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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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构建方式将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进行阐述，并对每类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文章就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在构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基于对结果的影响构建(比如商品价格变化、贸易流量等)；②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比如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等)。基于结果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可观察到的价格(或数量)与在没有贸易限制时的价格(或数量)之间的差别，而基于影响范围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各种关税、非关税限制等的深度和广度。在测度贸易开放度方法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指标体系法，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因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的问题。②模型构建法(也称为“回归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1．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中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

(1)单一指标法。

通过比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商品销售价格的差异。由于该方法反映了各种影响价格、关税、配额、汇率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没有政策扭曲的国家，价格比较是一种测度贸易政策理想的方法(Harrison，1996)。道拉斯(Dollar，1992)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RPL=PTi/eiPTux，式中PTi、PTux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RPL”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而Rodriguez&Rodfik(2001)运用Dollars方法作为解释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时发现，Dollars的贸易扭曲指标对于模型构造和分析数据的适度变化很敏感，并且利用Dollars方法计算的贸易开放度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失常。

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BMP)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Renelt，1992；Lundberg&Squire，2003)。但是Rodriguez&Rodrik(2001)指出，在利用黑市交易费用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时要谨慎，因为很高的黑市交易费用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政策的失败引起，但是其中有许多的政策可能与贸易开放度无关。在比较Dollar(1992)、Ben-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的研究后认为关税水平和NTBs是测度贸易开放度合适的指标。

(2)综合指标法。

在利用单一的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全面考察一国的贸易开放度，Sachs&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采用“二进制”的做法，Sachs&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这五类指标包括：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超过总贸易的40％，平均关税率达40％或更高，黑市交易费用超过20％，为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出口商品部门存在国家垄断。由于Sachs-Warner指标构建简单且比较完整，所以被广泛地使用，Charles(2003)认为该指标作为一个合成的指标方式，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反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失灵，那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扭曲，因此，认为Sachs&Warner指标是最值得参考和采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Edwards(1998)利用一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对外导向型指标、Leamer(1988)开放度指标、BMP、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NTBs、基于HeritageFoundation的贸易政策指数、贸易关税占总贸易比重、Wolf(1993)的进口扭曲指标，构造了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并且测算了每一个开放度指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HeritageFoundation(2002)以构建的贸易政策指标把国家分为5个层次用以表示不同的贸易扭曲程度。

2．模型构建法。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利用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由于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与预测值差异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基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结果而构建的。从已有文献来看，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要素禀赋模型；②引力模型；③出口总量结构模型；④贸易强度模型等。

最先采用回归法测算贸易开放度的是Balassa(1985)，Balassa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以出口量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人口、可用矿产资源为自变量，利用43个国家1973—1979年期间数据估计贸易比重，若其残差值为负，则该经济体就被解释为“对内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外导向型”。

Leamer(1988)使用了包含资本、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以及矿产等的Heckscher-Ohlin-Vanek要素禀赋模型，对53个国家在3位数商品分类标准(SITC)上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估计贸易强度，然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Pritchett(1996)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贸易强度模型上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把贸易比重作为人口、地域面积、运输费用、石油虚变量、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的函数，通过该结构调整贸易强度模型估计贸易比重，然后把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开放度的度量研究中来。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Stewart将贸易强度分为出口强度与进口强度两类。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度量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李仲(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五种度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沈利生(2005)在剖析了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并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对比。

(二)分析与评论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Dollars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作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Sachs-Warner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用“黑市汇价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作为区分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因为黑市汇价超过官价20％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些通货膨胀率高、外债占本国GNP比重大，以及贸易条件和经济体制差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黑市汇价与官方汇价的偏差与贸易政策缺乏必然的相关性。对于Edwards法，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虽然实证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的一些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Edwards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权数的人均GDP，如果选用GDP的对数作为权数，则Edwards开放度指标可能出现结论的差异。

而运用模型构建法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Balassa方法的缺点首先是利用了较短时期的样本数据，其次是在Balassa的“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中要素禀赋被描述为“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可耕种土地、资本、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在模型中不包括任何直接的贸易政策变量、地理规模和其他潜在的非政策变量。虽然Leamer的方法比直接利用贸易强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有合理性，但是Pritchett(1996)指出，Leamer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与其他的指标如进口渗透(ireportpenetration)、配额以及关税联系紧密，如果Leamer得出某个国家相对开放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很可能会存在较高的关税、配额或者较低的进口渗透。这种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只能说明模型整合了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个国家偏离样本中所有国家贸易限制平均水平的程度，因此，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

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研究者还没有发现能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的满意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往往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利用单一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考察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道拉斯(Dollars，1992)用自己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RPL(relativepricelevel)，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有着显著的联系，得出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汇率的稳定、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的结论。Edwards(1992)利用Learner(1988)的6个贸易开放度变量和其他8个各不相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所选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arrison运用了不同的时期数据分析时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个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BMP和Dollars(1992)的两个指标)，然而当利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Edwards(1998)利用一组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对外导向型指标等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对93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生产率增长的结论。在研究平均关税率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Rodrik(2001)分别运用Dollar(1992)、Be-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提出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使用worldbank的1980～1990年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Yanikkaya，H(2003)在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把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分成2类：一类是以贸易量来度量，一类是以有关贸易限制来度量，运用1970-1997年超过100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以各类以贸易量度量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所有的以有关贸易限制度量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除了当前账目支付(currentAccountPayments))均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从而得出：不管该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2．利用模型构建法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Levine＆Renelt(1992)在分析119个国家1960-1989年期间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应用Learner(1988)的Extreme-bounds分析方法，采用了一组指标包括Dollars(1992)价格扭曲指标、平均黑市交易费用(BMP)、Leamer(1988)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验证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认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投资而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Lee(1993)构造了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口比重来衡量贸易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评估方法，研究发现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ritchett(1996)利用结构调整的贸易强度模型构造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通过回归后得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兰宜生(2002)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之和表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外开放度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开放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和方差分解法(Variancedecompositions)，就贸易开放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表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波动性。JinJangC(2004)运用中国各省1978-1998的数据，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度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在有些省份这种影响非常显著；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分析与评论

对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由于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不管是指标体系法还是模型构建法)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度量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2，1998)的研究。当用BMP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时，Harrison(1996)，Sala-I-Martin(1997)均表明BMP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但Rodriguez&Rodrik(2001)则认为由于BMP与许多的“坏”政策(如高通涨、高腐败等)存在高度相关，所以很难用BMP来度量一项政策。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

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种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然而当使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Sala-I-Martin(1997)，发现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弱，而Rodgiguez&Rodrik(2001)运用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

如大多的研究者运用跨国(地区)截面数据作回归检验时，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殊特征，而是假设所选取的国家集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经济中是无法满足的(许和连、赖明勇，2002)。而国家(地区)之间不仅仅在体制、政治与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外部冲击(externalshocks)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当选取不同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的对象时，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8)，Rodgiguez&Rodrik(2001)运用worldbank的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当把样本国增加至66个时，结论却出现了差异(Yanikkaya，H，2003)。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

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大小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如JinJangC(2004)在研究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Miller&Upadhyay(2000)运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对TFP存在负的影响，直到贸易开放度超过了一个临界值，这种影响则变成正的。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种假设条件有关。

如在研究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Lee(1993)，Harrison(1996)，Edwards(1998)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关系，而Edwards(1992)，Sala-I-Martin(1997)，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Rodrik(2001)，Yanikkaya，H(2003)指出。以上的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研究者在检验时总是假设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而不管该国的发展水平和大小，所以造成了结论的差异。

三、结论

本文就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和评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度量方法，本文根据构建方法将其分成了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同时指出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的共同弊端，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计量分析技术检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异方差和“伪回归”问题；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些假设条件有关。

最后，我们认为在选用何种指标来测度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应当以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发展情况为依据，所选取的指标既要反映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贸易政策的变化，又要尽可能的体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而研究者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首先要对其进行仔细的定性分析，对于对外贸易的扩张或者缩减以及贸易限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变化和复杂的，而统计计量检验的使用只能作为必要的补充信息。