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融资的驱动因素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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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逐步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单极，其领先优势几乎无可撼动。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和低碳金融逐渐成为了热门话题，但令人困惑的是，美国对此的态度却与西方其他国家大相径庭，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在低碳融资上的发展也落后于欧盟和日本。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美国在低碳金融战略上的态度也是一波三折，造成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其战略意图。

一、美国低碳融资发展并无先发优势

一般认为，低碳产业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即“可再生能源”、“低碳型服务”、“化石燃料的低碳化”和“能源效率化与低碳化消费”。从综合竞争实力来看，欧盟在前两项位居世界第一，日本在后两项上列世界首位，没有一个领域美国能独占鳌头。

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世界上三个主要的配额市场——EUETS欧洲排放计划、NSW新南威尔士计划和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中，芝加哥交易所的市场规模远远小于欧盟，2009年其交易量仅相当于欧洲交易市场的2.23％，交易额仅相当于后者的0.34％。欧洲气候交易所2009年的交易量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80%，而美国的区域配额交易体系RGGI交易量仅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9％左右，位居其后。从碳基金的发展情况来看。截至2009年，全球共有89只碳基金，资金规模达到161亿美元（折合108亿欧元），此外还有6只基金在酝酿中，资金规模为32亿美元。但国际主要碳基金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和日本，没有一支是美国的。国际碳交易中，美元计价占比也远远低于欧元。

二、美国对于低碳融资战略的态度一波三折

美国低碳融资发展的比较劣势与其战略选择不无关系。总的来说，以此次危机为标志，美国低碳融资战略态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危机之前美国对于低碳战略态度消极。2001年3月，布什总统发表了他给共和党参议员的一封信。信中称，作为联邦政府不应该强制性地要求美国企业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为这种做法的经济代价太高，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几天后，美国政府堂而皇之地宣布退出京都协议，导致整个世界的低碳进程遭受严重阻碍。

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成为低碳经济的坚决倡导者。200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并于6月26日顺利通过。这个长达1,201页的法案在33个不同的领域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是所有处于讨论阶段的气候法案中最为全面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该法案提出了较为激进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比欧盟现行的气候变化法案的覆盖面还要广泛。该法案要求所有的电力公司都需要在2020年时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进的方式满足其电力需求的20%，其中15%需要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5%来自能效提高。此外，该法案还为住宅、家电电器及相关工业规定了应达到的能效标准。

随着美国经济逐步从危机中开始复苏，政府的积极态度再次逆转。2009年11月，美国决定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远小于各国预期。在此后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美国的态度也让各国大失所望。态度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奥巴马在2009年的政治任务要通过医改法案，而清洁能源法案不可能与医改法案同时在参议院通过。更何况，清洁能源法案在其国内遇到的阻力更大，主要是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的利益。

三、美国低碳融资战略演进的驱动力分析

1.危机之前，美国是高碳经济模式下世界融资格局的受益者。

第一，头脑-肢体的国际分工格局是高碳经济模式下美国游刃有余的根本。根据微笑曲线理论，美国正处于价值链的两端，即价值最高的部分，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集中在低价值环节。换句话说，美国在分工体系中是“头脑”，而其它国家则是“肢体”。从美国自身来说，国内经济的主导产业是金融业等第三产业，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技术和创意，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GDP的增长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少，因此，促进经济转型，走低碳之路的紧迫性，对于美国而言，明显小于其他国家。

第二，金融创新是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重要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创新激活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从全社会资金配置来看，金融创新通过丰富资金供给、完善融资渠道，增加了经济中的资源活力，并且分散投资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美国出现了高效的资本市场和各种投资基金，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了资本的可获得性，原来可能不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或产业，通过金融创新，可以由新的融资工具来予以满足。灵活、多样化的投融资体制成为使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循环系统。

第三，美元的独特国际地位是美国源源不断获取世界融资的保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主导着新兴市场的分工格局：一方面，美国通过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美元和资本，将许多产品或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市场，从而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新兴市场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换取美元，同时又以购买美国证券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增长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赤字其实正是美国向世界融资的具体表现。

第四，石油美元定价机制是美国抵御高油价冲击的重要砝码。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获得的好处大致上有三个。第一是征收国际铸币税。正如美国一位前外交官所言：“从此之后，美国财政部就可以通过印刷钞票来购买石油，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特权”。第二是影响和控制油价。既然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美国就可以通过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至于货币政策如何调整，要看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考虑。第三，虽然美国并没有宣布美元与石油的直接挂钩，美国也不是通过美元钉住石油价格的方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由于美元垄断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使出现汇率的波动也不至于发生崩溃。

第五，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能够用下图来说明危机之前美国的融资体系。可以看出，高碳经济模式下，美国通过“石油-美元”、金融创新以及控制世界分工，成功地从世界其他国家融入源源不断且不需要归还的廉价资金，几乎摆脱了化石能源对其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甚至可以说，美国是高碳经济模式的受益者，这一模式有利于美国掌控世界资源及综合竞争优势。

2.危机之后美国的优势地位遭遇全面挑战

首先，金融创新的全球融资功能趋于弱化。金融创新在危机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也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危机前，全球范围普遍经历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渠道。第二是美国的金融创新的领先优势全球公认，大大增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吸引力。而这两个原因在危机之后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从国际资本流动来看，各国金融机构的争相“去杠杆化”导致证券资本回流。另一方面，从美国自身来看，其金融创新也将受到极大约束。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金融监管，突出体现了对过度金融创新的约束，必然在短期内约束创新，弱化金融创新的融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