年代后，鲍尔曼和柯伽特等人将选择权理论运用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形成战略选择权理论。该理论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决定现在不投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决定现在就投资意味着放弃了不投资的选择权，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资的选择权可能很有价值，投资的可逆转性和投资的可推迟性两个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资是不可推迟的且完全可逆转，则跨国公司可以现在就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是可推迟的且是不可逆转的，则跨国公司只有当现在投资所能获得的净现值大于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而推迟投资所带来的净现值时，才可决定现在投资，否则应决定推迟投资。

将战略选择权理论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起来，在将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时机确定问题，认为投资的可逆转性和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相关，投资的可推迟性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完全可逆转，那么跨国公司就没有理由推迟净现值为正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越强，则投资后变卖收现就越困难，对外直接投资的可逆转性就越差。因此，较强的内部化优势将提高在不确定环境下推迟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带来的选择权的价值，即较强的内部化优势提高了用“等待”来替代现在就投资的可能性。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越强，则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推迟投资而获得的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就越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发表了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批评早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原则的作用。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这样，不仅消除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摩擦，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他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亦称为切合比较优势原理一经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尤其是日本学者如小泽辉智等对此大加赞赏，并纷纷撰文沿着这条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小岛清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由于小岛清分析的对象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对。

小岛清继承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他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包括实物资产、技术等)来替代，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他认为，各国的劳动与经营资源的比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使比较利润率出现差异，因此，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依据这一原理，一国应大力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该产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的产业，进口该产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获得贸易的利益。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上述理论指出不同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这样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统一在对竞争优势的分析上。

三、理论发展的历史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全融合是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

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仅加速了两种理论的融合，而且使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放弃了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企业行为被分成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

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理论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或国家层次，而是力求将企业行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的分析，而更多地从产业或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两者的分析基础及其基本结论日趋一致。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

波特指出全球性产业意味着竞争者在主要地区或国家性市场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它们全球总体地位的影响，所以公司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他指出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差别：“与国内竞争相比，在全球性产业中竞争出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国家间要素成本的差异、国外市场的不同环境、外国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标、手段和监测外国竞争对手的能力的差别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所以，“全球性产业中的结构分析必须包括外国竞争对手、更广泛的潜在进入者、更大范围内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业目标不同、企业个性不同、对战略性重要因素认识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分析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和竞争障碍。全球性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全球化经验、产品歧异化、专有的产品技术及生产的可移动性；全球性竞争的障碍则主要包括经济障碍、管理障碍及制度障碍。有些障碍是给全球性竞争带来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碍不一定直接影响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务的复杂性。

波特注意到了政治因素对全球性产业竞争的影响：“企业与本国政府和购买国政府的特殊关系已真正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地位。竞争战略可能不得不包括刻意积累政治资本的行动，比如即使经济效率不高仍在主要市场上进行装配。”跨国公司而言，不仅要取得本国政府的支持，还必须注意在主要市场上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

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融合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被视为国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内部化理论当然也就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部分。内部化理论将海默的理论进一步延伸，在市场缺陷的讨论中加入了与交易成本相联系的一面。来自于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经营行为和由此而形成的垄断带来了内部化优势。它对战后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发展阶段和盈利变动等做了部分的说明。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公司不仅仅在国内实现企业内部化交易，而要进行对外投资，也不能科学地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当根据理论内容来划分国际贸易理论时，它和产业内贸易理论一样，仅被视为是对战后两种新的国际贸易形式——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进行解释的理论。

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理论界广泛承认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完全融合的理论，但理论发展的进程已足以让我们相信：这种完全融合的理论是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因为理论的目的是服务现实，既然方兴未艾的一体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影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重要实践因素，那么，它必然将体现在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